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楼大厦正显现新的社会结构，展拓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较为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统一着所有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不分东西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人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浸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甚至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品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厘拔地升天，正把天空挤压和分割得十分零碎，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文士张潮在《幽梦三影》里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雅趣，连同它所根植的旧式宅院，似乎已被高楼大厦永远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相当多数如今已习惯于一边吃着快餐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旅游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步人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在汽车急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游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
这不能不使人遗憾。
遗憾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
1995年5月(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报》，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導己语母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兴冲冲地乘机从美国直飞香港，心想就要到中国人的地盘了，总算可以把中文大讲特讲了，也就是说口腔可以不再惨遭英语折磨了一一我的蹩脚英语确实与口腔刑具无异，常常一个单词卡住，就把我卡得满头大汗两眼发直。
傍晚时分，飞机在九龙启德机场降落。我从舷窗里巳经看到机场周围诸多广告牌上久违的中文字：香烟、旅店、西洋参等等，一个个字都让我激动万分，似亲人在列队迎候我远游归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出机场就傻眼了，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傻耳了。无论是的士司机，还是小店老板或路上行人，都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而且只要我说国语，他们大多给我一种茫然或厌恶的脸色，像对待一个叫花子。一辆黑色汽车开到我的面前，怪叫一声，突然刹住，跳下几位黑衣港警将我团团包围，还是哇啦哇啦地塞来我不懂的话。直到我情急之下冒出一句：“界一I’匕卯⑶乂？”他们才重新打量了我一眼，客气了许多，说这个这个，他们是公事公办检查证件，看我一个大陆人的模样，看我深夜独行还提一个旅行包，颇像案犯携带作案工具，所以不得不生出几分疑心。他们对此表示“缩锐（对不起啦广。
一场虚惊对于我来说倒也没什么，看港警们的风驰电掣动作神速，也让我亲历了一下警匪片的气氛。我大为不快的只是，这些黑发黄肤的同胞居然对国语疾言厉色，对英语恭敬有礼，把香港当什么地方啦？英语不就是一种语言吗？凭什么在全世界畅通无阻而且到了中国的地盘还可充当高等人士的通行证？英语不就是“擂的死(女士广和“煎特焖（先生广以及“狗粪〈女朋友广吗？不就是“花生屯〔华盛顿广‘牛妖（纽约广‘我太花〔渥太华广以及“没得本〔墨尔本V’吗？不就是全世界风尘仆仆的“逼得你死（生意广以及好莱坞那些“酸的馒头（多愁善感广和“爱老虎油〔我爱你广吗？……为什么我到了珠江流域还要受这种鸟语压迫？还不能自由呼吸中国人的母语？
我怒气冲冲，在心里把国语大大地自我优越了一把，这才在警车消失的大街上吞下一口恶气。
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自那以后，我每次到香港’都发现中文的地位居然节节升高。先是机场有了亲切的国语广播，接着很多商店的招聘广告都申明会国语者优先。最后，在接近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已经不容易见到我的几位内地朋友了。他们忙啊，忙着各种各样的国语业务，常常是约我餐馆吃一顿饭，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急匆匆要到培训班或者某人家去当国语先生，据说不少高官和巨商都是他们的学生。这使我十分开心，情不自禁地在大街上把国语说得理直气壮、威风八面，似乎我是香港人民不请自来的免费语言教练，甚至我就是刚吃完牛腩粉的中国主权，已经提前来接管香港了。我自知这有点可笑，因为国家外交部并没有派我来充当语言先遣队，香港流行英语其实也不算什么缺点，相反倒是这个城市较为国际化的特征之一。我只是高兴没有人再来找我一口国语的麻烦，高兴自己见证了国语的耻辱地位终于结束。
一位西方语言学家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地位指数，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的数量（这一点上汉语比较牛皮取决于这种语言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经典的数量〈这一点上中文的表现曾经还不错、还取决于这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全部物质财富总和的多寡(这一点上中文的排名可惜至今仍然靠后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耻辱地位的结束，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军队轰隆隆的车队即将开进香港这个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罗湖桥海关那边八十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正在全球的文明舞台上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香港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当然，同样是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若要彻底结束自己的耻辱地位，路还长着呢，决不是我在香港大街上大叫几声所能奏效的。
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来的时候，我有再多的汉语也没使上什么劲，只能在家看看电视。其时我的书桌上多是英文资料，因为我正在翻译一本书。我得坦白地说，尽管我觉得英文有很多毛病，但它还是一种很丰富很漂亮很了不得的语言，不会比中文更高级也不会比中文更低级。要说低级，只有那些一句外语也没嚼烂、却操着一张国产嘴巴对西方世界一个劲地要全盘崇拜或者全盘说不的人，才一定是低级^其发言资格起码就殊可怀疑。你先把人家的字母表整明白了再来全盘地指点江山行不行呢？你要爱要恨悉听尊便但首先多一点对西方的深度了解行不行呢？
我缺少这种深度了解，所以我拒绝各种全盘之说。我拿起电话与一个在香港的朋友通话，听他说说香港的大雨、回归庆典以及股市上的回归概念大行情，然后我顺便鼓励这位老知青别光顾着发爱国财，从长远来看咱们还是要把外文学好，至少要把英文学好：英哥丽媳(英语〉万得福（好得很）啊。
1996年6月(最初发表于1997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九七七的运算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初未能使我动心。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我一开始十分怀疑。因为此前不久那次流产了的高考我也参加过，自信考分不低，不料后来冒出一个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冒出一场全国性的“反复辟”运动。在我当知青的那个县，据说所有的考卷没评分就封存起来化了纸浆，给我一种大受其骗的耻辱感。我自认为从此多了一分清醒，不再相信在领导印象、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之外，还能有什么公正考试。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高考一事不闻不问。适逢有关方面安排我采写一本有关革命历史的书，我被遣往湘西、江西、陕西等革命老区收集资料，频繁整装出差，出入于炮火隆隆的历史，完全成了一个备考热潮的局外人。直到考前不久我回到单位，发现周围差不多所有的青年朋友都已经报名，发现他们把复习要点和重点公式一类贴满墙壁备忘，这才有心头的七上八下。有一个平时写家信都要借纸笔的人，也拿着几何难题得意扬扬地考我^凭着他那一叠乱七八糟的数学题，竟声称他正在北大和武大之间做志愿选择。这真让我吓了一跳，也有点不甘心。
这样的刺激受多了，我终于却不过朋友们的纷纷鼓动，抗不住革命形势的轰轰烈烈，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确定参考，算是拿命运再赌一把。我的复习时间已经不多了。屈指一算，最薄弱的数学科目也只有十来天的业余准备时间。这就是说，对于我这个初一之后就下乡务农的人来说，我差不多每天要攻下一本数学，每天要啃下两三册历史或地理，才能马马虎虎地把应考内容过一遍。至于从严要求精心准备，从何谈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