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那一年的数学考得不难，让我差点一举拿下满分。好在那一年的所有科目都考得不算难，而且高考几乎成了一项新鲜的改革壮举，考生们像当年的红军和八路军一样在社会上广获支持。单位上点名放假以便我专心复习功课，同事们热情为我打探消息和收集复习资料，教育局开办了一些免费的备考辅导班，名义上尚未取消的家庭政治审査在实际上也变得十分宽松……凭借方方面面的这些关照，几个月以后我居然得到了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当时我再一次出差旅行，正在大西南的一列夜行列车上，看车内的旅客睡得七歪八倒，看窗外黑浪般的山影悄然无声地汹涌而来。
我这才隐约感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一纸录取通知书对于我的命运有多大改变，也从不相信这份通知书注定与我在一九七七相逢。我似乎永远会是我。但如果没有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大学对于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后来很多生活事件对于我来说也可能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伴。他比我年长几岁，老高三的高才生，聪明而且好学，只是因为当年已经成家，有家庭负担的拖累，就没有参加那次高考。这一机会的错失使他一直待在他那个国营工厂里，一直到工厂在市场竞争中破产，一直到他在郊区靠喂猪谋生。我后来见到他的时候，他因夫妻的不和，女儿的失业等等闹得满脸憔悴，目光微弱而涣散，背也过早地弯曲如弓。
他支吾了一下，几乎不想说话。
如果全国恢复高考能早一年，早两年，早三年……大学教室里的那个座位为什么不可能属于他而属于我？若干年后满身酸潲味的老猪倌为什么不可能是别人而是他？一个聪明而且好学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教授、医生、主编、官员或者“海归”博士从而避开市场化改革下残酷的代价和风险？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个人，是人世间的一颗微尘，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和时代，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所谓小势可造，大限难违，是之谓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无法向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热烈致敬。我从老朋友一张憔悴的脸上知道，在命运的算式里，个人价值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不是加法的关系，而是乘法的关系，一项为零便全盘皆失。作为复杂现实机缘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我们这些社会棋子无法把等式后面的得数仅仅当做私产。
这道最简单的算题，无论何时都不该被我们算错。
1997年9月(最初发表于1997年《人民日报》华南版，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八景忆雪由于移居海南，已经多年没有看见下雪。这次回乡探亲，刚下飞机时还只听见机翼上有沙沙雪子响，进得城来却已经满目皆白，积雪掩道。汽车爬到一个斜坡时突然力不从心，手刹、脚刹以及大轰油门全不管用，车上人也来不及跳车，只能眼睁睁地随着打横的汽车向后滑一一幸好身后没有悬崖。这样的事情在热带海南真是不可想像。
我回乡之前已同老李在电话里约定，这次度假，全家随他到八景老山里走一走。李是我当年插队时的领导，与知青相交甚好，后来到老山里任职一干就是八年，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其实我当年的一些“插友”，当年也曾在老山里落户。那时的八景，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冰雪景象，总是与雪地里一行曲曲折折的孤寂足迹相连^因为下雪才有农闲，有闲我才可能进山访友，而无雪的八景我根本无缘相见。我曾一次次兴冲冲地步行三十来公里，奔赴雪山里的火塘、趣谈、烤红薯、口琴声和《三套车》，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讨论。
我当然知道，同学们眼下早已不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回城并且眨眼工夫就已被忙碌生计镂出了额上的皱纹，已经在下岗的话题和麻将的哗哗声里生出了白发。也许是久违的缘故，这些日渐解散的男女形体线条，这些热闹的话题和麻将，使我不无陌生之感，使我常常有点词不达意。我一次次把梦中三十来公里的雪地足迹抛向他们，又一次次地清楚地明白，那足迹的尽头会有太多的空白。
我不会玩麻将，也无力让这些老友免于下岗，免于艰难生存中不无必要的自我麻醉。也许我的八景之行只不过是对某种空白的突围，去寻找某一只旧梦的残迹。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一场壮剧或悲剧已经散场，演员早已纷纷离去，而我只能去探访冰天雪地里一片空空荡荡的舞台和布景，弯腰拾一缕袅袅的余音。布景仍是大雪，仍是高山流水扑面而来。汽车呻吟着从一段深深的泥泞中挣扎出来之后，潜人了八景的谷地。路边仍有一间木屋，但那位女同学早已不再在这里喂猪。山那边仍有一列红泥土屋和一个球场，但那位男同学早巳不再在那里当夜校民师。他们不再会从窗子里突然探出一张绽笑的脸，让我看见他们破烂的棉袄，还有脸上的泥点或头上的柴灰。
他们的八景峒甚至面目有变：大坝拔地而起，高峡绽开平湖，一个水面浩阔如海的大水库淹没了往日的家园。当机动渡船在水上剪开碧波并且剪碎一匹匹雪山倒影，我知道当年的知青点和很多山民的旧居，就在这些哗哗倒影之下，在湖水黑暗的深处，由那些鱼龙寂寞地守候。
山里太静了，静得任何一丝足音或一声喘息都赫然膨胀了好多倍。不仅当年的知青们早已离开了这里，连山里的好些农民也正在迁出山外去闯荡世界，留下路边一栋栋或一间间的空房，留下了鸟啼的空空回声。老李告诉我，附近还有两个大水库，三湖相接，风景秀美，可惜没有人来这里开发旅游。他见到他的熟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含糊其词，把我们这一家外来人描述成一个可能的投资者，夸张我们的身份和财富背景，似乎要强迫我们一家成为山民们眼里兴奋的闪光，在这多雪的年关，给乡亲们送一线致富的希望。
一群水鸟从岸边的丛林里惊飞而起，没人远处一片皑皑白雪之中。我不是投资者，但不想更正李的含糊和夸张。我能够理解八景的希望一如果不抓住旅游这条出路，如果不把这里的青山绿水变成商品，我不知道这些寂寞山民怎样才能与现代的资本洪流接轨。但我也知道旅游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想像高速公路把购买力和各种垃圾同时源源不断地送来，可以想像不久之后在这里灯红酒绿的度假村、烧烤尝太阳散游艇以及日本的电声设备和美国的可口可乐。我可以想像山里的女儿们怎样浓妆艳抹地去表演一些夸张的所谓民俗，而山里的少年们怎样穿上呆板的保安制服并且过于谦恭地去接受小费。到那个时候，人们也许会实现温饱和富足，但是就我的记忆来说，八景这一剧不仅是演员们已分飞离散，连最后的舞台和背景也都会彻底更换，幻变成金光闪闪的香港或者曼谷一一那也许不错，但它还是八景么？还是我的梦乡么？那是不是记忆大幕最终落下来的时候？
一段岁月最终成为空白的时候，还会有大雪吗？还会有雪地里独行人留下的曲折足迹吗？而那些足迹又会通向什么人的不眠之夜？
我在问你。
你知道我在问你但并不期待回答。你知道很多事我不会说出来。你还知道汽车碾着残雪驶下大坝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过像是从一张巨大的老照片中逃出，从依稀往日一头撞入了陌生而耀眼的现实，向公路尽头的地平线飞驰而去。
1998年月(最初发表于1998年《湖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协会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我终于接受领导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
说心里话，我对作协这一类机构是抱有怀疑的。由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类文学衙门在进人九十年代以后已经活力渐失，更有少数在市场化的无情进程中败相层出，苟延残喘。有些在这类机构里混食的人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向政府和社会要点小钱然后把这点小钱不明不白地花掉。这类机构正当的前途，当然应该是业余化和民间化，但革命没法冒进，原因是现有人员得有个地方吃饭。这就是我也当不成改革英雄的处境。
我明白，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只能上一点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在我看来，作协其实并没有太多正经事情可干’比如作家从来不是什么作协培养出来的，开餐馆、拍广告等“以副养文”又有不务正业和自我糟践之嫌，算来算去，别把杂志社的编制和经费浪费了，也算是件事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