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回到海口后，我把这事向韩少功汇报，他果然非常赞成。
杂志的另一个特邀编审是身居福州的评论家南帆。他是一个在当今文坛上很少能见到的朴实、诚恳，学问做得踏踏实实却不乏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从来不事张扬很具平常心的人。
一九九五年底，韩少功到上海去开会，与南帆同住一室，几个晚上的谈话，让他对这个以前并不太熟识的同仁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随后便也产生了邀请他担任特约编审的想法。韩少功对我说，他感觉南帆不光读书读得很扎实、头脑清醒、悟性不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与为文的心状非常健康，与文坛上那些到处拉帮结派，以评论作人际交易谋取虚荣实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难得的同道。
两位外援可以在业务上参与，但并不能取代编辑部这一母体的改造。在这一点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书生气。我很明白，现行人事体制的积弊，主要是“铁饭碗”和“大锅饭”总是诱发人的惰性以及社会上常见的内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铁哥们或者大好人纠合在一起也总是难免其衰。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只要一个人没有严重的违法犯纪，是不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而只要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而不受到处罚，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绪就要大受挫伤，整个团体的向上风气就会掉头而下，到一定的时候，连好些初衷不算太坏的领导和群众都会有大势难违于是不如自己捞一把走人的恶念。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时的海南省作协就处在这种危机的边缘，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多，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更有权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比着看谁更有本领不做事。
当然，我失望于这种体制的时候，对市场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种状况并没有浪漫幻想。我曾经目睹甚至亲历过一些所谓体制外的民营企业，那里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铁饭碗”，竞争的压力确实使人们不敢懈怠。但那里的现实问题是太缺少刚性的体制约束，因此要么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剥削和压迫令人心寒；要么是“暴民”式的内讧之下频繁政变、连连休克，多数短命的企业最终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死。这就是说，如果说体制内多见腐败慢性病的话，那么体制外就多见腐败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价。我曾经主持过的《海南纪实》杂志社是一个梁山聚义式的团伙，在海南建省之初的体制空白中，就遭遇过这种急性病。一旦发生危机，在体制外那个自由天地里，没有暴力的权力简直一钱不值，遏制腐败的权力往往软弱，依托腐败的权力往往强大。我听说好些民营企业竟然纷纷抢戴“国有”的红帽子，甚至顽强地申请成立企业“党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在无奈之下想回过头来借助一些体制遗产来维系企业的内部秩序呢？这种“城内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的现象，使热热闹闹的体制改革中透出了怎样的尴尬？
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天涯》都须防疫在先，须兵马未动体改先行。这种改制是保守疗法中的激进，就是把企业民主这个往日革命化(书记专权)和当今市场化(老板专权)都遗弃了的东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工资这一块不好动，就先从别的方面下手。整个机关以及《天涯》杂志社开始实行一种季度民主考评制，相当于每个季度来一次民选并且加上“生产队记工”。其内容是每个人的表现按“德、能、勤、绩”四个项目接受全体员工的无记名投票打分，然后每个人的得分结果与奖金发放和职务升降挂钩。当然，这个制度主体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为了削弱个人关系和情绪的因素，每次统计平均分时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了体现对岗位责任的合理报酬，每个人的得分还辅以岗位系数，即重要岗位人员的得分自增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十五。还比如，为了照顾中国人十分要紧的脸面等等，得分情况并不公示，但每个人都有查分的权利，以确保考评的公正和透明。等等。
我在事前的模拟测试中已经算出，根据这种新法，一个优秀的普通员工完全可以比一个慵懒的领导多拿到两倍多的奖金，可以有可靠的升迁机会。这种奖优惩劣的力度可能已经差不多了。
在《天涯》后来所有的制度实验里，这个考评制可能要算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法。可以想见，现在人人都有一票，所有员工都握有打分权，任何不良行为都暴露在群众的监督之下，都会直接带来自己利益的减损和体面的丧失。果然，少数坐惯了轿子的党员干部只经过了一两次打分，就灰头土脸混不下去了，最后自动提出要求调走或要求提早退休，再不就转过来要求抬轿子，为了得高分而争着抱群众这条大粗腿。这真是民主起义带来的意外收获：机构的减磅瘦身居然轻易实现，省了好些手脚，杂志社的周邻环境也大大改善。连我自己也好几次品尝了这种民主的沉重打击，只是因为我有时候窝在家里写东西，我在这些季度的出“勤”得分就敏感地刷刷往下掉。在这个时候，我一边不无委屈，一边又高兴大家真他娘的动了真格，连老韩的面子也不给了。
我想起了当年丘吉尔的求仁得仁。当议会根据他设计的规则用选票把他轰下台时，他闻讯从浴缸里跳了起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啊１
好吧，我现在也只能挺着肚子尽力模仿着老丘的风度。
我们在选票上开始一步步学习运用民主和法制。我们逐渐发现，民主程序设计是必须悉心讲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由评委们票决青年文学大奖就采用过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觉得民选的候选人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在文艺界各个协会中作协的换届最顺，没有什么人敢去说情要官。
这里也得说一说，民主这一帖药也非万能。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人，比如这些收人可以用来投人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见，我们要花几万元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要花几万元展开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或者要花几万元投人编辑工作的电脑网络建设，只要说用投票来决策，虽然有些人不会计较自己的奖金损失，但肯定也有些人会神秘兮兮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么，不劳动者不得食么，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众的主流意见。你能让大家都像上帝一样都想到全人类和千秋万代？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有点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只好像个专横的恶簕，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的一票否决。进一步说，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理智的民主则需要给自己装一个安全制动闸。
这一类民主“治内不治外”“治近不治远”的折腾，走一步看一步，终于使《天涯》走出了危险期，元气多少得到了滋养。《天涯》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中得以自强，我想都得益于这些安内然后攘外。《天涯》当然无意成为教会，磕磕碰碰的情况也不会少，但无论中外客人，凡是访问过《天涯》的都对编辑部的效率和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编辑在家里深夜读稿或校对，让他老婆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现在还有这样为公家干活的？我也觉得一些同事好过了头：怎么少君半夜十二点还来电话说稿件？有一个客户甚至觉得《天涯》的员工都颇有个体户黑汗水流的劲头，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你们到底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家单位？也许在他看来，一个来自公家单位的人不要点回扣不拖拖拉拉实在是情理不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