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一位同行者说的。这样说，无非是为了钱，为了获得变节的理由，为了获得他一直所痛恶的贪污特权。他昨天还充当沙龙里的演员和票友，玩玩血性的民主和自由，今天却为了钱向他最蔑视的庸官下跪。当然也没什么，他不会比满世界那么多体面人干得更多，干得更漂亮。
你的拒绝使你陷入了谣言的重围。谣言使友情业兴盛，是这些业主的享乐。你的所有辩白都是徒劳，都是没收他人享乐的无理要求。他们肮脏或正在筹划肮脏，所以不能让你这么清白地开溜，这不公平。他们擅长安慰甚至拉你去喝酒，时而皱着眉头聆听，时而与服务员逗趣说笑，没有义务一直奉陪你愤怒。或者他们愤怒的对象总是模糊，似乎是酒或者天气，也可能是谣言，使你在失望的同时继续保持着希望。他们终于成了居高临下的仲裁者和救助者，很愿意笑纳你的希望，为了笑纳得更多便当然不能很快地相信一加一等于二。
你期待民众的公道，期待他们会为他们自己的卫士包扎伤口。不，他们是小人物，惹不起恶棍甚至还企盼着被侥幸地收买。真理一分钟没有与金钱结合，他们便一哄而散。他们不愿掺和矛盾，不想知道得更多而且一再恐惧得哆嗦。他们突然减少了对你的眼光和电话甚至不再摸你孩子的头发，退得远远的，退到远远的安全地带，看诽镑与权谋从眼前飞过，将你活活射杀在地，看你鲜血冒涌。他们最终会鼓动你爬起来，重返岗位去捍卫他们的几个小钱一你怎能撒手丢下他们不管？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呢？
事情就是如此。你为他们战斗，就得为他们牺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们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买的希望。
你是不是很生气？
现在想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真生气了，当了几天气急败坏可怜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记了理想者从来没有贵宾席，没有回报^回报只会使一切沦为交易，心贬值为臭大粪。
决心总是指向寒冬。就像驶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远去的背影不再回来，毫不在乎岸边那些没有尸骨的空墓，刻满了文字的残碑。多少年后，一块陌生的腐烂舷木漂到了岸边，供海鸟东张西望地停栖，供夕阳下的孩子们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关于老狗的歌。回家啰^他们看见了椰林里的坎烟。
人是从海里爬上岸的鱼，迟早应该回到海里去。因为海是一切故事最安全的故乡。不再归来的出海人，明白这个道理。
你也终归要禅失于海。作为一条爬上陆地的鱼，你没有在人世的永久居留权，只有一次性出人境签证和限期往返的旅行车票。归期在一天天迫近，你还有什么事踌躇不决？你又傻又笨连领带也打不好，但如果你的身后有亲情的月色，有友谊的溪流，有辛勤求知和拍案而起，你已经不虚此行。你在遥远山乡的一盏油灯下决定站起来，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权势面前腿软，都认定下跪是时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这并不特别困难。同行者纷纷慌不择路。这些太聪明的体面人，把旅行变成了银行里忙碌的炒汇，商店里大汗淋漓的计较，旅行团里鸡眼相斗怒气冲冲的座位争夺。他们返程的时候，除了沉甸甸的钱以外什么也不曾看到，他们是否觉得生命之旅白白错过？上帝可怜他们。他们也有过梦，但这么早就没有能力正视自己儿时的梦，只得用大叠大叠的钱来裹藏自己的恐惧，只得不断变换名牌衬衫并且对一切人假笑。
你穿不起名牌，但能辨别什么是用钱胳肢出来的假笑，什么是由衷而自信的笑一一这圣战者惟一高贵的勋章，上帝惟一的承诺。
你背负着火辣辣的夏天，用肩头撞开海面，扑向千万匹奔腾而来的阳光。你吐了一口咸水，吐出了不知今夕何夕的蓝色。有一些小鱼偷偷叮咬着你的双腿。
这是一个宁静的夏日。海滩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人，一个黑影，在小树林里不远不近地监视着你。终于看清了，是一位瘦小干瘪的老太婆，正盯着你的饮料罐头盒耐心等待。旅游者留下的食品或包装，都能成为穷人有用的东西。
你有点耻辱感地把易拉罐施舍了她。她抽燃一个捡来的烟头，笑了笑：“火巴。”
你听不懂本地人的话。她在说什么？是不是在说“火”？什么地方有火？她是在忧虑还是在高兴火？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谶言。
她指着那边的海滩又说了一些什么。是说那边有鲨鱼，是说那边发生过劫案，还是请你到那边去看椰子？你还是没法明白。
但你看到她笑得夫真。大海旁边的一切都应该天真。
你将走回你的履历表沉默，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什么也不用说。你拣了几片好看的贝壳，准备回去藏在布狗熊总是变出糖果的衣袋里，让女儿吃一惊。你得骑车去看望一位中学时代的朋友，你忙碌得在他倒霉的时候也不曾去与他聊聊天。你还得去逛逛书店，扫扫楼道，修理一下家里的水龙头^你恼人地没看懂混沌学也没有贏棋甚至摇不动呼啦圈，难道也修整不好水龙头？你不能罢休。
你总是在海边勃发对水龙头之类的雄心。你相信在海边所有的念头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一定都是海的馈赠，是海的冥隐之念。
大海比我们聪明。
大海蕴藏着对一切谶言的解释，能使我们互相恍然大悟地笑起来。
1991年9月(最初发表于1995年散文集《海念》。〉走亲戚
三伯伯来看我们。三伯伯就是三姑妈的意思。老家很少对妇女的称呼，女人大多用男人的称呼，只是在称呼前面加一个“斜字，比如姑妈就是小伯，姐姐就是小哥。
三伯伯的男人在躲日军的时候去了贵州，给共产党送药品，被国民党特务杀了。也许幸好他这一死，三伯伯一直守寡，穷得靠卖盐茶蛋为生，经常忙了一天还赚不回半升红薯。土改时她的成分被划为手工业者，又是烈属，成了革命依靠对象。让她当了几个月的妇女会会长，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一年水灾，她的茅房被水漂走了，日子实在没法过，便把儿女两个送进城来，托付给我父亲。大表哥被我父亲带人部队，当了兵，还读了军校。大表姐则在城里继续读书。据说大表姐初来时一头的虱子，母亲洗了三大盆碱水，又给她剪一个男头，才把她剪出个有鼻子有眼的人样。她的书当然也没有读好，母亲带她去考城北女中时，她还总是把“手”字写成“毛”字，把“目”字写成“木”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要写错，“常”字上面总是写成“？”。父母后来一说起这事就要笑。
他们兄妹两个年幼失父，所以特别懂事和用功，也给我家很挣面子。大表哥后来当了空军军官，大表姐读完中专后去了西北一个矿山，也是劳动模范。他们的成绩总是成为父亲教训我们的理由。你们看看，大哥哥入党了，大姐姐立功了，还当上工段长了……父亲带领我们索性取消了表哥表姐的“表”字，让我们一家自豪得更加完满。
我对那一段没有什么印象。我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比方说我出生以后第一个抱我的是大姐姐，她当时还惊慌地说，舅妈舅妈，这伢儿怎么这么难看？一身的毛啊！我也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我在街上走丢了的那一次，大姐姐听说此事时正在洗脚，她立刻吓得哭了起来，鞋也没来得及穿，赤着脚就跑出门去找我，狂奔乱喊简直疯了一样……我应该记得这件事情的，不知为什么居然记不起来了。是不是我真的脑子有了什么毛病？
每逢开学，我们姊妹几个便兴奋地等待，等待工作在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寄来礼物。钢笔、球鞋、计算尺……都是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贝，一般还有十元或二十元的学费。其实我是白等和傻等，因为我还没有上学，即便上学也永远在家里处于幼稚的地位，没有资格得到那些赠品。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把那些东西分给了哥哥姐姐，桌子上光光了。他们高兴，我也跟着高兴，跟着他们在几间房子之间不停地蹿来蹿去。
父亲死了之后，我们首先通报的亲戚就是他们^三伯伯当时就住在表哥那里，在北京某部队大院。
很久没有回信。我问过母亲，不料她冷冷地说：“你说谁？”我说大哥哥没有来信么？”
她说：“回没回，我不晓得。”
我说他应该来信的。”
她说：“你以后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点不妙。后来才知道，大哥哥是回过信的，只是回信较为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绝于党和人民之外，没敢再说别的什么，甚至没有提到他母亲是否伤心。整篇信还没有写满一页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