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的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没有拿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很兴奋的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做百分之一百从而在杭州组建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以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这种描绘被后来很多批评家和作家信以为真，于是在这一种描绘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多奇异和浪漫发挥。
当然，批评文章也得有趣味，写出黑白两分的棋场拼杀或球场争夺当然更热闹也更好看，更方便局外人来观摩和评点，但我怀疑这样写出来的文坛门派武打图景，就像我们对以前“创造社”“语丝派”“第三种人”“山药蛋派”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就像我们以前对国外“新小说”“荒诞派”“垮掉的一代”等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也杂有过多的简化、臆测、夸张甚至扭曲，与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不可尽信的。前不久法国有权威材料披露毕加索晚年曾对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誉为立体主义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的，这可能就得让很多艺术批评家一时不知所措。
可见切合实情的知人论世并不容易。一个作家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开列一个简明的配方表，即便开列得出来也不足为据。作家们之间的意识观念有没有差异呢？当然是有的。对这种差异有没有必要来给予分析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门派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
“文化寻根”意识的浮现，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等是重要推手，贾平凹、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虽然有关言论不多，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重要呼应。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政治化走到尽头后的自然求变，是全球化激发本土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批下乡或回乡知青作家生活经验的如期发酵。但正如我说过的，“寻根”只是有关作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并非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寻根”不可能孤立发生。作为当事人之一，我相信自己在当时写作《归去来》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文学写作的滋养，包括受到马原、残雪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我感谢他们。而我这些作品中的弱点，比如生硬之处、造作之处、虚浮之处、偏颇之处，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的宽容，包括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对“寻根”之举实在看不顺眼，但还是不失风度和不失厚道，给予了尽可能的尊重，没有发动政治或道德的打杀。我同样感谢他们。
我感谢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温暖和亲切，使我们这一代写作人得以走过昨天。
当时有一次我和冯牧、朱小平三人同一趟列车从北京前往长沙，免不了车上的长谈。冯牧老先生于我大有文坛宗师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对我当时的写作给予了坦诚而温和的批评。我当时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但没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我就在天涯海角听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悔：当时目送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车站人海中，我完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起码事后也应该写一封信，以答谢他对我的一片好心。
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匆匆日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一类挥之不去的遗憾。
000年11月(最初发表于000年《上海文学》。〉灯下心情南方的自由海南岛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内地舞台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天边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一一尽管那时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道路上连一个像样的红绿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诱惑着我。
我喜欢绿色和独处，向往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岛。
事实上，这个海岛很快也不那么安静，因为建立经济特区，因为一个时代的发展机遇，它云集商贾，吞纳资财，霓虹彻夜，高楼竞起，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一个新的生长点，聚散着现代化的热能和民族的欲望。但是，作为一种代价，在很多地方，这种经济高热似乎总是以某种文化的低俗化为其代价。公众的目光投向了金钱，无暇投向心灵。港式明星挂历和野鸡小报成了精神沦陷区的降旗纷纷飘扬。流行话题灼干了拜金者们的闲暇和判断力，甚至起码的正义感。很多文化同行对此不能不慌，不能不开始内心深处高精度的算计和权衡。
在身边人影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命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不迫一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不需要你预付悲壮。
初上岛的两年时间没有写作，为了生存自救也为了别的一些原因，我主持了一本杂志的俗务。我不想说关于这个杂志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说说我对它的结束，惋惜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愤世嫉俗者也志得意满之后，在一群清高文士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需告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产业就可以与你没有关系。一些断断续续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些文章不是美文，也没有什么高深，尤其在时下的文化淡市，甚至连标题也很难招引什么读者。我完全知道。因为种种原因，严肃的写作在当前差不多确实巳经成了一种夕阳产业，甚至是气喘吁吁的挣扎。我也完全知道。但这些丝毫也不妨碍一个人在遥远的海岛上继续思考，继续凭一支笔对自己的愚笨作战，对任何强大的潮流及时录下斥伪的证词。
这是我在南方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在相同的条件下作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作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今天，大街上的自由都有太多的口香糖味而引人生疑。比如“免费”，比如“闲暇”，比如“奢侈”，比如“不负责任”……这些乐事在英文中确实都与（自由V’共名，都分享着“自由”的含义。这个词条中恰恰没有诸如“独立思索”之类的地位。但人们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认识到这个英语词的浅薄。人的自由是这些，但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正好相反，自由常常表现为把自己逼人绝境，表现为对这些词义的熠熠利诱无动于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