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儿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先生，请你说中文。”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害彳，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人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注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四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人。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一场文化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因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会于心，但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精彩。他们被尊为区域性名人，但还无法被纳人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一一即使把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一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什么苛求。
五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大举炒入西方市尝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作者可以在艺术上平庸得一塌糊涂，惟独有一点上却绝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人都市之后，被财富和做派吓得两眼发直，大气都不敢出，于是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之际，既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政治追究。让记者高兴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毬。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往话筒里喂人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懂得在诉苦之余还应加一点文化佐料，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比方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汽车赛一样来看绣花鞋一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制造者更应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决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