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不喜欢中国的一些常用语，比方说“牺牲”。
她说，她从不愿意用这一个词。牺牲是什么？为谁牺牲？谁是享用牺牲的圣主？现代西方人不牺牲。她更能接受中国的另一些话，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于是，我看出法国当年的红色，在“牺牲”这片透镜下，呈示出与中国红色不同的光谱。她像不少法国人一样，有时谈论美国，就像谈论乡下某个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而可口可乐，一般来说简直是浅薄粗野的赃证~“虽然她如此诋毁友邦后总是礼貌地补偿一些对美国的赞词，但她谈论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国的寺庙和书法、中国山民的耕耘和图腾仪式，眼里总是闪耀着非礼貌亦非职业兴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后，抿嘴低下头去，起身去干别的什么，会心笑意仍开放于嘴角良久一一这种侧面最能焦聚她的美丽。
有一次，她还愿意学做中国菜，切了点辣椒，切了点蒜，在同西红柿斗争的时候差点切了自己的手指，紧张得脸一直红到耳根。她把这些东西煮成一锅，非中非西糊糊涂涂，如同比较文化热中的一些时髦论著。最后我按捺不住，说还是我来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几度在美国当访问学者。但密布美国的卡拉〇尺令她好笑，美国人习惯雇佣花工定期上门剪草浇花（这种现象在法国大概也渐渐增多〉，使她不可接受。在她看来，自己动手是一种自尊，一种光荣和乐趣。她和丈夫忙碌家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修整着绿茵小院，其实是在清扫着培育尊严的精神净±0
她在中国最感不快的经验，是作为洋人处处受到的优宠，比方住特别的宾馆，在特别的窗口买车票，得到政府官员特别多的笑脸。这不啻对她的侵凌和侮辱。她情愿自己扛大箱也不让侍者来代劳，情愿两腿酸乏地排队也不去外宾窗口优先。她说有一次在黄山，她执意要住中国人住的旅店，与普通中国人接触，结果竟被警察反复盘査，大概认为她有敌特之嫌，图谋窃取有关黄山的情报。
这次，她来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与我见面了。大家同游长江三峡的路上，东道主安排外宾坐一辆有空调的豪华中巴，内宾则坐普通大巴。安妮没有表示抗议，克制着巴黎人喜怒均形于色的脾气，但说什么也要钻到大巴上来，而且很不巧，坐在震动最剧烈的后排座。车一出城，黄尘一浪浪扑人窗内，连中国人也啧啧烦言地捂鼻子抹脖子。但她不顾主人一次次规劝，坚持不回到豪华的凉爽和洁净中去。她在车壳子乒乒乓乓的震耳噪声中，在尘浪的气味中，兴致勃勃地扯大嗓门，与邻座的黑发黄肤者谈长江、谈法国，甚至耐心地为某英语爱好者当口语陪练。满车男女都喜欢上她了。
“这个法国妞儿，除了鼻子高一些，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埃”一个老头这么说。
“为什么只注意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也同中国人的眼睛不一样，是不是？”她滋滋喜悦之余却有些不解。
船入小三峡，船重水浅，内宾们须上岸爬涉一段，安妮自然拒绝继续留在船上的优待。我知道，这并非她有行走癖，也不是有意克己矫俗。她是完全不赞成“牺牲”的。她只是把对社会等级的蔑视，对普通人的亲近，化作了自己的享乐。她的道与利欲已融为一体。
道不能止于理智。理智之道是一种自我强制，是一种伪善者的勉强和造作而且常常伴有委屈感以及悲苦神貌，一有不慎，就会在利欲的爆发中灰飞烟灭。而真正的道是渗透骨血的。得道者们不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好事，不以为自己做过什么“好事”，他们对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棵树的祥和欣悦的目光，纯属性情的自然。这种人出现在你面前，不用开口也不用行动，他们的眼睛时时向周围播染着愉悦、友善、充实和生活的自信，使你沐浴着无善无恶的大心之光。人们可以在一大群人中，毫不困难地把他或她辨认出来。
安妮用这样的目光，凝视着三峡群峰，眺望山那边的山、云那边的云，射向世纪末深不可测的蓝色天宇。长江在她脚下，黄汤奔泻，污浊了一切倒影，也把一切汽笛声淘洗成呜咽。她说得对，她的眼睛是天宇的色彩，与中国人不一样。
这一次，她送给我她女儿朱丽的一张画，汉文题目是“中国女儿”。
画中人像朱丽自己，但也像她母亲，有一对蓝色的眼眸。
199年1月(最初发表于1991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母亲的看母亲性格有点孤僻，不爱与外人交道，从不掺和邻居们的麻将或气功。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比如购物或上医院，也总是怀有深深的疑惧。她每次住院留医，必然如坐针毡，又哭又赖又闹地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大夫还是多么温和的护士，一律被她当成驴肝肺：“这些人么，我算是看透了，骗钱！”
她这一性格是不是源于一九六六年，我不知道。那一年，我的父亲正是被很多曾经友善温和的面孔用大字报揭发，最后终于自杀。
母亲不愿出门，日子免不了有点过得寂寞。幸好现在有了电视，她可以很安全地藏在家里，通过那一方小小的银屏偷偷窥视世界。她看电视时常有一些现场即兴评议，比如惊叹眼下天气这么冷了，电视里的人竟然还光着大膀子，遭孽啊；或者愤愤地检举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其实是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别的女人轧姘头，真是无聊。在这个时候，你要向她解释清楚电视是怎么回事，实在是难。
她年轻时是修过西洋画和当过教师的人，眼下居然就难以理解明明白白的风雪，为何冷不了电视里的大膀子；也很难理解上一个电视剧里的婚姻，为何不能妨碍演员在这一个电视剧里另享新欢。
给她推荐一个新的电视剧，她很可能不以为然地冷眼相向：“新什么？都看过好几遍啦。”但她很可能把某个老掉牙的片子看得津津有味，一口咬定那是新品出产。她所有新片中最新的又数《武松》。她承认这个片子以前就有，但坚信现在每一次看的都是新编。她争辩说，你去看看武松，你看么，这么多年了，他都老多了，有皱纹啦。
她这些话当然也没怎么错，而且有点老庄和后现代的味道。尤其影视业一些混子们瞎编乱造的艺什么术，我有时候细细看去，还真觉得新旧难辨，就不得不佩服母亲的高明。
武松算是我母亲心目中第一偶像。此外的电视偶像还有毛泽东、费翔、钱其琢等等，拼起来真是麻将牌的十三不搭，不知哪儿跟哪儿。这些偶像当然都是男性，只可能是男性，是一个妇人眼中的盖世英雄。我觉得她喜爱毛泽东的雄武和费翔的英俊还不难理解，对在任外交部长的了解和信赖倒有点出人意外。她一见到钱部长出镜就要满心喜悦念出他的名字，见到他会见外宾就有些着急，说这么多人又来搞他的名堂，他一个人对付好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啊！她突然问我：那个贩毛笔的样的人是谁？是美国的总统吧？我一看他就不像个好东西。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是一个主意，就他的鬼主意多。
我颇有外交风度地说，人家当总统当然得有他的主意么。
她撇撇嘴，恨恨地哼一声，没法对那个“贩毛笔的”缓解仇恨。一揪鼻涕上厕所去了，以示退场抗议。好几次都是这样。
大约从去年起，她的身体越来越病弱，眼睛里的白内障也在扩张，靠国外买来的药维持着越来越昏花的视力。看电视更多地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习惯^其实她经常只是在电视机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脑袋昏睡。我们劝她上床去睡。她不。她执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挺住一个看的姿态。但我知道她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来越浓重，将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尽力投出去的目光，正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里。
有一天她说那只猪在搞什么鬼？”
其实银屏里不是猪，是一块巧克力。
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些难受。
我默默地坐到她身边，知道她已经看不清什么了，也看不清我一她的儿子，一个长得这么大的儿子。
1995年月(最初发表于1996年《家庭》，后收入散文集《然后》。〉那一夜遥不可及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假日的阳光在海岛上泼洒和沉淀。没有客人也没有出门的打算，甚至不想打电话。时间在半杯茶水和几张报纸那边的窗帘上飘动。为了一些我不愿意忘记的人，我常常愿意这样独处，把节庆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变成一些记忆或想像中的相遇。他曾经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与我在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他说国事，说他的经历，说他的女儿。他当时是一个普通编辑，一个沉静的人，清瘦而且言语间常有迟钝。我怀疑这种迟钝来自他多年的校对，还有无数稿笺上的审评，于是口语也成了断断续续的审慎和精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