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机会，总要去他家看望。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容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人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北岛、杨炼、芒克等新锐诗人是他家的常客，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也常在这里出人，与文井先生协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留下各种成堆的书稿和校样。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比如我会谈到一些读书心得：库恩的《科学的革命》，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等，都会引起他聚精会神的倾听。他谈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据地的亲历，谈到自己在国外参访时的见闻，谈到他心得别具的音乐与绘画，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裨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北朝与南韩、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说到了这一点，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他想了想又问我：我们向西方学习，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要赞同压迫和剥削，并不是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呢？为什么要推翻蒋介石呢？为什么要消灭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呢？那些人不早就实现了不平等吗？我们之所以要反对他们，不正是因为他们私而不公吗？如果没有世界大同这样一个理想目标，所有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就都成了或大或小的私利之争。它们与它们所反对的对象，还能有多大的差别？
谈话到这里，气氛有点沉重。照当时一般人的理解，一切异端人物都是西方的追随者、美国的崇拜者、资本主义的铁杆信徒——思想冲突的各方虽有立场不同，但囿于冷战意识形态逻辑，在这一点理解上倒没有太多差别。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地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谈话不了了之。
我从湖南调到海南以后，离北京更远了，与文井先生交往有所不便。有一次我再去他家看望，遇到很多人在场，也就没有机会与他深谈。我向他报告自己初到海南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再次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我邀请他到海南走一走，让我有机会接待他一次，但他腿脚已经有疾，行动十分困难，没法远行了。他执意送我的时候扶墙而行，走几步，歇一下，再走几步，直到最后扶着一棵树，缓缓向我招手。
这就是他留给我最为清晰的音容定格--个类似乡间守林人或者牧羊人的老大爷，有魁伟的身板和黝黑的肤色，脸上布满温和的笑纹。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使国力得到增强，民生得到改善。但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一类社会矛盾正在加剧，而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崇私尚恶，在流行大潮面前学会了乖巧噤声。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一~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权利与资本勾结的时代快车，宝马香车，豪门朱阁，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目睹这些人的行迹，我就不能不想起多年前朝阳门内那间陋室，那个清贫而顽强的老人，那一盏昏灯之下色正词严。
与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孤独。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最喜欢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主要特点：不要人的怜悯，不指望上帝赐给好运气。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的亲人和朋友。
006年4月(最初发表于006年《上海文学》。】
最后的握手前海南省作协主席叶蔚林病重的时候，我和邢孔见去他家看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没有说话。他的手很大，很柔软和细嫩，给我突如其来的陌生之感。我后来才想起，与他交往三十多年，我还几乎没与他握过手。
他当时眼花耳背，不方便说话了，只能用握手来表达心语。时间已经无法挽留，三十多年倏忽一闪，我们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卿夜长谈，像当年那样结伴长旅，像当年那样激烈争论或忘情大笑。我相信他像我一样，此时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找不到语言和话题，更不知道是否有说的必要。
他属于八十年代纯净、明亮、开放以及热烈的文坛。尽管那时候他在同事中最晚结束下放的身份，尽管他曾经只有一间逼仄的住房和一份低微的职位，但只要读过散文《过山谣》《九嶷神话》以及小说《蓝蓝的木兰溪》的人，都会在他茂盛的才情面前目瞪口呆，然后毫不怀疑他在湖南文学界真正的核心地位。他家里成了青年们出人最多的地方，聚会的灯光总是亮得最晚。连当红的古华、莫应丰、王蒙、蒋子龙、谌容等作家也尊崇有加，口口声声称他“叶帅”。他后来也获过奖，但很多未获奖的作品也许更好，比如小说《黑谷白狐》，比如我在知青岁月里唱得最多的歌曲《遥望南方》与《故乡啊巴勒斯坦》，还有《挑担茶叶上北京》一一我后来才知道这些歌词都来自他的笔下。
他活得放任无羁，对很多事情不认真，但惟有一件事他特别认真：艺术。文字不精美的决不出手，形象不鲜活的决不出手，意趣不高远的决不出手……这使他自己的作品发表得很少，而阅读他人的作品时则近乎挑剔。当时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制作余风仍盛，他的执拗不合潮流，甚至受到时髦正统和时髦叛逆的双重冷落。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代表了艺术的良心。有一次，我与他接受政治任务去采写一个重大事件。一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走过一排排牺牲者的坟墓时红了眼眶，抓住一件小事就没头没脑大发脾气。凭他的写作能力，他完全可以写，可以轻松赚来一笔政治红利。但他的感情与艺术阻止他下笔。“那么多人啊，都是年轻人啊……”他事后想到满山坟碑时还声音异样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儿女？这件事我怎么写得下去？”
他终于一个字也没写，在别人刷刷下笔时只是独自散步。
他顶住压力，任性地放弃了一次猎名和获奖的机会一虽然那些获奖之作不多久就永远被历史删除和遗忘，只赢得一时的显赫0
那时，他是一个具有青铜气质和风笛情调的感情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王子。当然，他也许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形势剧变使人道主义不再够用。他眼中那活泼灵动的艺术闪光也许可以透视暴力和冤狱，却不一定能破解后来的现实迷局。是拜金人道，还是反拜金更人道？是道德人道，还是反道德更人道？事情正在变得复杂，人的敌人成了人自己。于是文学一度成了无舵和无帆的大船，很多乘船者不免茫然、浮躁、消沉，乃至进退失据。九十年代的利益风浪就这样迎面扑来。
我们也在这样的风浪里各自东西。一次次在电话里听到他要来找我，或在电话里说我要去看他，但我们终究见面很少。
“你也老啦。”他眼下紧紧握住我的手，仔细打量我，有些怜惜和伤感，在他一段停笔多年的沉默之后，在一个不无错失和遗憾的晚年之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