“岁。”
“很小的。你是学生吧？”冯驿似乎深思了一下。
“是的。”姑娘答道，但是有点戒备似的，不热切地看着冯驿。
冯驿想到这个姑娘以后就是病人的看护了，于是他又向她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你看他呼吸机没有戴，这氧饱和度还不错吧？”冯驿对身边的赵兰说，他指了指放在全金属的床头柜上的监护仪上的参数说。“这个数字正常的应该是多少？”
“60以上吧？”
“60到多少为正常？”
“60到100。”
“完全错误的。60，多低呀！病人很快就会不行的。”冯驿避免在病人面前使用“死”这个字。病人总是喜欢仔细听大夫的谈话，从中捕捉自己疾病的信息。有时候，能从中听明白一些东西，但大多数是误解。一些数字，病人不知道是否有问题；一些专业术语病人听不懂。有时候，冯驿为了避免病人听出了与赵兰说话中的弦外之音，故意还使用一些专业术语。“书上没有正常值吗？”
“不知道。”
“95%以上是正常的。90%以下是异常的。88%是警戒线。如果长时间低于80%，恐怕得使用呼吸机了，有创或者无创。你要多看看书。你来这个科室都快周了，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啊。”
“这些数据记不住呀。”
“你得下功夫，投入时间来记。重要的东西并不多。呼吸衰竭的诊断标准记得吗？”
病人的孙女儿仔细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好像能从中学到什么东西似的。
赵兰低头深思，一会儿，她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冯驿有点失望。“这也能不记吗？我不是一开始就让你把我们科的这一章通读一遍吗？你读完了吗？”
“没有看完。”
冯驿深深地感到失望。他不明白这种常考的内容为什么都不能回答出来，这说明平常就没有好好学习。医学在现在的年轻人心中并不重要。与冯驿读书的当年没法比，尽管他当年求学时曾对于医学也有过迷茫，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现在的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大退化了。不能怪这些年轻人，要怪只能怪这个社会：看不到前途；毕业了只能去低级的医院。从农村出来的回到县人民医院，都算不错的了。有些人去私立医院，过着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攻读研究生成为一种不得不选择的鸡肋。读研究生延迟了就业时间，却照样也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在当医生就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有一次，一位长期住院患者的家属看见冯驿在大年初一也去医院查房，她对冯驿说“当医生是个好职业，但不是个好工作”，说得冯驿心里酸酸的。如果是女性，我也许会哭的，他想。这话，即使再过几十年，冯驿也能记起。不是名言的名言。
冯驿不禁为现在的医学生感叹。他们太缺乏医学知识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能够回答上呼吸衰竭诊断标准的同学在冯驿的学生中不到四分之一。终有一天，医学会后继无人的。人才纷纷转行。在认识的同行中，读博士走了的、去当医药代表的、自己开诊所的、搞推销的，转行的很多。自己是无用之人。
“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办呢？学了这行，就得会这行，除非你打算转行。”冯驿对赵兰说。他觉得有点惭愧，学生没有学好，作为老师，自己也有责任。
冯驿本来想把患者这几天的检查结果向家属作个交代，但是家属似乎觉得危险期已过，都撤离了，只剩下一个孙子辈的在这儿。这姑娘不适合听病人的病情介绍，看她边照料病人边看书的样子，似乎也不在乎知道病人的病情。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咖啡味儿。姑娘冲了一杯咖啡放在床头柜上，靠在监护器旁边。
“她不能喝咖啡。”
“为什么不能喝咖啡？”姑娘问。
“喝了会睡不着觉。她本来睡眠不好，还想吃安眠药呢。”
“是我喝的。我怕睡着了，忘记了喊护士拔针。”
“咖啡杯不能靠监护器太近，水汽冒进去了。监护器上不能放杂物。”
女孩把咖啡杯子往旁边挪了挪。柜台面积很小，上面的餐具挤作一团，一双杯子快要从柜子的边上掉下来。设计者没有想到床头柜上面还要放一个监护器或者一个呼吸机之类的东西。冯驿看着这样子，只祈求柜子不要晃动。监护器的底座部分沾着菜汤或者茶水之类的水渍。
一个护士过来给病人换了一瓶吊针。冯驿看见女孩拿着一个本子，立即在记录什么东西。冯驿问道，“你写什么东西？”
“我记录下来每天的治疗情况。我爸爸让我记的。说着只要爷爷有什么不舒服都要记下来。我爷爷需要能活到我结婚的时候。”
冯驿看见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药的名字和时间，还有几点钟怎么不舒服，都记了下来，好像一份重要的情报。粗看之下以为是什么涂鸦。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冯驿想，关键是把病治好。
“你记得挺仔细的。很好，连大小便的时间都有。”
查完所有的病人用了一个多小时。“又收获了一大箩筐，每个人都有医嘱，一个人好几条，算下来得四五十条。”冯驿对他的助手说。
“我这个病人怎么办？还在发烧！叫人操心。下班我还在想这个事情。”办公室里，徐姝在那里像是自言自语。办公室里人人都知道这个著名的病人——住院前发烧0天，住院后又发烧半月了。每个大夫上班都给他用过退烧药。所有人都听见，但大家没有吱声，因为这事习以为常——每天总有人要为自己的病人烦恼抱怨。大家喜欢把令自己烦恼的病人的病情说出来，一方面可以共同出出主意，另外也可以减减压。
“就是呛了个水，一直发烧到现在。”
“怎么呛水的？”
“漂流时呛水的，共呛了两次。当天下午就发烧。”
“呛得重吗？”冯驿问。
“呛得厉害，说自己差点被淹死了。”
“还不至于吧，那么多人在一起漂流。肺上有什么问题吗？”
“成片的炎症。输亚胺培南、莫西沙星也没有效。”
“是不是真菌感染？”有人插话。
“谁知道呢？气管镜也不愿意作。”
“有这种病存在，就是说溺水会引起发热，但是我记不起叫什么病了。”冯驿说。“是一类微生物感染。”
“你帮我查查。听说你很爱学习，总看国外的资料。”
“知识得更新，学习西医，还得多看国外的书籍。国外的书籍比国内的书籍不知道强多少倍。现在不能再看国内的书籍了。读书的时代还可以多看看，再看就要落伍了。国内的书籍写得很平庸。一本诊断学教材，前面的症状诊断部分，自以为写得很完美，十年都没有改变。哪能跟国外的诊断学相比。诊断学的书没有编写好，对中国医生的诊断思维很有坏的影响。国内的医生的诊断思维趋向于一致，与吸收国外诊断学知识不够有关。同样一个问题，普通医师这样思维，专家也强不了多少，所以很多病历讨论就没有新意，讨论来讨论去就是那些东西。没有谁提出新颖的见解。”
“你说话都是专家级别的了。”
冯驿并不在乎什么专家级别的东西。即使自己是专家级别的，他也不会自视甚高。
“你不是在家经常看书？”
“看得没有你多，你都看那些高深的英文的东西。这些是我从来不碰的。”
“没有办法，我有时候还得碰科研上的东西，不得不阅读原文的资料。不看原文的怎么会获得原始信息?如果不看原文的指南，只看中国人编的指南，如何知道实际内容。”
“老杨的胸水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家属问。老杨是冯驿的一个病人，从消化科转过来的。本来是去看“消化不良”的，却在该科出现发热、肺部感染、胸腔积液而转入。在该科不过是个“胃溃疡”，这种现在是“小儿科”的病。
“没有出来，还得再等等。你儿子或者姑娘什么时候来？”冯驿说。他想等到患者的儿子来了，把结果再告诉他。毕竟年轻人的承受能力比老年人强。一个噩耗，对于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来说，能否承受？会不会一下子诱发心脏病？其实检查结果已于昨天就出来了。
“他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来。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一样的。”患者的老伴说。
“还是要来一下。我很少看见他们来。再忙也要关心一下老年人，毕竟病了这么长时间。”冯驿找了一个借口。关心不关心老年人是家属自己的事。
“他们白天要上班，常常晚上来。”
“如果我晚上在上班，就晚上找我一下。”
“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和老杨说吧。我们两个做主。孩子们不当家的。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明白的。有什么事，我们也不怕。老杨二十年前就诊断‘急性胰腺炎’，作了手术。当时快不行了，都下了病危。没想到又活了二十年。”
冯驿看见老太太说得很认真。“有什么事，我们也不怕”让他决定说出病情的真相。不过，他还是拿不定这位老太太能否承受巨大的打击。
“我们在他的胸水里发现了肿瘤细胞……”如果不是家属急着想知道，冯驿不会这么早就说。尽管最终的结论需要更多的阳性结果来支持。虽然现在证据不够强烈，结论是靠推断来得出的。但是问题的轮廓基本上明朗了，曾经的神秘的症状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老太太仍然显得比较平静，像是没有听到冯驿的说话一样。看来，老太太并没有有多大震撼，似乎已经料到了不好的结局。有那么几秒钟，她没有开口说话。
“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是不是肿瘤。”冯驿接着说。他不想让患者家属一下子遭受强烈的冲击。他需要同时让患者有一线希望。这个策略就是告诉家属没有最终确诊是否是肿瘤。
“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冯驿在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设想好了下几步棋怎么走了。这几步棋要简单有效，既不要使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也不要使病人走一条有很多不必要的检查的曲折检查过程。这是他治病的方略。
“查一下颅骨，看看这里有没有骨质疏松。”其实并非因为骨质疏松，而是需要排除一下骨髓瘤。冯驿尽可能把话说婉转些。他不想对病人造成不良的刺激，即使病人能够承受。
“还要作什么检查？”
“骨扫描。还准备请泌尿外科会诊一下，前列腺有些肥大。”并非因为前列腺肥大，而是需要排除一下前列腺癌。
尽管这些检查似乎与现在的疾病无关，家属也没有听出可疑之处来，可能是因为比较信任冯驿。
“胸水里有癌细胞，是不是说癌症扩散到了胸水？”
“只能说胸膜上有癌细胞，从上面掉进了水中。”
“怎么会有胸水呢？”
“原因很多。如果胸膜上有肿瘤，肿瘤就会产生胸水。”冯驿尽可能解释得通俗些，但又不想让家属感到害怕。如果一下子就说明这就是转移扩散了，家属可能一下子遭受很大的冲击。
“胸膜上怎么会有肿瘤呢？”
“有没有肿瘤还需要进一步地查。查清楚了，我才能告诉你。”
“有什么办法能治疗？”家属问。还没有查清楚，按什么肿瘤治疗？冯驿想。
“可以考虑化疗。不过先得查清楚。”
“化疗不能作！做不得，冯大夫。”家属说，立即拒绝了冯驿，好像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冯驿不想问家属怕化疗的原因，现在谈论治疗方案嫌早。家属心情沉重地走了。冯驿不知道她会告诉病人什么事儿，会不会让病人的情绪一落千丈呢？
“这个人是不是肿瘤？”冯驿问赵兰。
“这里不是写着发现了肿瘤细胞吗？”赵兰不解地问。
“胸水里发现了肿瘤细胞还需要确认一下，这里还有一张DNA倍体检测的报告。这个说服力比较强。”
全是细胞图，赵兰完全看不明白意思，结论令她似懂非懂。
“你看了这个人的检查结果没有？”
“看了。”。
“你怀疑是什么肿瘤？”
“不知道。”
“这个人可能是前列腺癌。尽管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症状。我们做个。0T的磁共振就知道了。”
“如何看得出来？前列腺癌会引起胸水？”
“这个血PSA升高了，明显的高。你需要回去翻书看看PSA与前列腺癌的关系。我们得知道专业之外的东西。在我们科有很多别的科疾病的病人。有些病人的病非常复杂，一个人二十种病并不罕见。我本没有打算查PSA，但是想到彩超提示前列腺增大，尽管并没有发现异常回声。我觉得还是查查比较稳妥，结果查了，还真是这个。有些东西，靠的是意外发现。下一步就是检查。0T磁共振。如果没有问题，就比较难找到原发病灶。”
“你现在送病人去作个磁共振吧。”
病人作了磁共振，结论很快也出来了，就是前列腺癌。并不小，但是彩超就是没有发现。
“一种检查的结论并不总是可靠的。如果你怀疑一个检查的结论，可以再做另一个检查。我原来有个病人，彩超报告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胆红素升高了，我怀疑他有胆管阻塞。作了一个CT，真是胆管阻塞。为什么有胆管阻塞，是因为他几年前作了胃溃疡切除手术。而且CT还怀疑有残胃有肿瘤。这个病人磁共振提示骨转移了，骨扫描可以不用作了。”
第二天，患者的儿子来了。冯驿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他问道：
“病人还能活多久？”
“这是不能预料的。如果出现肿瘤急症，他可能很快就不行。”
“有这么严重？”
“这是晚期肿瘤，不是别的病。一般不会超过1年。”
“能不能做手术？”
“不能作手术。到处都有转移，作手术切什么部位？”
“我们打算回家。”
“你父亲不打算治了？”
“我都跟他说了，‘晚期肿瘤，还治什么？’他说。他说不作化疗，太受苦。他宁愿没有痛苦早走，也不愿痛苦地拖着。他现在打算把后事都料理好。他把遗产也给我们分了。冯大夫，我爸说你是个好大夫。你给他查清楚了。虽然结果这样，他也非常感谢你。”
“怎么不治疗？他不作化疗，还可以作内分泌治疗。”
“你跟他谈一次吧。我说他不听。什么事都是他和我母亲做主。他们都不愿意治。觉得又过了0年，该知足。本来0年前的手术就差点死了。”
“你叫你爸过来吧。”
冯驿找了一条凳子，预备着病人过来。
病人蹒跚着走进了办公室。他那走路的样子让冯驿感到诧异。冯驿担心是不是病人情绪受影响，行动都不便了。
“冯大夫，你说我这是癌症？”病人声音发颤地说。
“是可以治疗的。”
“是不是作化疗？那不能作呀！”
“不一定要作化疗。如果你不愿作化疗，可以作内分泌治疗。”
“是不是用射线照？那个也不能作呀。”
“不是射线照。那是放疗。内分泌治疗是口服药物。”
“我跟老伴商量了，我们打算出院。我的想法是：宁可早一天死，也不痛苦的多活一天。你对我的估计是还能活一年，我的估计是半年。我想把家里的事情都交代一下。”
冯驿不明白为什么早一天死就没有痛苦。连病人预计还能活多久的猜测，家属都跟病人讲了，这是冯驿没有料到的。冯驿不知道家属还跟病人讲了什么。家属把什么都完完整整地说给病人听了，对病人并无好处。这是肿瘤，再也不是急性胰腺炎了；一个是有希望，一个是没有希望，差别很大的，冯驿想。
“你不要心里有负担，这是可以治疗的。”
“要说心里没有负担，那是假话。”
“你可以考虑下内分泌治疗。这个治疗副作用小，也是有一定疗效的。”
“我什么都不作。”
“内分泌治疗很简单。在家吃药就行。”
“副作用是不是很大？”
“不大。不是每种肿瘤都没有办法治疗。有些肿瘤治疗还是有效的。我可以把你转到肿瘤科治疗。”
“我不转肿瘤科。”
“治疗费用不算贵的。”
“费用不是问题。这种方法有没有用？”
“如果对这种治疗不了解，你可以找专家咨询一下。”
“我们哪里去找专家？”
“我请个肿瘤科的专家给你会诊一下吧。你向他咨询一下内分泌治疗吧。不要放弃。不要随便就放弃了。”
“好的，你请个肿瘤科专家看看吧。冯大夫，我是很感谢你的。你把我的病查清楚了。我在消化科住了很长时间，一直都查不清楚。虽然治不了，我还是很感激你的。你是个好大夫。”
冯驿并不需要病人的感激，只要病人不侮辱、不投诉自己就行。在这家医院被投诉，似乎是个大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任何一次投诉都要把原因和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尽量避免投诉成为了大夫必须掌握的一种艺术。
因此，尽管冯驿认为患者是感激自己，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一点，也不喜欢病人感激自己。总有一种半信半疑充斥着他的工作。冯驿认为自己给病人指一条好的路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病人不选择它，他只有惋惜，他从来不敢强求，尽管有时他觉得自己没有全心全意去规劝病人。病人自己选择的路，如果要后悔，也只有任他后悔去。
“你得好好去面对。不是别的病人认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是所有的肿瘤都是一回事儿。经过治疗，有些也能好好的生活。”
“经你这么一说，我不会放弃。当年患了胰腺炎，我也没有放弃。尽管医生宣告了病危，我还是认为手术能够成功。当时很长时间不能够吃饭，手上插满了管子。既然你说了，除了化疗之外，还有办法可以治疗，也没有什么痛苦，我就按照你说的治疗。”
冯驿想要说明内分泌治疗并非没有副作用，毕竟所有药物治疗，都存在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但是他担心患者误解成内分泌治疗也有很大的副作用而拒绝该治疗——那就把患者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内分泌药物的副作用，冯驿没有过实践的经验，他无法向患者去描述。患者所说的内分泌治疗没有什么痛苦，也是对的。冯驿觉得有必要让患者对内分泌治疗有个基本的了解，于是他说：
“我请个肿瘤科医生给你会诊。你就内分泌的有关问题向他详细咨询。如果你觉得可以，就按照人家的意见去治疗。”
冯驿请来了肿瘤科的大夫会诊。不知道说了什么话，病人很肯定地告诉冯驿，他愿意去肿瘤科作内分泌治疗。病人开始还有些犹犹豫豫的态度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冯驿猜不到会诊的大夫与病人说了什么话。冯驿问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病人做内分泌治疗能够活多久。肿瘤科大夫告诉他能够活一年左右，这正符合冯驿的预期。冯驿不知道病人是不是也向肿瘤科大夫问了这个问题。如果是的，那么一定是这个时间给了患者很大的信心，让他肯定了内分泌治疗。
将病人转到肿瘤科之后，冯驿松了一口气，毕竟他完美地解决了一件事情。病人对他心存感激地走了，这是他最大的安慰。病人按照冯驿所指的路，作了正确的选择，这时，他作为大夫才产生了一丝成就感。麻烦曲折的经过和最后的满意的结果，就会造成一点成就感，但并不能对冯驿的生活有什么提高。冯驿所要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这种牛马一般的工作换不来实实在在的生活。他是一只红烛，燃烧了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病人的生命，却没有什么崇高感，只有无尽的痛苦。青春就这样在忙碌的高尚却又低贱的工作中消逝了。
第二章
在上班之前，冯驿一直默默祈求今晚好运。如果遇到了一个坏的夜班，就整个晚上不能睡觉，第二天，不是八点钟就下班，而是要支撑到十二点钟左右。冯驿还有过下午点钟下夜班的情况呢。从来没有加班费。
交班的时候，韩大夫告诉他自己白天只收了个病人。病人也不重。“真叫人羡慕。你的运气似乎特别好，不仅很少收病人，而且也没有多少事儿。”冯驿感叹道。多一件事儿就意味着多一个风险。有些病人喜欢晚上来住院。白天得过且过，熬不过去，就晚上来住院。十二点钟后收的病人往往比十二点钟前收的还多，真是怪事。看病都不愿意赶早。实际上晚上住院没有任何有利之处。夜间大夫的精力差，容易出差错。大夫也少，如果遇到抢救，一个人如何应付过来？冯驿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不早点来。
白天收病人少往往意味着晚上要多收病人。冯驿暗暗叫苦自己今晚运气不会好。他打算先做一下心理准备，不急于去查房。开始了查房，就似乎意味着开始一个紧张的战斗。但是在他坐下来不过十分钟，准备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思考了一下几个重病人未来的治疗计划，韩大夫交完了班，人还没有走，走廊上就传来了家属喊叫声“快来人啊！”叫声惊恐，似乎是谁被杀了或者发现了尸体。冯驿心想，果不其然，我还没有查房，就有事干了。真背运啊，他边叹气，边快步地走出了办公室。没有办法，干这工作，总是要遭受惊吓，他想。尽管他拼命镇静下来，但是心却在蹦蹦地跳。他常有一丝担忧:常常处于这种紧张惊吓之中，自己会不会也患上心脏病，最终像那些病人一样，一活动就闷气。如果那样，还不如去死，因为自己一生什么都没有干成,却落得这样的结果。赵兰还没有来，她总是要晚半个多小时来，像一只在深深淤泥的河中开不动的船。这情窦初开的少女是约会去了，还是有意要显出对这行不感兴趣，免得老师期望过高，不断地提问题？她今晚来不来，冯驿不敢确定，她有时候就没有任何先兆的不来，也不请假。想到这里，冯驿感到更加无助。他有点羡慕韩大夫，她带教的那个同学几乎风雨无阻的每天都来。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她的身影，即使冯驿没有仔细观察她，他也能一下子认出她来。
在病房里，冯驿看到自己的那个9号床的病人手脚在空中挥舞，眼睛闭着。“是怎么回事儿？”他问家属。“不知道，吃完了饭就这样。怎么也喊不醒。”
冯驿站在旁边怔怔地看了一会儿，病人仍然在挥舞着手脚，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变化。
“大夫，你赶快救我爷爷呀！”女孩有点哭丧着脸，跑到走廊上去打电话了，一定是给家里的人汇报情况，催他们过来。
是吃饭窒息了？还是二氧化碳潴留了？冯驿心中有很多疑问。虽然他早就料到病人会有这一天的。他后悔没有来得及预先提醒家属。
女孩又跑回病房，拼命地摇着病人的肩膀。哭喊着，“爷爷，你醒醒！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说来了还要参加我的婚礼啦。”
“你先出去，我看看。”
门外很快地聚起了几个看热闹的人。
“把门关上。”冯驿对护士说。看见护士在自己旁边，他忽然想到医生办公室的门还没有关，如果有谁溜进去拿走一份病历，怎么办？护士站则完全是敞开式的。
“叫你带的同学坐在护士站看着，这会儿别打针。”冯驿对护士说。
冯驿用双手大幅度地摇晃着病人，又几次地朝病人的额弓上重重地压了下去。费了好久，病人终于勉强地睁开了眼睛，但是什么话也不能说，也不能示意什么。眼睛很快又闭上了。
走廊上呼叫器的声音响了好几遍，是谁有什么急事，或是吊针该更换了。冯驿想出去看看，弄个明白，万一另外一个病人也不舒服，比如胸痛、胸闷等，也是很危险的。这时候，走廊上有家属走过来轻声地说“15床的吊针要换了。”“你叫他把输液器关上吧，这会儿去不了。”“要等多久？”“这会儿在抢救病人。说不准。”病人家属迟疑了一会儿，还想再问什么。“我能不能自己把药换上？”“不能。”“那还要得多久啊？”家属疑惑地问。护士没有作声。
每逢抢救时总是人手不够。一遇到抢救，就把别的事儿都打乱了。
家属很快就赶来了。为首的一个，冯驿从来没有看到过。病房里很快地挤满了人，几个人同时要冲到床头，把冯驿从中挤了出来。冯驿的脚差点被踩了。
“怎么回事儿？平常都是好好地！”语气中充满质疑。
这个男家属回过脸来，严峻看着冯驿，希望得到一个答复。好像冯驿从中作了什么手脚。
冯驿理了理思绪，准备回答家属的问题。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思考如何处理病人的这个新问题。现在却不得不思考如何回答家属的问话，把如何救治病人放到第二位。
“是突发情况。他这种病人就容易出现这种突发事件。”
“现在是什么突发情况？”家属提高了嗓门，进一步质疑。一下子，他像成了抢救中的主角，冯驿似乎成了个助手。病房里其他病人及家属均看着刘德金的家属，好像等待着他下一步的指示。
“你是病人的什么人？”冯驿想明确一下这位家属的身份。
过了半晌,家属急速地才说:“我是她儿子。”说得非常快，好像怕大夫听得太清楚。后来，冯驿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二金。
有人开始哭了起来，起初是一个，后来是两个。
冯驿感到自己在这个场面中已无足轻重了，家属这会儿似乎都把他忘记了。
“你们都出去吧，我要抢救病人。”
家属陆续地走到走廊上了。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冲着冯驿发话的那个男子，不肯离开，把头凑近病人嘴里说着什么，声音中充满痛苦。冯驿劝他离开，但似乎不管用，护士又劝了一会儿，他终于离开了。冯驿不禁想道，“就这人最孝顺啊”。听见了哭声，走廊上集聚的人更多了，更多的家属关注到了这件事。冯驿不喜欢这个大场面。他觉得这会影响他的情绪，破坏他的思考力。
“你们都回去吧，别看了。”门外，护士在招呼围观的人群。
“你抽个动脉血、查个电解质、心肌酶、肌钙蛋白、肾功能、血氨、血糖……”冯驿对护士说。一连串的东西，让护士来不及记住。
“这个病人需要作个脑部CT。”
“在这儿做吗？”
“在CT室做。”
“CT不能在这儿做吗？”一个家属问。
CT机是多大的东西，需要专门的房间，且需要防护辐射，怎么能拿到这里来作。这种显示医学常识很缺乏的问题有时候真不好回答。“CT机不能挪到这儿来，必须过去作。”
“这怎么过去？”家属有点手足无措了。病人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站起来，跟着一块儿走。
“我陪着一块儿去。但是路上可能会有风险。”听见这话，家属们稍微安下心来了。
“有风险？有什么风险？还有风险？”家属有些迟疑了。
怎么会没有风险？难道躺在病房里就没有风险？冯驿想。
“旁边没有抢救设施，有这个风险。”
“那还是做吧。”有家属终于表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醒不过来？白天不是这样子的。”
“做CT看看再说。”
“做CT就能看清楚，哈。”家属附和着说。
“能看清楚就看，看不清楚再考虑别的检查。”
“你是说CT还看不清楚？”患者的一个女儿眼睛盯住冯驿，表情严肃，似乎不太信任医生的话。眼神强烈得让医生感到震惊。
冯驿一时语塞——他不知道是否可以保持沉默，这正好印证了家属的疑问。
“有可能。”冯驿说。
家属一时很犹豫，立即停止了准备工作。
终于有人说话了，“做吧！做吧！”。似乎厌倦了医生的反复无常。
尽管冯驿还有很多事要干，他还是决定送病人去CT室作脑部CT。
在经过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冯驿发现赵兰正恬静地坐在电脑旁边，手端着的水杯冒着热气。办公室里宁静的氛围与走廊上完全不一样。不知道赵兰来了多久。她应该想到一场抢救正在进行当中,因为两个办公室一直没有人。
冯驿冲她喊了声。赵兰似乎是从沉思中醒了过来，才发现一群人推着推车超前走。她以为急诊科送病人来了。
“你守在科室，我送病人检查去了。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立即给我打电话。”
一路上，冯驿忐忑不安，不仅担心病人会死在路上；同时也担心科室还有其他病人需要抢救。严格地说值班大夫不能离开科室。
路上推车推得飞快。
像多数时候一样，CT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仅是一些提示斑斑点点的陈旧性脑梗死。
“有什么问题没有？”家属问。
“结果还没有出来。”对于非本专业的问题，冯驿不便于给出答案。
冯驿决定请一次会诊。一条看不见的路有待他选择。神经科医生也许能指出这条路来。
“你先给病人作个脑部CT吧。”神经科大夫在电话中说。
“CT已做过了。”
“有什么问题吗？”
“你过来看看再说吧。”
神经科医生站在床边仔细地看了看病人手脚挥舞的情况，拿着小锤子在病人身上到处敲了敲。医生翻看眼皮，又用小手电筒照了照病人的眼睛。他询问病人是怎么犯病的。患者的孙女告诉医生，没有任何先兆，患者就突然开始手舞足蹈了，也喊不醒。像是某种癔症，冯驿想。
“他吃完饭多久就犯病了？”
“半个小时吧。”
“吃饭的时候有什么异常没有？”
“没有。”
“……”
末了，神经科医生对冯驿说，“像是精神运动性发作。”然后他告诉冯驿怎么用药。
抽血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比入院时还要好，好像不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也不像是这方面的问题。
几乎是在验血报告结果刚从网上报告出来，家属就走进办公室。他问冯驿验血的结果出来了没有。这时候，冯驿正在看最后一个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些数据进行思考。
“没有问� �。”
“这是怎么回事？”家属急切地问。
尽管冯驿也不肯定现在是什么新情况，但是他不得不作出回答。每种疾病可以出现好几种并发症。患者有好几种基础疾病，也可能有还未发现的疾病。计算下来，就可能有几十种并发症。每种疾病可能有几十种症状，而往往只有几个症状露头。线索太少，就无法破案。现代医学尽管在微观上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水平，但是在临床这个宏观方面仍是举步维艰，使用的还是很多年前就开始用的治疗手段、治疗药物。
“现在还不清楚。”说完这话，冯驿便感到自己说了一句愚蠢的话。但是无论怎么说，似乎都让家属明白什么，因为事实上，冯驿对于目前的情况，只会有某种猜测，无法有确定的结果。说话现在有点像成了口供，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又有点像外交语言，可能会被人作多重解释。
“那你按什么病治疗？”
这个问题把冯驿难住了。家属并没有问是先前按什么病治疗，还是现在。他想避开实际的问题，于是他说，
“对症治疗。”
“没有找到病因吗？”
“神经科怀疑脑部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冯驿很不情愿地说。他不想告诉家属还没有确定的事。但是家属似乎觉得医生总是什么都知道，只是为了某种目的隐瞒。
“CT不是都做过了吗？”
“明天去作一个磁共振。”
“今天不能做吗？明天做不是太晚了吗？”
需要医生解释每一个决定的原因，对于医生来说是很困难。有些东西需要从书本寻找答案。理论上说，现在作一个磁共振，明天再做一个磁共振，最好不过了。问题是夜间磁共振室没有值班人员，医保局也不准许这样铺张浪费，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可是如何同家属讲这些道理呢？冯驿想起了一个同事说起的日本医生看病的情况。日本不在乎高昂的成本，对于这种病人，每4个小时作一次磁共振。一个这样的病人可能在一次抢救中作十几次磁共振。有一次，日本医生的讨论会上就在一面墙上摆了一个病人的十几张磁共振的片子,让他大开眼界。冯驿很不喜欢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会阻扰他思考救治病人的方法和妨碍他争分夺秒地处理病人。家属询问这些问题，对于抢救病人来说并无益处。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寻找证据，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有效的方法，而不是辩论这些问题。
“有些问题，现在做磁共振太早，检查不出来。明天做比较合适。”
这个回答很难有什么说服力。但家属不出声了，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了。
“现在怎么办？”家属像是忽然恍然大悟，觉得刚才似乎兜在一个什么圈子之中了。
“药已经用上了。各种手段都用了。如果还不见好转，就很危险。”
“有什么危险？”
家属并没有考虑到有死亡的危险，似乎死亡与他们从来都不沾边。对于常常海上航行的水手来说，海洋的凶险他们最有深刻的记忆；对于观众，看电影并不能了解海洋的凶险。冯驿不能确定家属是否真的没有认识到病人的风险。
“他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也可能会死亡。”
“可能会死？”家属几乎难以置信，感到非常惊诧，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医院会死人的。医学科普作得不好，冯驿想，应该首先教育人们生死只是一线之间，就像如果要进行国防教育，首先就得告诉受教育者：战争随时可能打响。此时还活着，彼时可能已经死了。生活中多少这种例子：一场车祸、心肌梗死、触电、公交车爆炸、割喉……，不胜枚举；多少精英猝死！
“快想想办法吧！”有家属在哭求。家属心中有一丝希望，而冯驿心中没有希望。家属的希望让他感到很大的压力。
多少急症，一旦发生，就木已成舟。一个老病号，要死在自己手上，冯驿感到悲哀。多少次，从危险边缘把她救治过来了，没想到结局竟这样。曾经多少努力，现在终化为泡影！
冯驿认为需要把家属召集起来，宣告一下病情。冯驿觉得自己达不到病人家属的期望，并非他不努力，是客观情况不太好。那么多的疾病集于一身，终会有这样的结局,但是家属认识不到。在前些天的日子里,当冯驿告诉他们病情的时候，家属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疾病会带来多少风险,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多了一种常见的疾病。这种疾病如此常见，让人对它掉以轻心。似乎人们对它很有把握能力，就像我们对于自己的邻居、同事如此熟悉，但却想象不到他们某一天可能会杀人一样。
办公室里的凳子不够用。赵兰又找来了几个凳子。十几个人，包括冯驿，形成一个圆圈状的图形，就像一个圆桌会议，但之间只有空白的地面，并没有桌子。办公室又像平常一样挤得满满的。空气充满了某种异味。逼仄的环境让冯驿感到有点紧张。一句话不和或者突然诱发出的家属怒火都可能把暴力引向冯驿。人群中突然跳出一个疯子，拿出一把刀子扎向冯驿，他就会被直接刺中，身后的办公桌让他没有躲让的空间。即使被杀了，也没有人为他伸张正义，因为杀医易于被人看-成只是一场纠纷，而不是谋杀。因此冯驿说话小心翼翼，并且显得非常谦恭,就好像是家属比冯驿对于医学知道得更多，他不敢在他们面前下断言，也不敢以权威的口气说话，以免触犯家属。但是他那种说话方式并不能让家属收敛一下咄咄逼人的无礼的态度。现在，大多数家属都持有相似的看法，在他们眼里，病人的这种状态全都是冯驿一手搞成的。他的女儿现在在冯驿的眼中有点陌生了。虽然她没有说出什么对冯驿无礼的话，但也没有说一句表示理解的话。冯驿不能指望她来缓解目前紧张的气氛。时间过去了几小时，抢救毫无成效。看来，再多的时间，抢救也不能发挥作用。家属现在只把希望寄托在磁共振检查弄清楚情况上。
赵兰感到有点发困了，她看了看表，快到11点了。这是她平常的睡觉的时间。她觉得自己现在随便倒在地上就能睡着，就像春运火车站上那些候车的人。她想趴在桌子上打个盹，但现在不是时候，因为马上就要同家属谈话了。想着今天晚上熬夜，明天就不能看书学习了，她焦急地看着冯老师。后者似乎根本不知道现在是晚上，不知道睡觉是个重要的问题。似乎今天晚上在所有的事情之中，这是最不重要的。现在，冯驿似乎不弄几个小时，就不会停下来。
今年是赵兰学医的第五年。也是学习中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完全是在医院度过的，像一位医生一样辛苦，却没有任何报酬。在外科就往往因为手术耽搁吃不好一餐饭。一餐饭可能会推迟四五个小时吃，甚至一天只能吃二餐。在内科就是就是书写各种文书太浪费时间，此外就是随时可能出现的让人紧张崩溃的抢救——每一次抢救就像随时突发的小战斗。这种生活让她过一年，她觉得自己还能够忍受，但是如果让她一生都这样活着，她感到自己非得在什么时候自杀不可。她喜欢像自己的父亲在乡下干着赤脚医生的活儿一样，没有任何紧张急迫，受人尊敬，也不受到患者家属的滋扰。她不是某种特例，她的同学几乎都怀有这个想法。想到将来要过这种令人崩溃的生活，就忧虑重重。除了两三个同学不打算考研之外，其他人都准备考研。那两三个同学或许是有什么别的门径，有的不打算当医生；有的认为读完研究生后还得找工作，不如现在找工作；有的有关系，不到毕业就知道自己将来在那里工作。赵兰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的父亲先前只是一个县医院的医生，没有很广的交际。她希望自己像别人一样，还没有毕业就知道将来的去向，这样她就什么事都不用担忧——担忧如何养活自己和父母亲，担忧自己的男朋友与自己分别。她只需要安心地学习医学，满足她的兴趣。临床实习是很重要的，同学们有不知道的吗？可是考研的人很少有人去医院了，即使去医院也提不起劲来，因为实习只是眼下重要的事，而读研是决定自身未来的命运，是更重要的事儿。医生的工作忙碌得像赶火车，工作中甚至连上厕所都没有空。没有令人羡慕的报酬，更叫人难以爱上这个事业的是总要面临的来自家属殴打人的风险。为什么要学习这门专业，大部分人都表示后悔，甚至连他们还能够养家糊口的老师们也感到后悔。除了考研非得看书学习之外，似乎没有人对学习感兴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