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八十年代曾经还不错，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中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门觉得你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新闻出版局的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的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这种困境并没有使我感到绝望，倒是使我暗暗满意和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世逻辑。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经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
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士，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随和以及不失公道，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没有估计错，她终于在我强词夺理的鼓动下同意伸出援手，暂时中断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接下这一个烂摊子。她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巳经办过好几本杂志。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从另一方面说，本人的人生原则，向来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学自传中，我还非常潇洒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而且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改初衷。可是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为一捧烫手的栗子改写人生。
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是不会对朋友说不。我曾经开玩笑说，幸好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将是最容易成为窝藏或窝赃犯的人选，这时要把这一捧烫手栗子塞给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韩少功。他对我说，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份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但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因为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穷急了眼的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简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我在会上谈到了杂志改刊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我也与一位身为文学理论家的朋友在茶馆里深谈了很久，鼓动他来出任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或者兼职副主编，但他对此基本上没有兴趣，在以后的电话里可以与我东拉西扯问寒问暖但从来不谈到杂志。我知道，他的怀疑或冷淡并没有错，他没有理由和义务要把自己的精力搭进这个已经死到临头的《天涯》，并且对我的远景描绘信以为真。
产品改型编杂志就是一种生产，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术，需要产、供、销环环流畅。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天涯》首先面临着原料不足的障碍。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巳经进入了一个黯淡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人土改或文革一样纷纷投人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扎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的前卫和崇高之举。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绝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买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这就是说，虽然有史铁生等一些优秀作家的鼎力支持，但《天涯》仍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这句话事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人的语言勘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人内”的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们都注意到了编辑的特殊做法：比如对原稿中的错字病句只标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种资料的真实原貌。《作家立场》的栏目也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按照英文V也打的含义来定义“作家”，即把一切动笔写作人都纳入“作家”的范围，当然就使很多学者都有了参与《天涯》或者说与文学会师《天涯》的机会，《天涯》也有可能从三流文学来稿中突围出来，得以开发和汲纳文学家之外的广阔文化资源。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堤外损失堤内补”“作家少了学者上”的策略。我和蒋子丹都预感到这个策略行之有效，因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大潮渐退之后，经过国际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新的矛盾正在浮现，人们对现实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欲出，九十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呈现出一次新的再启蒙即将到来的征兆。相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疲惫和空洞，这一次轮到理论这只脚迈到前面来了，于是再启蒙首先是在思想界发动，理论而不是文学成为了这个时候更为重要的文化生长点。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次再启蒙使这个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完全改写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版图，在很多方面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纪录。关于市场化问题、全球化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主与宪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道德与人文精神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问题、教育问题、传媒问题、腐败问题、农村与贫困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后来都逐一成为《天涯》的聚焦点。《天涯》参与或发动了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是这一再启蒙的推动者，也是这一再启蒙的受益者。一批作家化的学者和一批学者型的作家在我们的预期中走上了文化前台，释放了挑战感觉和思维定规的巨大能量。作为这一过程的另一面，这些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大大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