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教师夏竹丽在学院的晚会上跳过几回昆虫舞之后，梁恒就常常夹着外语书往专家楼去了。学校领导对这个爱情事件大皱眉头，也不批准他们结婚。他们就写信给邓小平，几经曲折，最终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领导的登门祝贺。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出人专家楼的梁恒巳不常和我见面了。
一九八〇年秋，选举区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学潮。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梁恒，成了学潮头头之一，领导学生静坐、绝食、游行示威，免不了还发生阻塞交通和冲击机关的事故。我当时去过现场，发现梁恒与另一位学潮头头陶X有分歧。他感谢我站出来讲话，不赞成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也深深担忧学潮不断激进的前景。他一身尘灰壳子，从席地而坐的绝食者中钻出来，把我拉到一个墙角，扑通一声双腿就无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经嘶哑成气声，夹杂着浓重的胃气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脸上，留踞在我鼻子两侧久久不散。“陶X是个流氓，流氓，骗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
完全是胡闹！我要把同学带回去，带回去１
我后来在凌晨发表演讲，成功劝返静坐和绝食的同学，应该说与梁恒的支持有关。
我在梁恒的另一本书《噩梦之后》中，发现他写到了学潮，但写得十分简略，更没提到当时他与陶X的分歧。是他忘记了吗？或者是不愿意伤害同学？但他记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长沙时与陶X的会面，对陶X能够自由经商表示惊讶，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很大。算起来，大概就是两位学潮首领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宾馆见了他。当时他比中国人穿着更朴素，去掉了长发，刚剪的头还露出一圈青青边沿，长长十指倒白皙得特别触目，像是异乡幽暗岁月里开放出来的一朵白菊，在我面前招展着神秘的含意。
我问他这些年在美国可还混得顺利。
他说好歹也算个中产阶级了。
我听说他初到美国时也很难，不怎么讲话，跟着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后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籍，边读书还必须边工作。他在中国读本科期间就不是老实学生，进考场常靠夹带术化险为夷。美国何尝就没有让人心烦的枯燥课程？但梁恒没说这些。
我问他回国来干什么。
他说打算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改革，促进美国对华的了解和投资。“我现在是共和党员。民主党对中美关系几乎没什么贡献。我愿意为中国做些事，与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是？我看你应该入党。”那神气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产党书记了。
我提到他参与“中国之春”的事。
“过去的事情啦。”他笑着解释当时我刚从国内出去，火气很大。这两年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才找到了现在的路。”
“同他们闹翻了？”
“也算不上闹翻。只是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愿意评论他们。”
他和妻子没在长沙过春节，就去了湘西和贵州。《噩梦之后》一书就是这次重返中国的总结，充满了对国内改革的赞许和希望。书中用了很多中国现代俗语，对“内地人”“高干子弟”“万寿无疆”等都作音译，中国通的气派和材料的权威性，想必会使英语读者刮目相看。这本书连同更为畅销的《革命之子》，使梁恒在美国名声大振，他主办的刊物也得到几个大基金会的优厚赞助。
电话联系上以后，梁恒第二天来我的住处，请我吃饭，顺便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是临街一栋民居的地下室，窄阶窄门，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四间房子里成天开着灯，感不到昼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电锅做饭，另一个在沙发上睡觉的人见来了客，就进里屋去重新开铺。他们就是刚来美国的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暂时寄居在这里，省着饭钱和宿费。
梁恒很忙碌，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一会儿说老兄你混得不错；一会儿说纽约比外地就是不一样连人走路的步伐频率都高得多；一会儿说他住在好社区但纽约太拥挤多数人没有汽车也没有院子；一会儿说他主持的基金会想在北京建立机构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一会儿说香港的大众舆论太浅薄我们必须开辟美国与北京的直接资讯渠道；一会儿又说我的方针是“深研究广交游悲观进取”无论参众议员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说到这里，杨小凯来了，也是位湖南人。我们把梁恒的刊物讨论好一阵。
“你看，我实在太忙。”他似乎很乐意让我和杨小凯参观他的忙碌，又是打电话又是签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么又是向几拨客人分别交换几句中文或英文的闲卿一一包括指导刚来美国的同胞正确使用116和116。
“夏竹丽呢？当妈妈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为什么？”
“011511165(事业〕么。”
梁恒的“丨1^5已经受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羡慕。一个幼儿园里曾经无人领回家去的孩子，一个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的学生，一头闯进美国，当新闻人物、当作家和编辑、当文化活动家等等，同各类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终于有了地位、名声、钱^他请我在一家著名中国餐馆吃晚饭的时候，特地让我看看他的信用卡，据说是有种种特权的那种金卡。他请我在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重复社交场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谱、碰杯以及餐后剔牙。但除了吃饭，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呢？就像我以往见到一些久别的同学或朋友，在肃穆的办公楼，在偏僻的小镇上，在充满着药水味的病床边。我常常感到一种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面对着阻隔于昨天与今天之间的漫长岁月，我好像是来寻找什么的，见面了，却又发现找不到。我该叙旧么？我该打听么？我该重演往日的亲热和玩笑么？我知道能做出来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我要说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没法表达。
我只能吃饭。我看了梁恒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尽管谈笑风生左右应酬，他眼中似乎也偶尔掠过一丝茫然。
我们都不是伟大和优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点，但我们既然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心里就埋藏下了一种让我们永远寻找的东西，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们心中，这种东西也在一一它在不可名状的缄默中逐渐死去。
我们只有无奈。
纽约人用过了什么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与他在纽约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握别，期许着将来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许着将来的再一次吃喝，再一轮言不及义的交际化深刻或交际化潇洒。
我很明白这一点。我回到了中国，见到了梁恒的妈妈--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见这位头发斑白的母亲，我想起了梁恒在《噩梦之后》中，描写了一段生父与生母-婚多年后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试译如下：
父亲慢慢洗着澡，总算洗完了。我搀扶着他走向一辆出租车。这时我一眼瞥见妈妈走进了宾馆大门。一种解释不清的冲动，使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让他们互相见见面。“爸爸，妈妈在那边！”我激动地说，指着那位身穿暗绿色上衣的微胖的妇人。爸爸盯着我没能理解，仿佛迷失在梦中。“我的妈妈，”我急急地重复，“你不想同她说两句话？”
没有时间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顺从地点了点头。我飞快地跑向妈妈说了这件事。她看来极为惊愕和尴尬。她何曾料想过这样的会见？她脸突然红了，理了理一头短短的灰发和厚厚的上衣，说：“穿一件这样邋遢的旧衣，怎么好见人？”经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弯下腰，朝打开了的车窗探过头去。“老梁她踌躇说你好。”
父亲看看她，嘴张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攥紧久经磨损了的拐杖。在我看来，这一刻似有无限漫长。
虽然妈妈巳知道他的肢瘫，但爸爸的残疾状态必定深深地震惊了她。“老梁，”她声音哽咽着，“你多多保重。”泪珠从她脸上流下来，她转过头去，无法往下说了。她快步走上斜坡进了宾馆，我也没有劝止她。我钻入出租车，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们上了街，爸爸脸上是一片从所未见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后说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亮了。”
“爸爸我失声叫起来，泪水阻在我的喉头整整二十五年哇１
“对不起。”爸爸低声说了一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