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医生起身拿着病历走出门去，隔了一会儿，他面带难色返了回来。
“方大夫，这张诊断书是孩子兵团要的。”罗老师将兵团的来信拿了出来。
方医生无可奈何的说：“为了控制知青病退返城，院里开过会，要求不放走一个健康人，也不误诊一个病人，孙大夫不同意门诊开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书。”
“病人没有杀人放火，这又不是司法鉴定，有病开个诊断是合情合理的。”方小琴愤愤不平地说。
方医生又解释道：“开精神病诊断书要负法律责任的，对有争议的诊断，医院规定必须会诊后方可出具。”
那大夫说：“方医生这事只能麻烦您给想办法了。”
“哪家没有知青，这事我理解。”方医生说：“现在的唯一办法是让孩子住院，然后从住院处开出来。”
“这……”他们都语塞了，无言以对。
从那以后，为了这张梦绕魂牵的疾病诊断书，全家陷入了关于住院问题的论战中，晚饭后，家中四人又聚到一起。
那大夫担心地说：“把儿子送进疯人院，那不是被判刑入狱了一样，以后更被人歧视了。”
罗老师看了她一眼反唇相讥：“开不出诊断书来，只有回北大荒兵团去。”
“病院里都是又疯又傻的人，进去以后，要是有个好歹怎么得了？”妹妹罗娜总是站在母亲这一边。
“他住院后旧病复发怎么办，这病越犯越重，病程长了就不易康复了。”母子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呼应着。
罗老师也不甘示弱：“现在只能顾其一，不能顾其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住过那鬼地方，一辈子就完了，以后社会上谁还会把他当人看了。”
罗老师无所适从叹了口气：“滨生，为了这张回城的通行证，你住院三个月怎么样？你自己拿个主意?”
罗滨生沉吟片刻终于下了决心：“只要能回城，怎么都行，我就当被刑事拘留了。”
罗娜说：“二哥，你也太不专业了，居然没人相信你有病，非得去自首住院了才能证明。”
那大夫双眉紧锁，喃喃地对孩子说：“住院处里的医生、护士，都找人说好了，你进去后也不用伪装成病人，他们心里比咱们还明白怎么回事。”
这是个久旱无雨的夏天，罗滨生走进了住院处大楼，看见铁栏杆封死的窗户，分区隔离的大铁门，他心里有些莫名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在走廊的拐角处有一道紧闭的铁皮门，门亮子上的“二病房”三个大字格外醒目。方小琴转动锁把，咔啦一声，门开了，他们刚进入戒备森严的病房，方护士随手将房门关上。病房中间是一条两米多宽的大走廊，两端的门都是反锁着的。走廊上对列着十几个房间，房门上方有一探视孔。病人们身着条纹衫，有的躺在床上，有的在地上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还有的凭窗矗立，窥视着外面的世界。
“滨生，这是你的床铺。”方小琴走进一个房间说：“你先将这身衣服换了。”
罗滨生将原来的衣服裤子脱掉穿上病号服：“这上衣没扣子，鞋子没鞋带，裤子没裤带，这不成了阶下囚了。”
“这是防止患者想不开自绝于人民，身绝于党。”同病房的一位生气勃勃青年患者说。
罗滨生一愣，惊奇地打量着他：“好死不如赖活着，谁能干这等傻事。
“你别说女病房上个月就有一个姐妹，是个忧郁症患者，她偷偷把床单撕成布条，趁半夜吊死在铁栏杆窗下。”
这时方护士走进屋来，拿起滨生脱下的衣服：“我把衣服送给你母亲让她捎回去。滨生，这位是你们兵团的战友孙铁民，你们唠吧。”
“哥们儿，你下乡在什么地方？”滨生问道。
“我是一师独立团的，在黑龙江边上的漠河地区，是中国的最北端，你是哪个师的？”他浑身胖乎乎的堵住门口。
“我是三师的，你什么时候住的院？”
孙铁民说：“我来一个月了，咱病房还有一位下乡青年叫郭力，他病的挺重，逢人就打，见人就骂，上星期住的院，至今还绑在床上。”
罗滨生看见另一张床上坐着一个病人披着棉被，憔悴的面容，忧郁的眼神，沉默无语，好像这屋里只有他一人似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