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不怀好意地眨眨眼：“哈哈，你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
“没有，没有。”我急了。
“不，你一定是到他们家去了！哈哈阿毛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她在竹床上翻了一个斤斗，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奇耻大辱。竹床吱吱呀呀响。
“我去了是狗。只有你才去，只有你才去１
“你说了，他们家的花好看！”
“我没说好看，我没说好看。”
“你就是说了，你就是说了！你赖！”
我愤怒地猛扑上去，把姐姐推下竹床。她的两腿朝天虚蹬了几下，有尖声放了出来，是哭了。父亲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的鼻子下面一片血光。父亲骂我，她就哭得更加有劲头。
我气冲冲地走出门去，看外面昏昏的街灯。罗家女人在那边摇着大蒲扇：“阿毛，来来来，我给你掐痱子。我喜欢你。”
我装作没听见，没有去。
好几天我没与姐姐说话。为了昭示我对屙吃困一家的蔑视依旧，我第二天就用泥巴把那道墙缝塞住了。我还很解恨地朝那边的房顶上扔了两个石头，怒气冲冲地喊：“打倒屙吃困一”
墙那边没有声音。墙那边的回答推迟了二十年，成了机械冲床咣当咣当的某种恐吓^那边已经改成一个街办小工厂了。我重返旧居，回忆起一九六五年我家离开了这里。就在离开这里的第二年，我的父亲死于“文革”最初的迫害浪潮。尽管他把我那位逃避农民斗争的地主爷爷送回乡下去交给农会，尽管他把我家的这所房子捐献给了国家，他还是没有被革命阵营接纳，没有逃脱厄运^这些事是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的。
旧居已经苍老。原来的砖房外又搭建了一些偏棚，如同繁殖出一些寄生物，把小院子都挤占完了。我以前住的那间房，眼下成了一个饮食店，门前堆着一筐白生生的猪骨或牛骨。父亲的那间房则成了一个五金铺，但蛛网封门檐草森森，看来早已倒闭。西墙竖着一辆胶皮板车，上面还挂着尿片。
没有人认识我。当年的罗家、王家、张家等等全换上了一些陌生的面孔。我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搬走了。
至于疯子那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只有墙基的蚂蚁依旧，仍在一线线地爬行。它们从二十多年前爬到了现在。我想起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孩子们就常常玩蚂蚁。我用一只死苍蝇分别引出两个窝里的蚂蚁，让它们分头回去报信，引来各自的蚁军争夺蝇尸昏天黑地大战。看着蚁头蚁肢蚁钳纷纷被咬下来，我兴奋得手舞足庭‘，常常唱出电影里的战斗音乐为它们助威。
199年5月(最初发表于199年《光明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四月二十九曰
四月二十九日，我的女儿平安无事，上学没有遇到车祸，玩耍没有摔断胳膊，也没有什么男同学欺侮她，用一块石头或铅笔盒把她砸得头破血流。报纸上说，有一个孩子这一天里被黑帮绑票，黑帮拿了赎金之后还是撕了票。警察发现的孩子，是水缸里已经腐臭的碎尸。我在夕阳中听到女儿的声音，是她放学归家时的歌声，从远远的楼下传上来，我这才确认死者是一个四川老板的孩子，不是我的女儿。
四月二十九日，我的母亲活得很平静，没有吐血，没有昏迷，没有大病之中的那种幻觉，从床上跳起来硬说门后藏着一个姓王的仇人，让我对着空空的门后感到毛发倒竖。她也没有乘人不备跑到街上去，然后让我们全家满街去寻找。她也没有自虐似的穿最破的衣，最破的鞋，对桌上的好菜视而不见，只是用一杯开水下饭，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吃。她在这一天的风铃声里，是一个健康而和善的母亲，在窗子那边埋头做针线。看我来了，同我谈谈天气，谈谈阳台上跳动的风铃声和花草。
四月二十九日，我依然活着，依然吃了早饭，依然吃了早饭还吃中饭，吃了中饭还吃晚饭。我没有被官员敲诈，没有为了乞求盖上一个图章而对官员满脸谄笑，并塞给对方一个红包。我没有被小贩坑害，没有吃下买来的伪劣食品之后冷汗大冒腹内绞痛，被送进医院后动手术看到输血管里红红的液体翻着气泡。四月二十九日，我在这晴天少云的一天里没有听到普报，没有在四散奔逃的人潮中挨炸弹，被一具无腿的尸体绊倒在地并发出绝望的喊叫。我的四月二十九日里没有地震，没有癌症，没有空难，没有解聘的通知，没有小报记者们的诽镑浪潮。我的四月二十九日只是书房里慵懒的哈欠，还有几个友人不太重要的电话。有一个电话是天津作家蒋子龙打来的，他说尽管那边有一个副主席踢烂了一扇门，他还是打算来参加海岛上的笔会，过两天就能与我高兴地见面。
我也给几位亲人或朋友打了电话，发现他们都还活着，声音都很丰满，是一种来自啤酒和海鲜宴席的声音。
四月二十九日，我在漫长的历史中喝了茶，在浩阔的宇宙里洗了一个头。我在秦始皇修长城之后修剪自己的指甲，在波黑的大炮声中唱着《美丽的西班牙姑娘》。我听见时间在钟表上流逝，在初春的树枝上生长，在远处工地上的起重机上尖晡，在我的大脑里—层层累积。我摸着自己的头发，好像触感到了自己是一个自己。
四月二十九日是幸福的一连串突然。
1994年4月(最初以法文发表于1995年法国《观察家》，后收入散文集《海念》。〕阳台上的遗憾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以人为转移，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说起来，似乎南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北人较为尊从客观实际。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降雨量偏多，云雨当头时四野茫茫，如果行人没有随身携带指南针，就很难像在北方多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又比方说，北方平原地较多，建房不常受到地形限制，可以建得四向方正，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人人心，很难有南方的一份模糊和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建筑也就多有蛮风留影。尤其到海口市一看，这里尽管地势平坦，并无什么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少有直的和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种种偏门和曲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以及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种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它们不像北方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梁的定向都不越雷池，严格遵循天理与祖制。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合。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某些宅院与，北方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比方有一些耳房和偏间，可供主人安置男仆和女佣。这些宅院也是很讲究家族合和的，有东西两厢，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庞大宗亲体系，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大团圆。在那大堂里正襟人座，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油然而生。倘若在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宅院里咯血和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成了比血缘更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人口的节育化和一胎化，旧式宅院的两厢三进之类已十分多余。要是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人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节约用地成了绕不过去的硬道理。中国十多亿人都要住好房子，岂能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古建筑风格诚然需要保护，某些老街和古镇诚然值得珍惜，但今人不是为古人活着的，高楼大厦就是我们惟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人对四合院一类津津乐道，不分青红皂白地怀古和恋旧，我们不必过分地凑热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