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的简单化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从来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到：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巳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巳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其实，“新左派”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早一代，是出现于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显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连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人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阳刚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做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权贵和“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些。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像，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实。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潮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来，是实际生活经验让我的头脑里多出了一些问号。我在一九八八年来到海南，亲历这个海岛市场发育和资本扩张的潮起潮落，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其他人那里积累印象和体会，寻找着思考的切人点。在我的身边，三陪女冒出来了，旅游化的假民俗冒出来了，这是“传统”还是“现代”？警察兼任了发廊的业主，老板与局长攀成了把兄弟，这是“国家”还是“市场”？准脱衣舞在官营剧团的《红色娘子军》乐曲里进行，“文革”歌碟在个体商人那里违法盗录，还有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发烧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递交人党申请书，这是“革命文化”还是“消费文化”？……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私有制”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而“**制”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洁政府”了，因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了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对阵“新右”或“新自由主义”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这个时候的“新左派”可算是第二代，与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文学“新左派”其实已经很不相同。比如曾被指为“新左派”的很多人对汪晖的很多看法并不赞同，在很多问题上先左而后右，或者此左而彼右。作家李锐就是其中一个。李锐与我相识多年，被蒋子丹称为“热血中年”，似乎是一种高温反应材料，不激动就不能出洞见，不激动就不能妙语连珠，在公众场合总是热血得让夫人蒋韵大惊失色并连连扯他的衣袖。他写小说在境内外都有盛名，而且所谓“马桥风波”的一场思想报复事件中，在我被打成“文坛窃贼”满身污水的时候，他愤而操笔，仗义执言，完全不顾及自己将要承受的压力和代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木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当时《天涯》在欧洲已因“新左派”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褊狭的理解’中国人在九十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不是这两者的对抗，老左派把守权力，新右派崇拜资本，而我们必须像李锐说的那样“左右开弓”，对权力和资本都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以促成人民的市场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这是我为温铁军一篇好文章改拟的标题，以取代他的原题《现代化问题笔记》。如果硬说神圣的“资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们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顶有点别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