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房产公司安排别的人家来人住五号，那户人家兴冲冲地来看房子，但一听说闹鬼，就大惊失色，一去不返。
因此五号房至今一直空着。
收费表中的五号名下，月月都是空白。这也没什么，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要奔赴空白。只是五号少女竟走在我们的最前面，倏忽而逝，我完全没有料到。我对她的面目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她每天夜里归家，大概是在中学晚自习后归家，一上楼梯就必定超前地朝三楼大喊一声：“外婆，开门^”
楼道的路灯总是坏了，她在黑暗中用高声大叫为自己壮胆吧？她的高声呼叫与故意重踏的脚步渐成定规，成为了这里夜晚的一个部分。一旦消失，夜深人静之时，我仰望泼入窗口的银月，会觉得夜晚缺失了什么。
五号房的铁窗很快锈了，木门也蛀眼密布，落下厚厚的粉尘。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像摘下枝的果子，失了灵魂的躯壳，没有了生命，腐朽得特别快。常常有老鼠从五号房门下面的缝里钻出来，使过往的行人发出一声尖叫，震落心头的喜悦或愁闷。有时候，一枝来历不明的白丁香，会出现在五号门前，不知是什么人所赠，不知是为什么而赠一一这是我的想像。
终于，我向供水公司的收费员缴足了水费，包括为六号男人垫付了他该交的那一半。我的事情就算是完了。
199年6月(最初发表于1995年《家庭》，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那年的高墙母亲的老家在湖北西部，与父亲的老家相隔不远，但分属两个县。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很少听父母说起那里。惟一与老家有联系的，是我对爷爷的印象。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斑驳的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了，那边就有了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向我们摇着一条女人的头巾：“阿毛，拿洋火来——”
我吓得不得了。
疯子是在学爷爷的腔调。爷爷是瞎子，要抽烟的时候，总是这样朝家里有动静的地方发出呼唤。除此之外他很少说话。他经常穿着灰色长衫，坐在阶檐下晒太阳，听我们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眼皮间或微微张扩一下，显出他还是个活人。他圆圆的脑袋很柔和，像一只褪了毛的猫头。有时候我故意不给他火柴而给他一块瓦片，或者躲在他身后不吭声，他也不发火’咕哝几下，又朝刚才有动静的地方呼唤：“阿毛，拿洋火来啊^”
他在我们家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回乡下去了。后来就听说，他死了。那时的我不会注意他是怎么死的，也不会久久地记住他。只记得他每一餐要吃很硬很硬的饭粒，而且夜里有点发梦癫，常常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喊叫：“来了！？来了１不知道是什么意如此而已。
倒是邻家的疯子总是重演他的语调，要时时提醒我们什么似的。街坊邻居的小把戏们对疯子兴致勃勃，也纷纷模仿他的模仿。
“阿毛，拿洋火来一”
“阿毛，拿洋火来^”
像是一大群幼龄爷爷的大合唱。
父亲非常生气。拿来一根竹篙，扑打得墙砖啪啪响，把疯子轰下去了。但墙那边还有敲桶的声音和爷爷永不消失的留言：
“阿毛，拿洋火来一”
父亲操一把菜刀往墙上碰得当当响：“你再疯，你再敢过来，我剁了你的手，割了你的舌头！”
墙那边终于安静下来。
我还是睡不着。一直给我摇扇子的爸爸早已鼾声响亮，扇子滑到竹床下。姐姐也蜷曲着身子入梦，一条沉沉的大腿压在我肚子上。我仍然看着高墙上的夜空，看流星偶尔飞过。我很着急，怕疯子再次冒出墙头，甩砖头或放火什么的。家里人怎么还能这样睡大觉呢？我想把家里人都叫起来警惕邻家的夜袭，但又怕他们笑我胆小。他们正睡得香甜，睡出很劳累很不高兴的样子，总是皱着眉头或者哎哟哎哟地呻吟。
我总算熬到了很安全的白天，我去外边玩，见邻家的孩子擦着鼻涕朝我笑。“阿毛^”我讨厌阿毛这个名字，装着没听见。
他们更加来劲了：“阿毛，你的瞎子爷爷呢？”
“阿毛，我们到你家院子里玩玩好么？”
我退入门，把门紧紧关上。我很少同邻家的小孩来往，母亲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让那些野崽子进院子。我现在有一把红红绿绿的木刀，看守这张门就更加坚定和勇敢了。那两个小孩还是要进来，挤门，嘻嘻笑，而且不怕我的木刀。一不小心，我的木刀在门缝里夹断，我气得哇哇大哭。他们见势不妙，赶快溜了。
他们没有这样的木刀，更没有我家漂亮的庭院和房子，只有糊在脸上的鼻涕’旧鼻涕干成壳子了，又糊上新鲜舁涕，层层叠叠，像糊鞋底的糨糊。南边的一家姓王，姐弟两个总是打架，互相骂娘，然后父亲抄着扁担来把他们统统打出门去。有一次当姐姐的躲在我家大半天不敢回去，用竹竿去偷取她家的饭篮一她家厨房正好有一个窗口对着我家的院子^居然成功了，让我觉得非常激动。王家的父亲还经常自杀，而且总是去街头那口公用水井。据说他好几次等井边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就光着膀子，冲着井口烧香，叩头，骂子女不孝骂自己腰子痛有风湿，然后向东南西北的各路神仙一一谢罪，再往井口里钻。但他每次都没死成，只要别人一放下绳子或竹竿，他就紧紧抓住了。每次的结局都是这样，不免有些单调得有点让我失望。我总是听母亲向罗家的女人打听他的下落。“他哪里舍得死呢？下去洗个澡。”罗家女人这样说。
但罗家女人连连叹气地去王家，好像要去分担什么悲痛，为善后这件惨案做点什么。
罗家在我家北边。罗家女人的屁股肥大无比，我总是担心她洗澡时一屁股坐下去，就会把脚盆里的水挤得一滴不剩，甚至把整个脚盆粘起来。她时常摇摇摆摆来访，讨点米潲水或者烂菜叶，以便养大她家的猪；有时候还来我家院子里寻点车前草，说是用来煎药治病。她特别关心街对面的俞三婆婆，差不多每次都要向我母亲叹息：“哎呀呀对门街上的俞三婆婆没有细崽子没有九多……”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九多”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记得她一口气说这么长的句子时有腔有板就像唱歌，很好听。
罗家再过去，就是张家。张家老头卖西瓜，拍着搓衣板似的胸脯说保证是红瓤。顾客当场剖开，白的。张老头又愤愤拍着搓衣板：“甜哇，你吃你吃！虽说白瓤但它甜哇１
至于西邻，就是疯子家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最瞧不起这一家。有一次我问父亲他们姓什么，父亲说：“屙吃困。”
“屙吃困是什么？”
“你想想，一天到晚只是屙屎、吃饭、困觉，不叫屙吃困还能叫什么？剥削阶级都叫屙吃困。”
我觉得好笑。
父亲朝墙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呢。”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怀娥铃就是小提琴，就是当年高墙那边偶尔飘溢过来的好听的声音。那时我以为父亲指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比方说是鼻涕，是尿湿了的床单，是电影里狗特务的电台耳机之类。
我和哥哥姐姐很快把邻家奇怪的名字编成了整齐有力的口号，诸如“屙吃困狗屎棍”“屙吃困锅里蹦”什么的，准备用来对付疯子的挑衅。不料疯子很快就不见了。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去墙那边交涉，以转业军人和革命干部的身份，终于迫使他们家把疯子送去了医院，也就把爷爷的声音送走了。从此，墙那边除了偶有一两声咳嗽之外，再无任何声音，寂静得令我奇怪。我怀疑那一边的人早已经死了，死去很久很久了，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外人从他们家门前来来去去，还以为那里有一户人家。
其实那里还有人，还有一位母亲和兄妹俩。疯子是他们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我有一次用竹签挖蚂蚁窝，在墙基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发现那边也是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挤着，甚至爬上了一角屋檐。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有这么些毛呢？丑不丑啊？难道大人都有这种丑物么？
我看看自己开裆裤，没有发现毛，觉得有点高兴，也有点扫兴。
晚上乘凉，我看着星空，终于忍不住问姐姐：“屙吃困家里有好多好看的花，你看见过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