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也没有多少事，不用她天天守着。”
“多个人手总是好一些。”
“守着我，能守得出钱来？”
他说明它就要考大学了，然后缓缓地朝夕阳走去。鸟雀正在归巢，水边的老牛正在回家，家家户户的炊烟都升起来的时候，他孤独的剪影定格在一片火烧云中。
明它是他的儿子，一直在县城寄宿读书。我只见过他的考号和上了线的考分，受他父亲之托，与某大学的一位朋友通过电话，确保这所大学录下了他。直到我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有一天从外面回来，才发现他们父子俩坐在我家。他儿子长得像个女孩，眉清目秀，有些腼腆，埋头翻着一本杂志。父亲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有一种怎么也看不够的劲头，目光软软的、糍糍的，抚摸着儿子侧面的每一个部位。摸得大学生更腼腆了，扭过头去看着墙角，躲开父亲的目光一一他是知道这种目光为时不多从而不忍相接？还是年幼无知从而不觉得这种目光点滴都不可遗漏？
邻家汉子戴着帽子，盖住了头发脱落的头，是带着儿子来面谢的，顺便也讨教些大学读书的方法，问一点都市生活须知。墙边的几只大南瓜，当然是他的谢礼。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兴致一直很高，听到大学里一些趣事，甚至满面红光地哈哈大笑，只是通常比别人笑得慢半拍，目光有些发直，似乎卡在略有所思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将离开这里，春暖花开时节才会再来。这就是说，如果事情不出现奇迹，他此次戴着帽子的来访，对于我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拒绝就医意味着什么。我看见他最后一’次摸着我家的桌沿，最后一次放下我家的茶杯，最后一次艰难地站起来，最后一次扶着拐杖走向大门，最后一次给我视野里留下笑脸和弯曲的背影……事实上，我没有看到这个背影，而是让妻子去送客。我没有勇气在一片谈笑声中，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曛蝉鸣雀噪的好日子，与一个活生生的人永别。这分明是一个欢欣的场景，容不下永别的情节。
我乘车离开此地的时候，甚至不敢朝他家的院门望一眼。此时，他也许站在那里，也许没有。这种种也许一晃就甩到了车后，离我越来越远。
现在，我又来到了这里。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也没有问起他，一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在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之下删除了。院墙外的瓜藤又开始蔓延，向路上延伸着妖娆的触须，大概是想拦住路人的脚步，想说点什么。花朵也开始绽放了，像举起一支支金色的喇叭，正在向这个世界大声地传诵和宣告什么。我不知道是谁又在这里种下了瓜，或者它们不过是野物，来自去年无人采摘的瓜，来自瓜腐成泥后重新人土的种子。如果没有人来采摘，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这样繁殖下去。
清明节，远近的鞭炮声不时传来，当然是各家各户在上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给刘长子上坟，也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我只接到了他儿子的一个电话。他吞吞吐吐，想向我借一点钱。他说网上有人推销一种彩票透视眼镜，据说是发财致富的高新技术产品，他很想得到一副。
我不记得是如何回答他的，也不愿意把这个电话告诉村里的人，当然更不会去告诉他父亲。晚上路过他家院门时，我让村长等我一下，然后推开半掩的竹门，习惯性地跨过院门的石槛。已近深夜了，西沉的残月隐在林子里，给曾经排演过歌舞的清冷地坪，筛下一片模模糊糊的光斑。正房门挂着一把锁。墙根已布满青苔。靠近厨房的一根竹管还流着水，但支架已经垮塌，泉水流到了地上。接水用的瓦缸还有半缸积水，有孑孓蚊蝇浮在水面，大概是房主去年所留。这个院子里也有很多瓜藤，从院墙那边蔓延过来’已经把一条通向屋后的小路封掩，然后爬上了石阶，攀上了檐柱，甚至缠住了檐下一张废弃的犁，在木柄上开出了小小花朵。我知道，待到秋天来临，这里将会有遍地金灿灿的南瓜，在绿叶下得意扬扬地纷纷探出头来，一心要给主人冷不防的惊喜。
我踏着月光，完成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告别。
^004年7月(最初发表于004年《天涯》及《文汇报》。〕光荣的孤独者这一天，我从菜园里荷锄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得知严文井先生病逝，不觉心里一沉，望着窗外的青山，好久没缓过神来。我远在南方，来不及给先生送行了，只能在电话里嘱朋友代送花圈。
我知道，我的那只花圈将淹没在花圈海洋里，先生不一定能够看见。我还知道，我在满窗雨雾之前的一声叹息，隔着千山万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够听到。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惟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共事务。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巳经解冻，但旧的文学模式仍在惯性滑行。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图解只要换上一个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标签，就成了热门的旧货新款，得到各种追捧和尊宠。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创，因涉嫌离经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锋”，还是接通传统文化的“寻根”，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轻则被责之以“恨铁不成钢”，重则被斥之为“自由化”或“精神污染”。总之，转暖的太坛仍充满着肃杀气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这样，我在一些会议上基本不说话，以免惹得主流权威们不快。那一天，我出席一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声辩护，称现实主义不应成为封闭和刻板的教条，而现代主义一类文学多样化的尝试不应遭到封杀。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一位来自延安宝塔山下的革命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界资深领导之一。我虽不写诗，却一直是诗体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参加过北京一些诗歌沙龙活动，还曾掏出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买下北岛他们的油印诗刊创刊号到处分寄朋友一一当时的朦胧诗仍处于“地下”状态。我没料到文井先生也读到了这些油印作品，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异数。
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我坐得离他较远，没有机会与他交谈，但暗暗记下了他的名字，记住了他那宽厚和闪亮的额头，还有开朗而坚毅的面容。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位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议论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
信上是这么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戴着大红帽的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并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详谈。我记得，他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一九八五年八月的《文艺报》上发表，再一次把自己公开定位在高风险的异端阵地。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格局，后人不大容易体会出这一表态的意义，还有它们可能招致的麻烦。事实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锋”与“寻根”等仍是众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们嘴里的共同的贬词，以至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还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一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再次受到追究。
这样，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政治险象频生，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至到最后，他八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