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当时没太顾及对方的处境，没考虑人人自危的整个政治大形势，一怒之下撕了信，又拿出两百多元钱，立马寄去北京，算是彻底清偿了这些年他们的资助。她只是寄钱，没有写一个字。
其实我们家这时候并无还钱能力。因为父亲的失去，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挣回钱，包括农场里的我姐。父亲的积蓄也撑不了多久，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紧起来了。母亲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好几次去打听有没有地方愿意雇人写大字报，但人家一看这家庭妇女的模样，都觉得这种谋职滑稽可笑。她又想去给人家做保姆，遭到子女的全体反对，而且在一个革命化的时代，雇保姆似乎不是件光彩事，没有人给她提供机会。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整齐排列在桌上，然后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我也帮她调派着这些小硬币，看着它们银光闪闪地列阵待发，心里十分踏实。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以至我到现在还保留了嗜咸的恶习。我们退了一间房，变卖了一些家具，直到上级机关最终办下了遗属抚恤卡，让母亲和我每月能领到一份钱，最困难的危机才算熬过来了。
父亲的政治结论仍然前景不明。每到晚上，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总是不由自主地搂抱她的双脚，怕她离开我去当保姆，更怕她一时想不开寻短路。节日和假日的时间漫长得令人生畏。邻家来了客人，锅盆碗盏叮叮当当，笑语和肉香朝我家里灌，使我不得不关紧门窗，或者用铁锤敲打什么，发出些惊天动地的声音，以便扫荡自己的心烦意乱。这个时候母亲也不耐孤寂，~会带我去街上走走，其实没什么目的，不是要买什么东西，只是把一个个商店胡乱看去，或者挤在充满狐臭和汗臭的人群中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能够在“文革”之外来展开命运的想像么？不能。因此我们只能在大字报中寻找希望，比方看到一些教授、演员、将军的自杀，就知道同难者众多，不幸遭遇彼此彼此，我们如果不因此而宽心，但至少可以少一些孤立之感。比方我们还看到北京或上海的形势逆转，看到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批判，使曾经红极一时的派别正土崩瓦解，那么迫害家父的那一派是否也将好运不长？——这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暗自高兴的想像。虽然我后来知道这种想像纯属无稽，发现那些迫害者还是在节日里炖出肉香，对什么人倒台了或者什么路线结束了，一点也不着急。
我们不能在大街上安居，因此我最害怕的时候是往回走，在凉粉担子的当当小锣敲出的深夜里走回熟悉的大院，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房门^咔嗒一声，门锁开了，一手推开满屋的黑暗。我们怎么又回到这个小屋？我们为什么只能回到这个小屋？我拿这个漫长的夜晚怎么办呢？
三伯伯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长沙的。我猜想表哥一接到钱就知道我母亲误会了，但很多事情没法明言，也不便由他这个军官来说，只好请老人走一趟。三伯伯就这样带着四岁的小孙女南行，一路上停停走走，最后在一片荒地下了车‘^据说整个铁路线处于半瘫痪状态，火车站被红卫兵占领，列车没法进站。她们是半夜下车，两眼一抹黑，摸索了好几个小时，到天亮时分才跌跌撞撞找到我家。我听到楼下有人喊，推开窗子一看，只见一老一少两张满是煤灰的黑脸，四只眼睛眨了眨，似乎是笑了，根本没法分辨谁是谁。一个旅行包丢在地上，看来她们已再没有气力把它拎起来。
“你们找谁？”母亲问。
“快叫舅外婆，快叫哇这丫头！”是湘西老家人的声音。
“你是德芳……”母亲怔了片刻，露出了惊讶之色，很快又把神情整顿得非常冷淡你怎么来了？”
我高兴地跑下楼去把她们接了上来。三伯伯一进门就抱着母亲痛哭，母亲则显得冷静许多，虽然也红了眼圈，但连连劝三伯伯去洗脸，去换衣，去吃面条。三伯伯当然吃不下，冲着一碗面条又哭。
小姑娘对大人们的哭声有点害怕，偷偷向我身边挤靠。她叫小红^那年头叫这个红那个红的小孩很多。
她第一次见到我，却不怎么畏生，很快就胆敢揪我的鼻子和耳朵。她也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判定为小红，比如图书上的小兔、红旗、苹果、小房子、风筝等等，她一看见就笑，一笑就指着说这是小红。”然后继续翻页寻找下去。
离开图书以后，她对我的一个大贝壳羡慕不已，也指着它宣布：“这是小红。”
我得意洋洋把哥哥带回家的一颗手榴弹找出来，向她讲解这家伙的威力。“这也是小红吧？”
“不。”她不喜欢粗粗黑黑的军用品，让我不免扫兴。
我指着桌腿上一颗冒出头的锈钉子：“这是小红。”
“不，不！”她更急了’“这是你，是你！”她想了想我的名字，总算想出来了这是小叔叔！”
我指着我的一双破布鞋：“这也是小红？”
她气得跑过来要打我，追得我东逃西躲，怎么也没法摆脱她要抓要撕的两只小手，最后只好逃进男厕所。“我要屙尿了！”
她毫不犹豫冲进来：“我要看你撒尿１
“哈哈，你是女的，怎么进了男厕所？”
她想了想这个问题，噘着嘴退出门去。
我是真要小便了，但没料到刚解开裤子，突然听到小红的哈哈大笑一她极其狡猾地又溜进来，弓腰缩头，手指我的裤裆：“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
我来不及拉上裤子，当下窘得一脸通红，心想怎么碰上了这么个疯丫头？
她一路欢呼着跑回家去。三伯伯哭笑不得，拍了她脑袋一下，责怪她这么大了也不知羞。她背靠着奶奶，黑白分明的眼珠朝上翻了一下。
三伯伯拉着她要走了。.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就要走，要走到哪里去。后来我从另一个姑妈与母亲的谈话中，才知是母亲请她们走的。母亲太要强了，坚决不受三伯伯退回来的两百多元钱，也不愿她住在我家，说是担心我家连累他们。我的另一个姑妈叫四伯伯。她几乎要哭了，说她住在工厂集体宿舍里，十几个人一间房，都是睡高低床，有些女工还有妇科病，厕所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大人就不说了，小孩子怎么能住在那种地方？天啊天啊我拿她们怎么办呀？嫂子你心别太狠……母亲仍然冷冷地说，我们这样的贼窝子，怎么敢高攀他们革命干部？
“你不要翻老账了。他们当时也不是没办法吗？”
~“我不是翻老账。我是怕她们这一次来，与我们扯来扯去，到时候又添上新账，影响他们的前途。我可担不起这个罪责。”
母亲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无理。大院里还是迫害者们当权，警惕的目光经常有一下没一下地投向我家，谁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事？这样，三伯伯她们无处安身，在这个城市只呆了两天就走了。我瞒着母亲去找过她们一次。她们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房间很暗很潮湿，我进房门后好一阵才能看清房里确实有人，确实是她们。三伯伯呆坐着，还有二十几个小时才能上火车，但她无事可干就只能呆坐着。小红在哭，脸上被蚊子咬出十几个红点，又被自己的手指抓出了一道血痕。三伯伯闪闪烁烁地说道旅店蚊子臭虫太多，又说没什么没什么，这孩子真是太娇气。“痒什么呢？一点都不痒。蚊子咬几下痒什么？”
她坚决不允许小红的皮肤痒起来。
她说有苹果，定要洗给我吃。出去寻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水，便说用毛巾擦擦算了好不好？
我吃了半个苹果，然后带小红出去玩。我让她骑在我头上，从中山路游到黄兴路，想好好地当一回叔叔。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只能带着她多看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说街头的爆米机，药局里的老虎皮，还有消防队红色的救火车等等。我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总算还好，有一个小店里卖绿豆沙，五分钱就可买一碗^我的钱刚够。我买了一碗让她吃，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她掩藏着自己的高兴，吃了一小口，眼睛朝上翻了一下，像是看头上油漆剥落的楼板。她的短腿吊在椅子上，不停地前后甩动。
我吐了一泡口水，袜在她脸上的红斑上，说孙悟空被蚊子咬了就是这样止痒的。她笑着说她已经不痒了。
也许是吃高兴了，她说小叔叔，我给你唱支歌好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