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唱吧。”
她从悬吊双脚的高凳上跳下来，背着双手，冲着一个脏兮兮的墙角鞠躬敬礼，把这里当成了演出舞台。刚要开口，她又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我脸上没有抹红呀。”
“不要红，你就这样唱吧。”
她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她咿咿呀呀唱得不太清楚，我开始没听明白，一旦听明白了便顿觉恐惧，继而愤怒：“不要唱了！”我大喝一声。
她吓了一跳。
“唱得一点也不好！”我恶狠狠地说。
她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火，哇哇哭乱了一张脸。后来被我拉着往回走的时候，两脚乱蹬乱踢，把鞋带都踢散了。
四我以为小红会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件事的，这是我的错误。十几年后她再见我的时候，已经是通体散发出成熟气息的大姑娘。她对那一天早已没有任何印象，只是一个劲要我洗手。她的未婚夫以及大哥哥全家都一个个热切地要我洗手，对我的手争先恐后地给予关心，使我擦了三道肥皂也暗自惭愧。
他们为我摆上了丰盛的饭菜，安排了防疫病的公筷，然后神色紧张地讨论流行病，流感、流脑、乙肝、甲肝、二号病等等。她的未婚夫说了一个乡下人边揉面边揪鼻涕的笑话，小红，哦不，现在是小虹了一一对他投去开心和欣赏的目光，抿着嘴带头笑了，于是全家也哈哈大笑。
首都的周末之夜充满笑声。小虹关切地问我是怎么来他们家的。我说坐地铁。他们立即齐刷刷惊恐地睁大了眼，说你怎么能坐地铁？地铁最危险了，万一断电什么的怎么办？万一有传染病怎么办？他们强烈要求我今后坐公共汽车，再不就打个电话来，让你大哥哥派车去接一接。
吃完饭，表哥披着他的将军服，正要同我说说中东战争。他的几个下级探头探脑来求见首长，进门后立即熟门熟路地把小筐荔枝和小箱鱿鱼送进厨房，并且对包括我在内的首长家人一一强加媚笑。表嫂嗔怪地说，老王你怎么又这样？被称作老王的理直气壮：“这有什么？我这次出差广东，一点也不麻烦么１
表哥只好放下中东战争，去与他们在客厅里应酬。我无事可干，只好看看他家的书柜，看看成套的党史、军史、哲学以及政策。书柜旁边挂有一只巨大的龙虾标本，冲着我张牙舞爪。
表哥送走了客人，又过来与我聊天。他说你还在作协工作么？你们文艺界也真捣蛋。你看现在那些流行歌，成天就是爱呀爱的，战士要是都爱来爱去，还怎么打仗？
我想说明作协不等于文艺界，我更不是文艺界，没法对流行歌负责。
他没等我伸冤就说：“我不准他们唱了１
“你这不是违反政策吧？”
“哪来那么多政策？打得蠃就是最大的政策１
然后，他再次叮嘱我下次来不要坐地铁了，地铁太容易出事。我说我坐公共汽车，不会坐地铁了。”
“对，不能坐了。”
“我不坐了。”
“我马上要出差。不过不要紧，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住什么招待所？那多不卫生，就住到家里来么，这不就跟你家一样？好不好？嗯，我跟你说，不要坐地铁了埃嗯？”
我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是再次谈地铁还是谈招待所？我只能含糊地点着头，看他急匆匆地寻找话题，似乎心事重重没话找话。
我有点后悔到这里来了。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骑到大哥哥的肩上，抢过他的军帽或者挂上他的皮带，而且愚笨得总是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那么来这里做什么？三伯伯已经去世，死于咯血，死前常闹耳鸣。我只能瞥一眼她睡过的那间房，那张床。那张床拥抱过一位老人的夜晚长达几十年^她给过我苹果，长相也与我极其相似一亲人们都这样说。因此我忍不住想像我的鼻形，我的眉形，我脸颊的线条，曾一次次淹没在那张床上的黑夜里。那是不是我呢？为什么那不是我呢？如果说人都是首先以其面相而存在并且被人认知的，那么床上的面相为什么不就是我的一部分？
是我曾经在那张床上咳嗽然后耳鸣和咯血？
母亲曾经一直不让我们子女来这里走亲戚，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就是那样做的。那一次我下火车时太晚，没法去找住处，我宁愿提着沉重的行李包走到天安门，在广场坐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去敲响大哥哥家的房门^尽管我知道那繁密的灯海里有我的亲人，是的，是亲人。我在广场橘黄色的灯雾里抱着双臂，有点冷。
我那次离开北京时听另一个来京的亲戚说，大哥哥一家在“文革”中其实也很难。他每次随军队去制止武斗，都是带血回家，一进家门就偷偷溜进厨房，洗掉脸上或身上的血迹，偷偷给自己包扎或换药，不让老母亲知道真相。亲戚说这话的时候，眼里红红的。
这些事都很遥远了，以后会更加遥远，被我淡忘。就像小虹一样，我以为她至少可以记住绿豆沙，我下定决心踏进这个家门，至少还可以同她说说这件事。
但她不记得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哪怕她能记住这首曾深深刺痛我的歌也是好的。不，她也不记得了。她的大眼睛里纯净得什么也没有。
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说返程机票已经订好，是明天的飞机(其实是五天后的飞机〉，我今天算是告别了。真是不巧，真是不巧。表哥全家都为此遗憾。小虹送我去汽车站。她问我什么时候再来。她把她原来读中学时的那幢教学楼指给我看，把他们家原来住的破楼房指给我看，把她现在取牛奶、游泳、看电影、订做蝙蝠衫的地方指给我看。她偏转头的时候，Ru房高挺突出。
我毫不怀疑，长安街上秋夜里流淌着的橘色光潮，能够哺育太多这样美丽这样爽朗这样充满自信的少女。
她以前的名字叫小红。
这是小红。
199年5月(最初发表于1996年《福建文学》，获同年福建文学奖；又发表于1997年香港《明报月刊》。后收入散文集《然后》。〉收水费我居住河西的时候，所在那一幢住宅楼有四个门道，每一门道五层，每一层左右两户，共计十户人家。每到月底，供水公司的收费员来看一下总水表，给各门道填发收款通知。几天后，待各门道的水费集中了，收费员再来总取。这样，我们这个门道每月得轮出一个经手人，帮供水公司逐户抄表收费。
我也当过经手人。这是我结识邻居的机会，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逐月积累下来的一叠收费表上，他们都只有房号，只是房号。比方说，我就是三号。
十号每月的用水量总是大得惊人。大概这一家孩子多，而且全家正轰轰烈烈生产致富，不知从何处接来一大包一大包的旧塑料袋，把它们拆开，洗净，装包，再送到某个工厂去。家里成了小作坊，工业用水的消耗自然非同一般。敲开十号的房门，机器的嗒嗒声和流水哗哗声立即扑打我满脸满怀，使我面肌隐约发麻。应门的常常是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孩，小圆脸黑乎乎的。户主呢，在堆垒如山的原材料和成品那边，大概手头正占着活，或者不方便爬过山来，只是从里屋抛出一两句粗粗的嗓音，算是忙者的回礼。小孩显得很懂事，立刻把我引向水表，搬开挡道的鸡笼、脚盆、锄头，还有几大包产品，手脚十分麻利。完成这浩大复杂的工程之后，水表才从卫生间的一角探出头来，你才可以用扬腿劈胯的高难动作，让一只脚越过某个高高障碍，探向湿漉漉的水泥地，让上身尽可能趋近鸡粪味，也趋近水表。“又是十八吨半！”小孩看清了表上的数字，向父亲传报了陪同核查的结果，不再说什么，熟练地找来一支烟和一盒火柴递给我。我不要，他便把烟叼到自己嘴上，笑得天真而淳厚。
八号的用水量总是最小的，小得简直如用香油，没法不让人生疑一他们会不会用破坏水表的手段偷水？八号门外的楼道已被这一家侵占，是一个日益扩张的废旧用品仓库，竹篓、旧铁炉、破竹床、包装木箱或纸盒，勾心斗角地靠墙堆码，如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展品，把楼道挤得日渐狭窄，只容人们侧身通过一一行人免不了常对八号门报以白眼或嘀喃咕咕。要是扛一辆单车从这儿经过，那就更为难了。稍不小心撞坏了一块藕煤，这家的女人就会拿着藕煤碎块找上门来，罪证确凿，非让你赔偿不可。不过这一家倒不乏革新能力，比如去他们家不用敲门。门旁有一按钮，你按一下，便可听得门内隐约悦耳铃声，后来我听说那是男主人用一台破电子钟改装而成，足见其心灵手巧。待铃声落定，男主人一张脸从门缝里露出来，脸瘦鼻尖，两眼眯缝，直到看清来人，才笑容可掬并且让门缝更为扩展。收费似乎惊动了他全家。几双神形酷似的眼睛齐刷刷在他身后汇集，都警惕地盯着我，如列阵迎战乞丐或窃贼或敌国特使，使我不由自主心怯腿软，进退无措。八号男人一定从我的脸上看到了怀疑，反复说明他家用水少的原因：拖地板用洗过菜的水啦，洗脚用洗过脸的水啦，冲厕所用洗过脚的水啦，再加上家里人口少（丨），再加上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岳母家吃住，家里一个月用不了多少水等等。这与那些用磁铁块控制水表的偷水贼岂可同日而语？说实话，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看他家的水表，黄锈水弥漫在表内，看不大清楚。八号男人说不用看，他巳经査过了。墙上贴着一张纸，就详细记载着他历次预先自査的数据，算是对收费工作的紧密配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