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我这个陌生的大学生引人这种审慎和精确，引入他狭小的家，以啤酒、凉菜、临时小床，接待我在文学上的开始。他的名字在偌大的中国文坛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今后的岁月里想必更是了无痕迹。
他叫王朝垠。
七十年代末，是热情与热情会师的时代，是心灵与心灵久别后终于团聚的时代。那时候的文学没有星级宾馆和宴会，没有轿车和电脑，没有职称和奖金，每个编辑也都穷得没有对作者留食和留宿的能力。但素无交往的编辑和作者之间可以一见如故，为任何幼稚的创造而共同激动，绝无今天诸多信函中心不在焉的匆忙和文不对题的搪塞。当时一句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私下义愤，甚至一个会意的表情，就可以使人们立刻在陌生人中找到自己的同道。一个情节或一个结尾的修改，也可以使编辑和作者作彻夜的商讨。
我没有保留短篇小说《月兰》的初稿，于是现在无法指证朝垠在这个作品里注入的心血。这个作品原名《最后四只鸡》，是我屡遭退稿差一点完全放弃的一篇，迟迟才出现在他的桌上。我后来才知道，他读完后兴奋不已。逢人便告，鼓动所有编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传阅这一件自然来稿，据说有位女编辑居然还真被小说感动得哭泣。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上上下下的游说力荐，没有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的开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可能面世。时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之前，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是犯禁和抗上之举，让明眼人一个个都悬着心。
这篇小说当然说不上什么很好。尤其在“文革”被最高当局正式结论为错误的后来，这一类悲愤抗争之言逐渐变得寻常，不再与风险和危难相连。有关这篇小说的各种风风雨雨也已成为过去，不再值得提起。但他为这件不再值得提起的事力争过，奔波过，焦急过和欢喜过。我记得他的家曾经是我上京改稿时的旅舍和餐馆，我也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最长的一封竟有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四千多字。这样的信足以使我对自己后来所有的编辑经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而汗颜。
他承受过有关一个短篇小说的劳累和危险，却照例没有分享这个作品所带来的报酬和荣耀。在我不再是一个所谓文学青年以后，在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样人模人样地登台领奖和出国讲学以后，他仍然在和平里或东四十二条的人群里提着一包稿子，带着病容步行。直到他病逝之时，据说他家的存折上才几百块钱，而他的妻子还只是一个临时工，面对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漫漫时光。
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很远。我在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向北方举目遥望，却无法使时间回到从前。我甚至无法记起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他只不过是我相交的太多编辑中的一个，如此而已。我们后来见面的机会很少，见面也多在会场或宴会厅，常常只能隔着川流的人影相视一笑。他似乎有心把时间让给我，让给我当时一些其他应酬一一那些应酬多么华丽也多么空洞。我们的啤酒，我们一起挤过的床，我们的那个和平里林荫道之夜，在这种无奈的微笑里早已遥不可及。但愿他的笑是一种谅解。
是的，他曾经给我写过满满十页长达四千多字的信。
而现在我只能写出一句话：朝垠老师，我想念你一连这句写下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向哪里投寄。
1997年1月(最初发表于1997年《文学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月下桨声雨后初晴，水面上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人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碾压着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来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
我巳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火虫的闪烁光点飘人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的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
他们望了我一眼。
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邦邦邦，砰砰砰，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的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思索，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第一先把父母孝，有老有少第二条，第三为人要周到……”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鱼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黑龙江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的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人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游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了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没有医药费，一年前已经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