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很多人的想像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悠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人门分享。
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人无异。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决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祖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和“批孔”。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一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荡。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
蒙古同样在进行改革和发展，但他们必然走上自己独特的旅途，其体制仿造不免要打下诸多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暖，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账不一定算得很清楚，骑手之间传统的礼仪和风采却断不可少。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的高山和天空。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并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他们似乎以歌立命，以歌托生，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他们也只是把高楼当做新的毡包，把汽车当做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做新的草料，甚至把**制的国会当做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这就是蒙古人热爱故乡的人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00年9月(最初发表于00年《天涯》，后收入散文集《然后》。〉笑容中国书展在巴黎举办期间的一天，几个中国作家应邀在一华人家里聚餐，照例七嘴八舌地抬杠逗乐，不时发出哈哈大笑。在场的法国驻广州总领事跟着笑，然后感叹：中国真是一个快乐的民族。要是十个法国作家坐在一起，气氛一定会拘谨和沉闷，决没有你们这样的开心。
此人是个中国通，所言也不像是客套。
中国人确是一个爱笑的民族。即便是身处困境，即便生活在似乎不应该笑的日子里，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坏事变好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此等等，自我宽解和苦中作乐的能力仍然很强。听听老北京或老长沙的市井聊天，读读老舍的《胳驼祥子》和鲁迅的《阿0正传》，沉重苦涩里不时透出中国人的苦笑，与耶稣受难式的西方悲情不大一样。
再说，眼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笑声渐多的时代。对比近一百年前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已表现出东土复兴之象。对比近一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现在的文化西传也让人兴奋^光是在这次书展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法译作品就数以百计，老中青几代作家，有的一两本，有的五六本，其翻译质量和接受程度虽可存疑，但仅就品种数量而言，较之法国文学对中国的进口，如果不说是顺差，至少不再是逆差。不但如此，更多的年轻作家还在一批批进人法国汉学界的视线，阎连科、东西、魏微、李洱、红柯、盛可以……这些名字不一定被所有中国读者熟悉，但巳经在那边口口相传，巳经或可能将要成为译家们下一步捕捉的热点。
这种关于中国文学的近乎热炒，当然是中国人不会拉长一张脸的理由。
中国人较少西方礼仪的规训，笑起来大多任性而为，无所节制和忌惮，一笑就爆，一笑就闹，一笑就垮了或烂了一张脸，有点野生物种纯属天然的味道，在巴黎优雅的社交场合叭叭叭地绽放，无异于一次次噪音施暴。
面对西方人的暗暗惊疑，我曾经想做一点解释和辩护。我说笑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受到文化制约的心理表现和生理形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天然的笑容其实日趋少见，更多的笑容正在由好莱坞一类簕权媒体批发。比方你在新生代电视一族的脸上，分明可以发现都市化的笑容一号、笑容二号、笑容三号……微笑或浅笑，嘲笑或媚笑，都常常浮现着影视明星们的规格和标准，是影视样板对日常生活的表情强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表情移植，于是村姑如今也可笑如上流贵妇，小白脸则可能刻意绷紧一张牛仔或警长的酷脸。
我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个意思的。这一说，把听众们逗乐了。但也看得出来，那一刻他们大多笑得有点不自在，大概都在意识和检讨着自己的笑容，甚至下意识地避开我刚才指出的标准一号或者二号。只有一个胖老太，不再分寸准确地嫣然或粲然，竟笑得前俯后仰不能自持，事后对我说：“你们中国作家说得太有意思啦哈哈哈……”
对听众们搞笑，对于访法的很多中国作家来说不是难事。所以几十场座谈会下来，多是气氛热烈笑声满堂，让东道主十分满意。不过，用笑声来打发一切问题，包括绕开或折扣很多严肃的问题，便成了耍小聪明的噱头，失之于中国文化里的轻浮和油滑。未谐而笑，无乐而笑，应付人事之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急匆匆地笑上一大脸，也有过分的卑恭逢迎之嫌，多少透出了一点弱势民族惯性化的心理虚疾。我旁听了一些座谈会，远远观看台上的动静。说实话，单从形体美学的角度来看，我喜欢中国人的笑，但也觉得某些同胞的笑脸过多，或者说笑得不是地方，比如在该紧张之际油滑得过于轻松，比如在该轻松之时逢迎得过于紧张，如此等等。相比之下，进人人类命运和思想艺术追求等严肃话题时，有些法国作家脸上那种认真劲头，那种端庄、持重、沉稳、聚精会神、两眼逼视、眉梢微挑等等，无论出于本真还是带有几分造作，都显得更为可爱和可敬。
人家高卢人功夫深着呢。从武士传统和教士传统中修炼出来的这一套面容遗产，从都市社交沙龙里打磨出来的这一套面容纪律，不是我等随便模仿得了的。
何况世界上还需要各种认真，何况世界上很多思想情感毕竟在笑声之外。一个时刻正在到来。那个时刻你想视而不见却无法回避。在这一个正在到来的全球性严峻大变局面前，中国文学也许应该更多一些不笑的表情一一像鲁迅先生盯着我们时的一脸肃静。
004年5月(最初发表于004年《文汇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布珠寨一曰布珠，是湘西保靖县一个小小山寨。
寨名布珠，另叫“布足”“不足”“不妆也无妨，我看当地乡干部们把它写成各式各样，不拘一格，大概怎么写都行，只是把它们当做土语的译音。像这里很多奇怪难解的地名一样，原初词义往往埋藏在谐音的汉字里，死了，无迹可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