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
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一九九九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很多人多年不见，面容已经悄悄走形。比如几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还是个毛头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发暗的沧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见我的白发肯定也吃了一惊，只是不一定把这种吃惊残酷地向我通告。
那几天真是把会开疯了。除了正式的议程，人们意犹未尽，邀请阿里夫，里克(八土10教授加开讲座，介绍美国思想学术最新成果，邀请黄平也加开讲座，介绍三峡工程和农村乡镇企业的现状，以至大会生出了无数自发性的小会，以至最后一天从三亚回到海口以后，有人见别人整理行装便着急：“怎么就不开会了？”
人夜，他们在海滩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滩上一行行足迹看去，暗夜中不见他们的身影，只有说笑声在腥咸海风中远远地飘来。
我在一棵椰树下听着这些声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凡教授家里，看到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国著名学者佩利‘安德森（户.八谈他家庭以及谈他父亲的长文，使我感到亲切。因为安德森两年前访问海南岛时，是我陪着他去寻访他父亲的遗迹，在海口市面德胜沙老城区一带转游，还因为开车误入单行道而被警察罚款。当时他无意中问起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得知《天涯》讨论过的种种话题，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他说这些都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怎么感觉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以后给他邮寄刊物。但他并不懂中文，让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奇怪也有点滑稽。
我想像他在离海南岛很远的地方打开一本《天涯》，翻过一页页他根本不认识的字。也许那正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种最为正确的阅读方式：任何字与词都是过眼烟云，都是雪泥鸿爪，都是不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只需要轻轻抚过这些空白的纸页，只需要在触抚中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另一双手的体温。
那么，我和同事们五年来也只不过是编出了一本本空白无字的《天涯》，五年来向读者说了很多的同时又什么也没说。《天涯》将来还要一年年说下去，但同时一年年又什么也不会说。连绵无际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伪证：空白在法庭上从来不足为凭。
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
好了，同事们已经一致同意我辞去社长，把我的名字从杂志版权页社长名目下删除。我祝他们下一步干得更好，而且留下一个私人茶杯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说以后来串门时还可能用得着。
000年9月(最初发表于001年《视界》，后收入散文集《然后》。〕杭州会议前后有些中国人喜欢赶外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新名词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名词用得合不合适。“另类”啊，“偶性”啊，“此在”啊，“不及物”啊，这些舶来语有时用得牛唇马嘴，但只要用上了就有足够的酷和炫，足以让某些听众肃然起敬。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进口名词水货的推广商。
类似的情形其实在外国也有。有些汉学家吃中国这碗饭，于是也得赶中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最新动态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动态是否真有价值。“寻根”啊稀粥”啊，“凹凸”啊，“棉棉”啊，这些文坛快讯下面常常没什么像样的研究，但只要一手甩出几张消息牌来，其论文也就有了中国通的气派，让同行们不敢低看。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国文化的快嘴包打听。
虽然都是赶时髦，但中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材料，进口业务重点并不一样，甚至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决定的交换格局0全球化就得讲究全球分工，正像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出技术加上发展中国家出原材料，便合成出皮鞋、衬衣、电视机。因此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学术批评上也只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能提供点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
这也没什么，中国人讲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学术批评当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计较各方对外贸易的什么顺差或逆差，什么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问题在于，诚实而能干的跨国研究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总是为数有限，对来自异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
一旦误读和误传得离了谱，事情就可能会闹得有点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说到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一九八四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一九**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
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起码还有点发言权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历程？
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一九八四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牵头召开的，杭州市文联等单位好像也有参与。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充满着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印象中有作家郑万垄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当时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们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八十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但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说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们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是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被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受到重视。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虽然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巳见诸《参考消息》，但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也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