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性学建立之初，就有人探讨过性问题与政治的关系，但是直到0世纪的60年代，性政治才有了真正的影响，才从边缘地位进人了中心地位。性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战场，成为当代政治的新前沿。
在性的问题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斗争始终在进行。在0世纪60—70年代的性革命风潮中，自由派的观点一度占上风，但是在80—90年代，保守派的回潮十分强劲。性政治不仅存在于左派或进步人士圈子里，在“新右派”的旗帜下，保守派也有围绕性问题的政治发展。在美国，政治保守派和宗教右翼联盟占据了中心地位，他们胜利的标志是里根在1980年竞选成功。保守派反对同性恋、淫秽Se情品、堕胎、性教育和婚前件行为，0世纪80年代的“性反革命”潮流的目标在于重建传统家庭中的以生育为中心的“安全”的性天堂，进人一个禁yu时代，对所有的非婚性行为说“不”。保守派的一个著名说法是，艾滋病是“上帝在他的花园里除草的方式”。性自由派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威克斯针锋相对地说：“我完全赞成那些拒绝把艾滋病当成任何隐喻的人。它不是上帝的判决，也不是自然对任何群体的报复，它就是一种自然的疾病。”
总之，性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学问题，甚至不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学问题。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越来越多的论争，许多新理论不断被制造出来，又不断地被淘汰。其中最有生命力的是本章所讨论到的一些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
在性理论中，最重要的一对相互对立的理论就是社会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前者认为性的本质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是文化的产物；后者则认为，性的本质是天赋的、生理的，因而是“自然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ing欲的任何一种表现都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和意义，而性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却试图将性的心理、社会、语言或文化方面的性质简化为生理的本质，用生理决定论将人的欲望简化为生理的本质。本质主义的性观念是试图用内在的本质来解释性的复杂性。本质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矫正一切社会不公正，但是有些事我们不能改变。性差异就具有生理基础。”
有人将基于本质主义的欧美文化中关于性的思想的共识概括如下：
第一，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认为，性是一种自然力，它的存在与文明、文化或社会相对立。无论他们认为性冲动是被反面的文明所扭曲，还是认为性是需要受到社会控制的反面力量，他们都承认性是一种深刻的力量。
第二，这一紧迫的冲动或本能潜藏于个人之中，因此个人的行为是研究的中心。社会与文化因素是性冲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在这一意义上，个人及其冲动先于社会及文化秩序。
第三，男女两性的性本质有根本不同，它造成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天然区别。女性更为屈从，男性更为富于攻击性，这是以两性的生理为基础的，它迫使人本能地趋向于异性恋。
第四，性理论一般以男性的性本质以及异性恋的观念和实践为主。
第五，性研究的目的在于减少性无知，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科学具有提供无偏差的性知识的能力，如果能得到理解和运用，将使人类更健全。
第六，所有这一时期的理论家都相信实证主义科学知识的特权性质。这一知识被视为不仅是超越文化界限的，而且是超越历史界限的，虽然各文化中有不同的实践，伹性的内在本质在任何空间和时间保持不变。
从0世纪60年代开始，上述传统观念出现了危机，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是其主要批判者。它批判了本质主义认为人类性冲动是天生的、自发的、异性恋的和普遍一致的观点，将关注的重心从个人的内在本质转向外部环境。它不是去探讨哪些内在动力产生了ing欲望，而是去追问：欲望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又是被怎样解释的？欲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被消费的？这一转变是从内部转向外部，从天然转向人为，从普遍性转向局部性。欲望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不再是受到个人本质决定的生理现象。
社会建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的一个批判是对其话语的否定：ing欲不是“能量”或“冲动”，不需要“宣泄”。关于“能量”和“冲动”的话语本身就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没有任何理论一无论是生理学的还是心理学的一不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没有任何理论是“自然的真理”。这些理论常常是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功能的。例如，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人体所包含的能量是有限的。这一理论就是为髙度政治化的目的服务的，据此它宣称，女性不应受教育，因为能量在这个领域被消耗掉之后，就会减少对女性能量更适当的使用：生孩子和哺育孩子。社会建构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指出，ing欲不是一种需要宣泄的冲动或能量，而是由社会与文化的行为来赋予意义的。
社会建构主义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一个人的性状态是有意识的自由选择的结果。人们可以有意识地作出选择，接受或者是放弃某种性认同、性取向或ing欲。无论是性身份认同还是ing欲都是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人类需要通过异性恋接触来繁衍后代这一点本身并不意味着人类就一定存在着这种繁殖的冲动。这种观点认为，性是历史和文化的变量。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同许多其他行为相比，性是最受社会文化影响的一种行为。社会建构主义将性视为可塑性很强的东西。这种观点得到了来自人类学和性学两个方面的证明。不仅有大量对地球上多个民族和文化的人类学调查证明了人的性行为是可塑性极强的，而且性学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例如，从事性学研究和治疗实践多年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认为，性功能是无限可塑的。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类性本质。社会建构主义者将所有认为人类具有天生的或肉体的冲动（其中包括性冲动）的观点斥为生理决定论的或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相信性的社会教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在开始时是一张白板或一团胶泥。性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塑造和强化。人们之中的任何区别，无论是性别还是性取向的区别，都是由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造就的，是可以通过对现存社会环境的改变加以改变的。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性实践、ing欲望和人类的亲密形式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而被视为由社会造就并且是由社会来加以规范的。
自尼采以来，许多19世纪的哲学家都认为，ing欲望不是仅仅具有简单的生理性质，而是历史力量的产物。福柯就是继承了这一思想脉络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对于许多当代社会建构主义者来说，他们思想的开山鼻祖是福柯。
福柯认为，自18世纪以来，性的话语开始泛滥，性“转化为话语”。医学以揭示人的性本质为其目标，而这种对性木质的追寻本身就是权力的表现。医学以“科学知识”的名义创造出压迫的形式各种“变态”性行为方式，例如同性恋和**。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福柯对于揭示异性恋行为的基本事实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主体是如何通过各种性话语被建构起来并加以控制的。
福柯指出，性行为不是像人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固定而普遍的属性，而是由允许或禁止的法律来规定我们可以怎样做或不可以怎样做的事情。当人们做这件事时是有意识的，是人为的经验，是人将某种价值赋予了它。“件绝对不能被视为某种天然的秉赋，某种权力试图加以检验的秉赋，或者是一个面目不清的领域，一个需要知识逐渐加以发现的领域。它的名字是可以被历史的建构赋予的。”
福柯认为人的性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由我们的荷尔蒙或者是生殖器决定的，而是通过那些我们从中形成自我的话语获得的，通过这些话语，我们成为自己的世界中有意义的演员，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体。性不是命定的，它是创造X生活的可能性。身体本身没有固定的性本质，身体甚至不会受另一身体的吸引。是人类的主体受到各种客体的吸引，其中包括身体。那些使主体感到欲望的身体特征，是建构了人类主体本身的文化规范、社会习俗及政洽制度的偶然结果，它决定了我们个人的性感理想，定义了我们会感觉到受到吸引的范畴和看法。
按照福柯的思想，人类的性主体经历了一个客体化的过程，这种客体化过程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叫做“分离实践”典型事例是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将麻风病人同一般人分离；在1656年的巴黎，把穷人、神经病人、流浪者同一般人分开，关进医院；19世纪对疾病的重新分类；现代神经病学的兴起，及其后在19世纪和0世纪进人医院、监狱及门诊；最后是现代欧洲将性越轨行为纳入医学、开闻和需要加以规范的行为的范畴。通过这个分离过程，主体的客体化发生在个人内部，也发生在个人与他人之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得到一个社会和个人的身份。一些人被权力从无区别的大众中分离出来。社会科学对这种分离实践有越来越精细的描述。
主体客体化的第二种模式叫做科学分类。它主要有二个要素：第一，在哲学和语言学范畴中话语主体的客体化；第二，在财富与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中生产主体（劳动者）的客体化；第三，在自然史或生理学范畴中生命体这一纯事实的客体化。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福柯讨论了生命、劳动和语言的问题。
主体客体化的第三种模式叫做主体化过程，即个人将自己主体化的过程。在主体客体化的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的主要对象是边缘人群，许多学者都有这种看法。但是第三种模式仅仅属于福柯。它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即19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它是指在这一主体化过程中，人是主动的。这是一个主动的自我规范过程，是对自己身体、灵魂、思想、行为的自我规范过程。它是人的自我理解过程，但以一个外在权威为媒介，由他们做他的宗教忏悔师或心理分析专家。在19世纪，出现了数量极大的关于性行为的科学话语。性被当做人的自我理解的关键。
通过这三种模式，人们被分类，被控制，被cao纵；人们科学地理解自我；人们去建构自我。
福柯对于性的问题的主要看法可以从下列引文中看出一个线索。他说：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走向真理”我的意思是，它产生和传播以真理为其功能的话语，它把自己表现为真理，从而得到特殊的权力。“真实”话语（尽管它在不停地改变）的发展是西方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他说：我无意于性的历史，而是遵循一个更窄的线索，在许多世纪之中，这一线索将我们社会中的性与对真理的探索联系在一起。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为什么性不仅仅是繁衍种族、家庭和个人的手段，也不仅仅是获得快乐与享受的手段？性是如何被放置在能够看出和表达我们最深刻的“真实”的特权位置上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自基督纪元起，西方世界从未停止这种说法：“要想知道你是什么，必须知道你的性是什么。”性一直是决定我们人种的未来和我们作为人类主体的“真理”的法庭。
他说：忏悔，意识的检讨，所有对重要的肉体秘密的执著探究，并不仅仅是禁制性或在意识中尽可能将其压抑下去的手段，而是一种将性摆在生存的中心位置的手段，是一种将拯救与掌握这些隐秘的活动联系起来的手段。在基督教社会中，性一直是这样被检验、被监视、被供认和被转变为话语的中心主题的。
他说：确实，真理无疑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当我说这话时，我只是提出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寻求真理？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神话？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像？我想，比发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更有趣的是研究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从而将我们完全置于它的奴役之下的？
有人说福柯的所有著作中均无主体。福柯说：首先，我确实认为不存在一种统治的、基本的主体，可以在所有的地方发现的主体的普遍形式。我对主体的这…观点极其怀疑、仇视。我认为，恰恰相反，主体是由服从的实践形成的，或者用一种更独立的方式，通过自由和解放的实践，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的某些规则、风格、设计的基础上形成的。
福柯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是如何将白己变成可能的知识的客体的？通过什么样的合理化形式与历史条件？最终以什么样的代价？以何等代价主体可以讲出关于自己的真实情况？以何等代价作为疯人的主体可以讲出关于自己的真实情况？以将疯人作为绝对异类的代价，不仅付出理论代价，还要付出体制的甚至经济的代价，并由精神病组织来决定。对于犯罪与惩罚体系我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一个人可能是犯罪主体时，他是如何讲述自己的真情的。对性也是如此，只是回溯得更久远：作为性快乐的主体，主体是如何真实地描述自身的？以什么为代价？主体怎能讲述关于自身的真理？
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理论大师拉康是通过话语媒介来分析性的冲动的，他认为，性的“冲动”不是真实的由生理决定的或天生的冲动，而是由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媒介的。显然，这一社会文化环境是有差异的。
威克斯是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位重要理论家。他认为，在过去0年间，件理论和木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严重挑战，那种性理论认为，性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人类的性冲动是固定的、天生的，我们的性身份是由自然和内在的冲动决定的，因此性的历史是这些基木生理秉赋的反映。
威克斯说：近期对性的研究，包括我的研究，被称做“社会建构主义”。这种研究的基木假设是，对以下的观点质疑，这种观点把性视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处于社会与文化领域之外。我们过于确信，性是我们身上最自然的事，我们的冲动是固定不变、与生俱来的，我们的身份是天生的，是由这些冲动决定的，因此性的历史不过是这些基本生理秉赋的反映。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分析，我们认识到了性规范的相对性。那些我们将其定义为性的东西是历史的产物，它包含着不同的生理和精神的可能性—阵别认同，肉体区别，生殖能力，需求，欲望和幻想一不需要将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在其他文化中它们也没有联系在一起。性的社会建构是指：我们的情感、欲望和关系是以极为错综复杂的方式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造就的。
他说：自从女权主义、同性恋政治和福柯的理论著作发表以来，我们日益注意到权力对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主体的微妙的影响方式。我们认识到，意识形态如何使我们相信，那些由社会造成的因而是可以加以改变的东西其实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不再相信，在所有的社会现象中，件是最不可改变的，相反，它对社会影响可能是最敏感的，是社会规范与权力关系最微妙的变化的产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性。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性史，存在的只有地方史，只有某种背景下的意义和特殊的分析。
他说：应当提倡另—种思考性问题的模式，即不是把性当做与生俱来的“自然”现象来看待，而是当做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性是一个虚构的统一体，它一度不存在，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也可能会不再存在。它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像万斯所指出的那样：“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在两耳之间。”
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是普拉莫，他认为，事物无所谓性，是我们称它为性它才是性的。在性问题上有经典的两分法：纯粹自由论和彻底决定论；理性和感情。普拉莫针对以冲动为基础的性学，建构了一套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其基本立场的理论，如性脚本无义理论等。
性脚本理论是属于社会建构主义范畴的一个理论。它认为，第一，一个文化中的性行为的模式是地方性的、局部的；第二，不存在内在的性木能或性冲动，初生婴儿并没有从娘胎里带来任何性的信息或特殊的性目标；第三，个人通过从生到死的文化学习过程，形成了受到该文化赞赏的性行为模式；第四，人并不是文化环境的镜子，而是随年龄增长，不断地对文化环境作出个人的适应和调整的。
性脚本理论是这样看待本能或冲动的：它不承认能够用人的本能或冲动对性行为作出科学的解释。从传统的本能理论出发，不生育的女性被视为缺少母性本能，喜欢冒险的人被视为缺少生存本能。性脚本理论却认为，人虽然有生存本能、生殖本能（母性本能）、攻击本能、反乱lun本能等本能，但是人也会作出与本能相对立的行为，例如，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自愿在战争中赴死；有的人自愿不生育；有的人没有攻击性；有些文化和社会中关于何种亲密程度的亲属之间可以发生性关系有大不相同的规定。对其他文化的研究否定了本能理论的可信性，因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发现了许多与在欧洲文化中被视为本能的行为相反的事例。在近现代欧洲中心主义被打破之后，本能理论显得越来越站不住脚。
将人类行为视做本能的理论常常认为，在人类生理本性和他们生长的文化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人类的本性或者是必须要表达出来，或者要通过社会训练加以驯服或禁制。因此有人认为，儿童都有攻击本性，育儿的目标就是降低儿童的攻击性。还有人认为在自然和文化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儿童有性的本能，文化的训练方式扭曲了这一性本能。二者的对立在于性善论和性恶论。前者是性恶论，后者是性善论。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关于什么样的性是“正常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这个答案不是来自所谓事物的本质，而是来自社会的建构。因此，应当区分异常差异口异类。究竟什么样的性行为是正常的？大概率的行为就是正常？只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就是不正常？其实不应当将性行为划分为正常的与不正常的，它们之间仅仅是有差异、有不同而已，绝不可以认为只要和自己不同、只要和多数人不同，就是不正常的。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所谓正常的性与反常的性只有程度的区别，任何分界点都是人为的和由文化决定的。一种文化中以为正常的性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定义为反常，反过来也一样。因此，所谓正常与反常的划分并没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或“自然的”标准。一切都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
性身份政治
性身份是自18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一种以人的行为来认定其性本质的做法，比如某人有异性恋行为，那么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异性恋者；某人有同性恋行为，他就具有了同性恋者的身份，依此类推。似乎一个人的行为就暴露出他内在的本质，根据这些本质，人就拥有了不同的身份。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先天论，它将种族、性别和性倾向固定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人都属于其中的某个等级，没有人可以逃避它。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性身份（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从不认为欲望本身的性对象会构成任何“问题”，也不认为这种欲望就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在性活动中，性别问题相比之下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年龄和阶级的因素会被认为更重要一些，但是也不会因此就暴露出人的内在本质。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会表现出对这一性别或那一件别的偏爱，但它不会因此使得一个人的性身份与另一个人的性身份变得不同。
古希腊罗马文化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太容易受到男女两性的吸引，他就不能保持健康长寿，过于频繁地沉溺于肉yu之中的人被认为是缺少自制力的人。希腊人的理想境界不是像后来的基督教伦理那样，认为性快乐完全是罪恶的，而是认为快乐有它的益处。希腊人认为，一个白由的成年希腊男子如果去做满足他人欲望的被动对象是耻辱的，而如果他从这一角色中得到享受就更加耻辱。一个男人的道德责任和他自己最终的利益在下避免被别人或他自身的性快感所统洽。
福柯认为，性身份的认同不是由生理功能和解剖学特征决定的，性活动本身对于身份认同也具有基本和最终的意义。性的绝对身份是何时出现的？福柯认为，在18世纪的欧洲，饥荒和传染病开始消失，于是过去主要与死亡作斗争的权力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生命的生产、维持和规范。这是性类别建立的开端。性这一类别是被当做“客体”来研究和控制的，它协助了生育权力统治的建立与合法化。
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性的身份制开始建立起来。例如，同性恋不再被仅仅当做一种“行为”，而且被视为一种“身份”。除了时间因素之外，空间或地域（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是什么人”的问题不同于“我做什么事”，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中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某些社会中，“我是什么人”远不如“我做什么事”重要，在另一些社会中，二者的重要性却会颠倒过来。然而，在大多数现代和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的社会中，“我做什么事”成了决定“我是什么人”的关键因素。
威克斯是对性身份制持批判态度的人，他说：“我对性身份质疑，如女同性恋身份、男同性恋身份等。”
威克斯批判了关于性身份制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他指出：
第一，人们往往以为性身份是固定一致的，将不固定的、有区别有差异的现实纳人一个规整的轨道。我们都知道，有些终生异性恋者会突然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哪一身份更符合他的本质？我们对男与女、异性恋与同性恋、正常与变态的两分是没有依据的。我们绝不可以为这些身份是不可改变的，是我们内在的唯一真实。拉克洛说：“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每一种社会身份的基本状况。”而我则要说，这种说法尤其适用于性的身份。
第二，身份具有深刻的个性，但是包括多种社会内涵。自我认同（其核心是性身份认同）不是个人生活的结果或欲望的固化。它是一个正在形成、发明和再发明的东西，深受复杂的外部世界的变化节奏、需求和机会的影响。正如吉登斯力所说，现代的自我是一种反射机制，是由个人的人生经历制造和再造出来的。它并不是一种“是”或“否”的黑白分明的现象，我们真正需要探寻的问题是：我和10年前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
第三，性身份是历史的同时乂是偶然的。最近新出现的一种观点认为，性身份不是身体真实状况的简单表达，而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因此是不断变化的，这一观点是由女权主义和同性恋学者首先提出的。
第四，性身份是虚构的，但却是一种必要的虚构。在0世纪80年代与艾滋病的斗争中，同性恋身份和社冈起到重要作用，发展安全的性，发展抵抗与生存的话语。说某事是历史的虚构并不是贬低它，相反，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承认我们不能逃避历史，我们需要运用想像力的手段向那些表面看去是不可动摇的铁的规律挑战。
谈到“必要的虚构”，有些人确实是把身份的认定仅仅当做一种斗争策略来使用的：首先定义出某一少数族群的身份，然后才能更有力地为他们争取权益。威克斯分析这种对身份的策略考虑的利弊，称之为“必要的虚构”。他指出，历史上确实有人试图将同性恋者定义为一个永久性同定性的少数群体，就像少数种族一样，以便确定其少数派的法定地位。例如尤利克斯和赫兹菲尔德就曾试图通过将同性恋定义为第三性或中性来为他们在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这正是最早的性政治。但是它并没有防止纳粹利用同一理由迫害同性恋者，把他们送进集中营。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希望用确立同性恋身份的途径建立起同性恋者的共同意识、群体意识，并且认为这样做对于同那些反对这一生活方式的人作政治斗争是不可缺少的。威克斯把这种做法称为“策略性的本质主义”。他认为，这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不是建立在自然或真实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权力的政治领域之中，因此是一种必要的虚构。重要的因素不在于性身份的真实或虛构的性质，而在于其在现实斗争中的政治意义。
著名的女权主义珲论家巴特勒也把性身份视为一种“必要的困扰”。她说：“我对身份类型深感不安，我认为它们是一种障碍，我把它们视为一种必要的困扰。”按照威克斯和巴特勒的观点，我们应当把性身份仅仅看做一种具有策略意义的虚构，一种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得不使用的策略工具。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性身份的划分从理论上看是不正确的。性身份和性别身份都不应冯妨碍政治斗争的联盟，因为任何政治斗争的联盟都不应当仅仅以生理特征或性倾向为其基础。
性身份政洽使人意识到权力对自我定义的影响，与性身份的划分相类似的身份划分还有性别身份，种族身份，民族身份，阶级地位身份。这些身份的划分和形成成为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抵抗权力的新形式。然而，我们绝不能忽略性身份的划分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即异性性行为的规范化和止常化，以及各种性“变态”行为的边缘化。
在性身份问题上，福柯所提出的“欲望”与“快乐”这一对概念的区分是十分深刻的。他认为，性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正面的快乐；一是负面的欲望。相信人有某种来自本质的欲望，就会将这种欲望与特定的身份连在一起；而相信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追求快乐，就不会认为这种行为代表了人的特定身份。在欲望与快乐这一对概念中，福柯反对提欲望，而赞成提快乐，因为欲望是身不由己的，好像代表了人的一种内在本质，一种身份；而快乐则完全是人自愿选择的。欲望表明主体的个性、历史和身份；而快乐却是非主体化的，非个体化的。对快乐的追求打破了身份、主体的划分，使主体变成身体的感觉系谱，成为心灵的无意识的梦境。福柯说：“快乐是由一个人传输给另一个人的某种东西，它没有身份的秘密。快乐没有护照，也没有身份证。”
福柯是这样解释自己提出“快乐”概念的理由的：“我提出快乐这一概念，因为在我看来，它避开了欲望这一概念中医学的和先天的含义。欲望这一概念被当做一种工具，一种知识的分类栅，一种正常与否的尺度：‘告诉我你的欲望，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你是否正常，然后我就可以批准或否定你的欲望。’人们一再遇到这种做法，从基督教的色yu概念一直到弗洛伊德的欲望概念，还有19世纪40年代的性本能概念。欲望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主体所具有的一种永久性的特征：它为所有心理学、医学学科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快乐’这一概念却是一块处女地，没有人使用过，几乎没有意义。没有快乐的‘病理学’，没有‘反常的’快乐。它是一个‘处于主体之外的’事件，或者在主体的边界处，处于一种既非肉体也非灵魂、既非在内也非在外的地位，简言之，它是一个既非被指定也非可以指定的概念，
在提出“快乐”这一概念之后，福柯又进一步提出了应当使我们的生活成为艺术品的思想。生活这个艺术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它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它等待着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发明，去创造，去塑造。福柯满怀遗憾地说：“令我震惊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变成仅仅与对象而不是同个人或生活有关的东西艺术成了一门专业，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但是，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一座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
他充满激情地说：“在我们所处的状况中，应当有一种发明……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存的一切远未占满可能性的空间。应提出一个真正不可避免的挑战：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发明什么新的游戏？”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身体一用它们的成分，它们的表面，它们的物质，它们的体积一来发明一种不受限制的性感：一种具有挥发性和弥散性潜力的肉体性感机制，一种具有获得快感的机会和随心所欲获得快感机会的肉体性感。”
“我试图重新建构的是：自我实践的形成与发展，其目标在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自我生活之美的塑造者。”福柯关于由每个人自己来塑造自己生活之美的思想，有着一种极其美好、极其自由奔放的底蕴。他的遗憾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动力：我们应当成为把自己的生活塑造为艺术品的艺术家。虽然我们不会作曲，不会画画，不会雕塑，不会写小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成为艺术家，那就是成为塑造自己生活之美的艺术家。我们每个人都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们只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原材料进行艺术创作� �艺术家。当然，我们当中有高手，也有低手，这就看我们每个人的艺术造诣了。
性与权力
性与权力关系的要害就是：权力对个人行为的管制。这个思想属于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柯。他曾这样概括过他一生所做研究的关注点：“我试图抓住三个问题：真理的问题，权力的问题，个人行为的问题。”
福柯曾说：“……在我看来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什么是权力？更确切地说：它是如何运作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人行使权力时，究竟是如何行使的？在我看来，性在所有的社会中，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受到严厉规范的，因此它楚一个检验权力机制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的最佳领域。”本来性可以是个人的行为，完全在于个人的选择，与权力和道德无涉。然而它却受到社会规范的严厉控制，不仅成为权力管制的对象，而且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道德的问题。福柯因此提出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使性成了一种道德的经验？”福柯多次论述过性是权力不可忽视的资源以及权力对个人行为的管制的观点。在1977年的一次采访中，福柯谈到“两个最近发生的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事件”：“大约10个月前（1976年5月，作者注），中国发起了一个反对儿童于淫的运动，同18世纪欧洲的运动沿着一模一样的思路（**妨碍工作，导致耳聋，导致人种退化）。在另一方面，去年（1976年，作者注）年末，苏联举办了首次心理分析学大会（医生们全都不是俄国人）。是解放？是关于下意识问题的解冻？是苏联力比多的春天与中国道德资产阶级化的对立？在北京的古代式愚昧和苏联的奇妙的创新中，我看到的是对以下事实的双重认可，即正规化与禁忌，表达与禁止，性是一个没有任何现代权力体系能够忽视的资源。”对于在苏联召开的心理分析学国际会议，福柯做了进一步的评论，他指出：“从根本上说，存在着一种需要使个人行为‘正规化’的感觉，一种通过权威对个人行为加以管理的需要，这权威不再是行政或克格勃的警察权威，而是某种更精致的权威。”
福柯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了“性是一个没有任何现代权力体系能够忽视的资源”，而在性的问题上，权力的运作方式不是行政的，也不是法律的，而是通过一种更精致的机制，通过心理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其目的是对个人行为的管制，是对个人自由的剥夺。
福柯指出：“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性行为成为公共健康问题在我看来丝毫也不自相矛盾。在我看来也没有结构上的不可能性。”
“当人们有了他们自己的空间，并因此能够比较容易地避开或忽视政治机器，或藏身于政治机器之外时，怎么才能抓住他们？他们将在心理治疗的沙发上被抓住。”
那么，权力为什么要管制个人的性行为呢？福柯指出：“我相信，性问题的政治意义在于，性处于身体纪律与人口控制的交汇点上。”生理学权力化—指的是两极：一极是人类（人口，生育等）；另一极是人体（被cao纵和控制）。工厂、学校、监狱和医院都是为了造就“驯服的身体”㈦00116它应当被驯服、被使用、被转变、被改进，通过对身体的训练，通过行为的标准化，通过对空间的控制。这种纪律一旦建立起来，在工厂就能够提高生产力；在学校能够保证有秩序的行为；在城镇能够降低危险人群、流浪汉、传染病所造成的危险。权力管制个人性行为的目标就是要“发展起来一整套对人的驾驭术，把他拘禁在某一地点，限制他的活动，监视他，对他的行为和工作永不停顿地监督，简言之，是一整套‘管理’技术，监狱仅仅是一个范例，或者说是这套技术在刑罚领域的运用。”
权力对丁个人性行为的管制主要表现为否定所有的非婚性行为，所有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并以这一标准制造驯服的身体。在福柯的《性史》第一卷中，他否定了一个假说，即人类的性本质是一种持久的、固定不变的存在，是一种在不同的文化中或多或少地被赞同、被压抑或被揭示的存在。他认为，性是社会力量的产物，是一种由社会权力围绕着被认为有问题的性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为建构的模式。权力在这些相互竞争的性行为中作出选择，把自己接受下来的行为当做正常行为。权力影响了每一个具体时代、具体社会的“科学知识”的形成，宣称只有那些被选中的行为才是自然的行为，谴责其他的行为是不自然的行为。福柯认为，性是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的产物。
权力管制个人行为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在18世纪，儿童**突然之间被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它在许多西方国家被称做一种威胁整个人种的流行病来对待。这是因为儿童**突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不可接受的事了吗？不是。当时发生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儿童与成人、父母及教育者之间关系的重组；是家内关系的强化；是童年期成为父母、教育机构、公共健康权威共同关注的领域；是童年期被视为下一代的训练基地。在灵与肉、健康与道德、教育与训练的交汇点上，儿童的性成为权力的目标和工具。一种独特的“儿童ing欲”被建构起来一它是需要警戒的，危险的，需要持续不断地监督的。
权力禁制个人性行为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现代的同性恋概念和“变态”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它们被创造出来才只有100多年。这些概念是由心理分析学和性学以“科学知识”的名义制造出来的，而它们对于各种“变态ing欲”的命名和分析已经以“科学知识”的形式进人人们的头脑和社会的意识中，成为权力管制个人性行为的机制的组成部分。正如福柯所言：“我关注的问题一直是：权力的影响和所谓‘真理’的产生过程。”
这种以“科学知识”面貌出现的“真理”同权力的结合在福柯看来是最危险的，他指出：“没有什么能够比一种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政洽统治更无定见；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比一种声称掌握了真理的政治体系更加危险。”当个人受到权力的管制时，他还可以拒绝，可以反抗；但是当个人受到“真理”的管制时，他的柜绝要困难得多，他的反抗会显得无力得多。对于人文科学与权力的关系，福柯是这样说的：“当然，你总能找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或社会学理论，但一般来说，社会可以成为科学观察的对象这个事实，人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可以成为能被分析和决定的问题这一事实，我相信都与权力机制有关一一在某一时刻，它的确在分析这些对象（社会，人，等等），将其作为一个可以被决定的问题来表达。因此，人文科学的诞生与新的权力机制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性研究：“我试图分析像疯狂、性和犯罪这样一些领域是如何进人真理的运作的，以及通过这些人类实践与行为进人真理的运作过程，主体自身受到了何种影响。”
心理分析成为权力管制个人行为的工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存在于其理论逻辑之中的，甚至可以认为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因为心理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基调就是保守的。在关于文明与性压抑的理论中，弗洛伊德将现代视为“现实原则”压倒“快乐原则”的时期，他认为，人们必须以他们的部分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来换取安全，这种安全既指一个安全、干净、和平的环境，也指人际关系中的和谐与相互依存。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发展就是要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根据福柯的理论，权力造成主体，为主体提供存在的条件，规定主体的欲望的正确轨道。因此，权力并不是我们应当简单加以反对的东西，在很强烈的意义上，权力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权力把它自己强加给人们，人们被它的力量战胜，内化和接受了它的概念。权力建构了主体。话语建构了主体。我们不是和权力对立的存在，我们是由权力造就的存在。
主体的屈从是由于权力的运作。福柯重新建立起来的屈从概念认为，屈从不是由权力强加在主体之上的，而是造成主体的。福柯说过：灵魂是身体的监狱。是我们经过权力塑造的灵魂禁锢了我们的肉体，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外在权力，而应当首先审视自身，反对权力对我们自身的作用，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抵抗它。有权力就有抵抗。福柯建议，现代政治的要点不再是解放主体，而是去了解“主体”得以产生和维持的规范机制。。
福柯对一向被视为反对性压抑、支持性解放的性学家和心理医生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性学家和医生的基本观点是：性的痛苦来自压抑，而要想快乐，我们必须争取性解放。福柯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他们大致是在说：‘你有ing欲；这一ing欲受到挫折，保持沉默；伪善的禁忌在压抑它。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吧，告诉我们，对我们毫无保留，到我们这里来倾吐令你不快的秘密吧……’这一话语形式的确是控制与权力的可怕工具。……它最终会压抑和消解反叛与解放的运动……”
有人指责福柯将性解放话语与性压抑话语划了等号，福柯说：不，性压抑的说法没有错，只是不堪重负：有太多的东西加在这一概念上。他说：我认为，被称为“性解放”的运动应当被理解为宣称从性“开始”的运动。在反对性压抑的人们看来，历史的发展有一个马鞍型：在古代，性是自由的；在中世纪，性是压抑的；在现代，性又重获自由。但是在福柯心目中，在古代，性不完全是自由的（比如关丁主动、被动角色的划分，关于恋童是成问题的，关于节制ing欲等、在中世纪，性不完全是压抑的；在现代，性也不完全是自由的。权力还在通过微妙的方式管制个人的性行为，人还没有从性中解放出来。基于这—看法，当访谈者问福柯：你相信压抑和性的痛苦还是存在的？他回答说：“是的，你是对的，我们仍旧或多或少生活于性的痛苦的状态之中。”
由于福柯强调抵制不强调解放，主张通过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立的方式改变权力，哈贝马斯说福柯是新保守派，是反现代派，是政治沉默派。但是他没有看到福柯理论中彻底的自由精神和潜在的革命力量。福柯坚持认为，解放只是一个否定，而抵制却包括创新在内。抵制不是简申.的否定，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为了反对权力对个人性行为的管制，福柯不仅反对各种关丁“变态欲望”的“科学发现”，而且提出：应当从性解放转变到“从性中解放”。他批判了性解放派的立场。性解放派以为对件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其实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他指出：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人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一个人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如果他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其抵抗权力的可能性。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性解放使人们得到性活动的自由，但没有使人们得到避开性活动的自由。性革命解放了我们的性，但没有把我们从性中解放出来。性革命使一切都与性有关，包括人的认知方式。这就是百年来管制了个人行为的性专制。因此福柯提出一个鲜明的口号：“打倒性的专制”。
福柯这样讲到他的关注点：“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实践（如癫狂、疾病、违法、性、自我认同），知识（如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性学、心理学）与权力（如精神病与刑罚体制及所有与控制个人有关的体制所行使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我试图表明，由早期基督教形成的关于‘牧’的思想的影响是如何持续地通过它们独特的真理阐述方式灌输给个人的，我还试图表明，这种牧权的思想对于希腊是多么陌生。”
“牧权的形成有其经济原因：对灵魂的放牧是一种都市性特别强的现象，在中世纪初年，它很难使贫困而幅员广阔的农村经济就范。”
为什么福柯如此关心权力问题？有些喜欢用个人品质来解释研究工作的人说，是福柯对虐恋的爱好导致他对权力问题有特殊兴趣。这种解释难以服人，而且无聊。福柯本人是这样谈到他关心权力问题的原因的：首先，权力在西方是表现最多但也是隐藏最深的，我们称之为“政治生活”的东两自19世纪以来就是权力表达它自身形象的方式。权力关系也许是在社会机体中隐藏最深的东西。第二个原因是，自19世纪以来，社会批判基本上是从经济特征开始的，它具有强大的决定性。它确实是“政治学”的根源，但却有一种忽视基本权力关系的倾向，这种政治关系是可以构成经济关系的。第三个原因是这种忽视权力的倾向对于制度、政党及整个革命思潮和行动是共同存在的，人们习惯于将权力视为仅仅是国家机器。
福柯指出：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我们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在这顶大伞之下，事情要复杂得多。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关于“是谁在行使权力，如何行使权力，对谁行使权力”的问题肯定是人们感受最强烈的问题。贫困这个19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而另一方面，谁为我做决定？谁不准我做这而让我做那？谁策划我的运动和活动？谁强迫我住在这个地方却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这些关于我的生活节奏的确切规定是如何作出的？这些问题才是我们当今的问题。福柯说：我不相信关于“谁在行使权力”的问题能够被解决，除非同时解决关于“它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即使我们精确地认出了那些决策者，我们还是并不真正知道他们的决策是为什么和如何作出的，它为什么能够被所有的人接受，它又是如何伤害了某些特殊类型的人们的，等等。
概括地说，福柯创造了这样一种对于权力的看法：压抑并不是来自一个高髙在上的权力，而是弥散的、参与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权力话语对我们主体的塑造过程，我们不是权力的受害者，而是它的共谋犯。因此我们的反抗不应针对一个有形的、固定的权力，而是针对一个无形的、流动的权力。我们的反抗就应在此时此地。如福柯所言：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抵抗。福柯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权力在性领域的运作方式有很大启发，帮助我们看到了许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他关于性与权力的关系的思想将对人们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