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问题
在卖淫问题上与对淫秽品问题相类似，西方社会中也有二种观点的激烈辩论。第一种是道德保守派坚决反对卖淫的观点；第二种是自由派卖淫非罪化的观点；第二种是女权主义从妇女地位角度反对妇女卖淫的观点。
对卖淫的抨击主要来自以性压抑的道德为基础的旧式观念，它谴责一切婚姻和爱情关系之外的性活动，尤其是商业性的件活动，认为是不道德的。
怎样看待卖淫和妓女，一直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难题。赞成卖淫似乎不正确，可是妓女也是女性，从保护妇女和姐妹情谊的角度，又似乎不应像保守派那样攻击妓女。这就使女权主义陷入了两难境地。由于卖淫活动规模臣大，女权主义似乎应当倾听妓女组织及其他性工作者的声音，支持保护她们不受暴力、疾病、虐待和剥削侵害的运动。
早在100多年前女权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女权主义者就承认自己对妓女的姐妹情谊。但在19世纪，妓女与女权主义者的关系是短命的。女权主义很快将注意力转向纯洁社会道德以保护少女，攻击“白奴交易”，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上是加强了警方对卖淫者的控制。
进入0世纪后，女权主义在卖淫问题上仍旧而临着同样的局面，同样的争论。女权主义关于卖淫问题的第一次研讨会于1971年1月在纽约举行。会上，女权主义者和妓女们相互攻击，妓女们攻击女权主义运动，下意识的妒忌和仇恨使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当有一天一个分组会场挂出“消灭卖淫活动”的标语时，矛盾公开爆发了，这个分组会上全是研究卖淫问题的专家，没有妓女，有几个不知情的妓女进入会场后，被勉强允许入座，讨论开始不久，会场秩序大乱，因为妓女们认为这种提法威胁到她们的生计。双方的—致点在于都同意卖淫的非罪化，但在这一点以外就有了分歧。“正常”女性认为，消灭卖淫对妓女们是有益的，她们的潜台词是：你在出卖自己，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愿这样做。这话最终还是被说了出来。妓女们的仇恨于是公开爆发出来，致使会议不欢而散。这一会议虽然仅仅是在1971年：在纽约一地发生，但女权主义与妓女的冲突具有普遍意义。它揭示了女权主义在卖淫问题上的两难窘境。
几年后在伦敦召开的另一次卖淫问题硏讨会上，女权主义的立场有所改变，变成了令人乍一听能吓一跳的提法：“我们全都是妓女。”这一口号源于“争取家务劳动付酬”的支持者，她们认为，在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中，不仅包括女性为男性做饭打扫房间，而且包括性服务。她们认为，所有的女人都不得不以性换取生活来源。相比之下，妓女只不过是更直露一些，并为此受到更多的痛苦和剥削而已。然而，妓女们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她们不仅不觉得受了剥削，反而觉得她们才是为性服务得到了应有报酬的人。一些女权主义妓女坚持认为，她们至少为自己身体的被使用取得了适当的报酬，其他女性只是被男性使用，连报酬都没有。有人甚至提出：妓女才是真正的“自由女件”。女权主义对卖淫的批评的主要之点在于，卖淫是男权制异性恋体制的中心表现，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典型现象，卖淫现象巩固了男权制度。收取报酬的卖淫活动将性劳动分工固定在异性恋模式上，并把女性的性仅仅当做为男性服务，而不是为她们自己的快乐。卖淫行为把性视为男性的需要和女性的供给，不是女性自身的需要。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出：卖淫关系恰恰是男女两性关系的原型。她们说：“我们一直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出卖自己：那些可供女性扮演的角色一妻子，秘书，女友全都要求女性把她自己出卖给一个或多个男人。”激进女权主义认为，所有的两性关系都带有卖**彩，都是增强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女人提供服务，男人付酬形式从请客吃饭到提供生活来源。程度和形式虽有不同，实质和内容是一样的。
激进女权主义在卖淫问题上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有财产关系的婚姻比作卖淫关系；将资产阶级的妻子比为妓女，认为她们和妓女的区别只是零售和批发的关系。就像两个否定合为一个肯定，在婚姻道德中，两个卖淫合成一个道德。妓女是零售，资产阶级妻子是批发。马克思主义关注卖淫的社会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对有财产关系在内的婚姻关系的批判逻辑，卖淫关系不仅包括商业性的个人的性服务，而且包括以经济上的赡养作为交换条件的夫妻关系中的妻子，甚至应当包括与“富婆”结婚的男人。卖淫与非卖淫关系两相区别的关键因素在于婚姻是否包含了财产关系。仅仅因为爱情而缔结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
这种看法不仅来自理论界，现实生活中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位妓院老板说：“那些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出于贪婪而结婚的女人，那些为了有人给她们付账单、给她们漂亮房子、衣服和首饰的女人，那些为了不干繁重的工作、摆脱讨厌的亲属或避免被当做老女仆的女人，她们除了名字不叫妓女之外，与妓女毫无二致。她们和我的姑娘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我的姑娘们使男人花钱感到物有所值。”
总之，高度概括地说，这种观点认为，性不应当出卖，而应当是免费的，是出于爱情和自愿的。如果没有爱情和自愿，那就是卖淫，不论是婚内还是婚外。极端一点如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主张完全避免两性关系，无论是婚内还是婚外。
自由派的性观点则是一种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观点，它向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挑战，主张男女在性方面的平等。自由派的观点认为，卖淫应当非罪化。这种观点以英国的沃芬顿报告为代表：“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法关注的对象。”报告认为，卖淫活动双方不应受惩罚，只有强行拉客才应受到逮捕，因为这种活动侵犯了公共秩序和体面。“卖淫中个人的性行为没有超越商业活动中的个人权利范畴。因此，政府不应当禁土这一活动，除非国家有证据证明禁止这一活动对社会有益。”
自由派批判现行关于卖淫的法律，认为卖淫法的基调在于视女性为私有财产而非独立的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人，女性有权决定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无论是出于爱情的、向愿的、免费的性，还是出于商业动机的性，她们都有权决定，别人不应当干涉，也没有权利干涉。
自由派女权主义提出：“性一向被认为是所有的女性应当免费去做的事，而今一些女性以此挣钱，她们的行为为其他所有的女性拒绝任何免费性行为提供了力量的源泉。”她们认为，许多妓女卖淫的原因来自她们所出生的经济环境，任何人如果感到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十分不利，以致卖淫成为有限的选择中最有吸引力的一种时，她们有权利这样做。社会的道德不应当歧视或打击妓女，社会对待妓女不应当比一般人在这种环境下的所作所为期望更高。
自由派的观点认为，卖淫合同同其他雇佣合同毫无二致：妓女在一段时间内提供性劳动力换取金钱。因此，对待卖淫合同也应当像对待其他劳动合同一样。妓女也有成立工会的权利和掌握自己工作环境的权利，就像其他工人一样。女权主义应当反对那种以为卖淫比其他工作下贱的看法，那种观点属于父权制在性问题上的伪善。合同论者认为，在性服务的自由市场制中，建立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卖淫活动秩序是完全可能的，在其中，男女两性都有做买方或卖方的机会。
有些女权主义者反对合同论者的观点，她们认为，卖淫不是单纯的商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是男性实施其性权力的一部分，是男性接近女性身体的保证。她们认为，女性有三种合同：婚姻合同，卖淫合同，代理人合同。女性在卖淫时与其他职业不同，她不可能在出卖身体的同时“不出卖她的自我”。工厂主和奴隶主只关心身体的产品，而嫖客关心的是身体本身。有的嫖客仅仅要求妓女给他们**，对于这种人来说，原本**就完全可以了，而他们偏偏要找妓女来为他们做这件事，这就恰恰证明嫖客买的是妓女本身，而不只是妓女的服务。
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又反驳说，在个人服务业中，如餐馆侍者、秘书、仆人、护士等许多行业中，都需要个性和情感的服务。英航空姐要受到“真心微笑”训练，情感是她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秘书学校要训练其学生的容貌、声音、成熟、对上司的优雅态度。服务行业有许多女性化训练，都要求她们“出卖她的自我”，虽然有时只是一部分的自我。此外，妓女也像其他服务行业的人一样，能够划清顾客和朋友情人之间的界线。对顾客，她们只提供性服务；对于情人，她们才奉献真正的自我。难道卖淫真如帕特曼所说，在逻辑上与其他服务职业有什么区别吗？
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追根究底地问：“究竟为什么‘娼妓’成了这么肮脏的字眼？事实上在工作场所，我们总是被要求与男性不同，为男性端咖啡。事实上，无论我们做何种工作，大多数女性全都被期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出卖她们的性，向男性献媚，使男性的生活变得不那么严酷。妓女至少还被允许保持了一种尊严，即不必假装她们在做别的什么事。卖淫的‘罪恶’在于抛掉了‘女性不出卖性’的假象包括在工作场所，在婚姻中或在街道上。妓女揭掉了我们的外衣，她们向世界讲了真话。这是‘可敬’的女性仇视她们的真正原因。”
近年来，已经被普遍接受的一个颇具女权主义特征的提法是，将Se情行业从业人员称为性工作者，将卖淫称为性工作，把它视为一种职业。妓女所得报酬是因为她们所做的事，而非她们的身份和属性。她们是娱乐工作者，就像脱衣舞女、Se情模特儿和演员一样。应当强调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共同点。就像早期女权主义所承认的那样，做家庭妇女也是工作，照顾老人、病人和残疾人也是工作。
前女权主义时期的一种普遍的做法和观点是不以无酬工作为工作的。因此，在女权主义理论中，“性工作者”这一槪念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这些女性为其所做之事得到报酬，靠性服务谋生；其二，像其他女性一样，她们的工作应被视为一种依靠技术和付出努力的工作而得到尊重，不应被视为每个女人都具有的天生的能力。
正像女权主义争取为家务劳动付酬的斗争一样，在卖淫问题上，女权主义也应当肯定对性服务的付酬；正像只有为家务劳动取得报酬才能使它受到尊重一样，只有为性服务取得报酬才能使它受到尊重。自由派女权主义认为：从这一观点来看，妓女比其他女性更值得赞赏，因为她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更为坦率，而且绝不会贱卖自己。
再看从事Se情业的女性的自我评价。一些性工作者认为，性工作可以是快乐的，就像其他行业一样。金钱、独立和灵活的工作性质使许多单身女性可以有更多的娱乐时间，更多与子女家庭在一起的时间。据一些脱衣舞女和Se情片女演员说，她们在台上表演或拍戏时，能够感到自身的性感和魅力，一些妓女也说她们能够从与顾客的关系中得到享受。Se情片演员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认为自己的照片、影片和录像片能够为观众提供新的性技巧，或者提供性治疗，或者是为观众提供性快乐，也能体验到一种自身价值的实现感。
有些妓女甚至认为，卖淫活动不但不是巩固男权制的，反而是可以破坏男性权力的。一位女权主义妓女这样说：“我常常想，妓女是唯一解放了的女性。我们是唯一能够像男人***那样操男人的女人。”她坦率地说：“我喜欢我的妓女身份。我掌握着控制男人的权力，在私下里，我认为男性害怕女性的性优越地位。”
“可惜我们的顾客还是生活在阴影之中，因为他们是妻子的财产。他们生活在那些女人的所有权的枷锁之中。他们中大多数是结了婚的。他们不敢来是怕毁了婚姻。他们怕冒犯了神圣的婚姻。”但是同时她也看到：“在私下领域，娼妓是有权力的。她说了算，她安排性和金钱的交换。但在公共领域，她完全没有权利一没有公民权，没有人权。卖淫法律是社会对女性的控制。男性最害怕的就是如果妓女的声音被人们听到了，好女人们也会突然意识到她们的时间是值钱的，也会知道如何去要钱。”
从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听到女权主义妓女的声音。她们明确地提出这样的口号：“妓女是娱乐工作者，让我们面对这一事实。”197年，以詹姆斯为首的一群妓女在旧金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个名字是由“放弃你老掉牙的伦理”这几个英文字的字头组成的。这个组织在政治上很活跃。1975年，法国一些地方的妓女占领了教堂，抗议酱方骚扰，批评政府没有保护她们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以及政府的税收政策。伦敦和加拿大的妓女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妓女组织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卖淫非罪化。她们认为，如果没有制裁卖淫的法律，只有一般的保护居民不受暴力、欺诈和剥削的法律，她们的交易会进行得更加平稳，也不会引起那么多的社会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女权主义在卖淫问题上的争论，归根结底还是围绕着一个最古老的问题，即好女孩和坏女孩、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划分。一位女权主义妓女说：“匿名的性活动像其他种类的性活动一样合理。所以如果女权主义的理想就是非匿名的性，那我们根本就不同意这种理想。”
“有人说，淫秽Se情品暗示女人天生是妓女。这有什么不对？我是个坏女孩。我喜欢做坏女孩。明尼那波里修正案继续将女人分为好女人和坏女人。”许多人反对卖淫非罪化，就是为了划清好女人和坏女人的界线，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实现了卖淫的非罪化，好女人和坏女人的界线就模糊了。而自由派的女权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女权主义性政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使女性不必在做好女人和坏女人这二者之间做选择。”
家庭暴力问题
女权主义在性领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家庭暴力问题，因为家庭暴力不仅以女性受害者为多，而且是男性权力压迫女性的一个极为典型的表现。
一些国家的家庭暴力状况：0%女性（18岁以上）受过肉体虐待。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低得可怜。从统计数据看，发达国家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程度一般来说比不发达国家低一些，但是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调查资料显示出略有不同的结果。一项以000对美国夫妻为对象的调查表明，5%有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我在1994年利用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所得到的家庭暴力数据是，无论程度和频率如何，丈夫打过妻子的比例占样本的1.%，其中丈夫经常打妻子的约占广/。。如此看来，家庭暴力似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无论社会制度是怎样的，文化传统又是怎样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些社会和文化中，人们从不知家庭暴力为何物。这一点同这种社会文化中的性别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莱文森对90个小规模民族文化的调查发现，其中的16个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家庭暴力问题。再如，在女权主义人类学家桑德对156个部落社会的调查中，47%的文化中基本上是“无强X社会”。这就说明，至少有一些社会没有受到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根据一项60年代的调查，在泰国中部地区，家庭暴力的现象也极为罕见。在我国西南部摩梭人的母系社会中，不仅不存在家庭暴力，就连邻里、村落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很少发生。此类文化的存在一尽管数量很少证明，对女件的暴力并不是源于男性生理、男性ing欲或男性荷尔蒙的必然现象，而是由社会的性别结构决定的。
跨文化研究表明，对女性的暴力与社会的性别结构有关，具体来说，它同某一社会或文化中有没有“男性理想”有关，所谓男性理想是指对统治、强悍和男性荣誉的强调。有社会学家研究了各种与性别暴力有关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问题上，有些女权主义者还提出了警惕“反暴力陷阱”的问题。所谓“反暴力陷阱”是指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对性别暴力的关注有可能导致性本质主义的增强，即增强了那种男性对女性施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冲动，是由男女两性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观点。本质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它为现存的地位等级结构提供了“生理的”依据。如果说现存的男女关系结构是有生理基础的，那么就应当认为它是“天然合理的”，甚至是“好的”，至少是不可改变的。有些反对家庭暴力的女权主义者虽然在主观上想为妇女赋权，但是她们对家庭暴力行为机制的本质主义分析反而贬低了女性，把女性当做是完全被动的人，把女性贬低为仅仅是男***的受害者。
有人看到男***的数据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男性ing欲中的哪些因素使他们做这种事？而反对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木身就是错误的。正确的提问方法是：不同文化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中有哪些因素在促成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社会对女性气质的建构以及这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中有哪些因素在允许此类行为继续下去？
从“男性气质”角度（一般以生理根源来解释）提出问题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跨文化硏究并不能证明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普遍存在的。一些跨文化研究证明，至少有一些社会完全不存在强X和虐妻现象。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本质主义观点的错误会导致男性统治地位的合理化、自然化和固定化。从妇女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样做是不明智的。
对妇女身体的暴力行为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盛行于非洲一些国家的女性**环切术。苏丹女性达里尔调查了她所在国家的女性**环切术状况，她调查的地区是苏丹北部，调查对象为10位女性，其中1%做过环切手术，只有9%人没有做过这一手术。在做过环切术的人当中，8.1%是全切手术，手术将**、大yin唇全部切除；1.17是半切手术；.5%做的是****切除术。
达里尔调羞了当地人赞成女性**环切术的原因，其中包括认为这是一种好传统；宗教要求；干净；可以得到较好的婚姻；丈夫可以得到更大的快感；保持童贞，防止不道德行为；提高生殖能力等。其中宗教要求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赞成女性环切术的原因则有：所信的宗教禁止这种做法；难以获得性满足；为婚姻和劳动增加了困难（这一点比例最高）；个人经历；为了人权和女性的尊严；怕丧失生殖能力等。根据达里尔的分析，在她的国家，女性**环切术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是：对其后果的无知；怕受到社会的批评（这一点比例最高）；助产士使它得以施行；害怕引起社会变革；父母的无知；袓母的影响；违反法律；法律执行不得力；政府对人民启蒙不够和健康教育不充分。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女性**环切术就像印度的烧寡妇和中国的裹小脚一样，一直是一个触动民族文化神经的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西方女权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简单批评往往会引起拥有这类陋习的国家的妇女的反感。这是因为当某种伤害妇女身体的做法以习俗的方式被固定下来，并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实践时，它必定是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屮有着某些功能，不能够简单地把它看做愚昧无知。比如，据考察，印度的寡妇自愿殉夫的原因之一在于：守寡后，她们往往丧失了经济来源，生活极为艰难，这就促成了殉夫习俗的形成；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妇女的裹小脚有限制妇女出门的作用，此外一个现实的困难在于，在盛行裹足的时期，如果不裹足，一位妇女就找不到体面的男子愿意娶她，不得不降格以求。社会的规范已经如此，不是可以用愚昧无知来全部加以解释的。**环切术也有不少被当事人视为正面价值的因素，简单否定于事无补。女权主义对于这些伤害妇女的习俗只能采取谨慎的批评态度，并且用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它加以改变，绝不是简单否定所能奏效的。
女权主义的性政治
跨文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女性的权力与男性的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越受到禁制。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权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木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女权主义的性政治经历了一个从反性到性自由的过程，其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以女同性恋作为取代异性恋的政治实践的阶段。也可以这样说，在女权主义性政治中，存在着这样几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反性派女权主义，另一种是性自由派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一个特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
在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权意识的高涨，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是，即使在女权主义内部，对于性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虽然都是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规范，但是这种改变一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动的方式；另一种是进步的方式。反动的方式是用规范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纯洁的方法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状况；进步的方式则是通过为女性赋权来解决男女性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两种方式、两种主张—直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女权主义的性政治也始终分为反动与进步、反性与性自由的两派。
早在上个世纪，女权主义刚刚兴起时，运动的骨干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白种女性就集合在“纯洁社会”的旗帜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女性自治和选举权，另一个是要求男性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像女性一样保持纯洁。她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女人投票，男人贞洁。”在19世纪末，英国女权主义者霍普金斯活跃于白十字军的活动中，该会会员的义务包括：第一，尊重女性，尽力保护她们不受罪恶的侵害；第二，尽力避免粗俗的用语和玩笑；第三，在维护贞洁法律方面坚持男女平等；第四，在同伴中广为传播上述原则，帮助年轻的兄弟；第五，尽一切可能实现“保持自己的纯洁”的要求。
在19世纪后半叶的所谓纯洁社会运动中，女性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卖淫，反对社会不道德现象，尤其反对仅仅要求女性贞洁却容忍男性到妓女那里满足他们的**的男女双重标准。禁娼运动打出的旗帜是“社会卫生”，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卖淫成为非法行为。但这一非法化的后果是卖淫活动的分散化，转入地下，与集团犯罪合流。19世纪的社会纯洁派女权主义者以保护妇女的名义阻止女性卖淫，指责女性的性开放和**行为是罪恶，目的是鼓励女性接受由传统异性恋婚姻来定义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女权主义反对卖淫、淫秽品和同性恋的历史渊源。从反对男性罪恶的立场出发，这种取缔运动播下了反对所有性越轨行为的种子。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权主义反性派的主张已经从要求男性贞洁演变为彻底反对一切性行为。反性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德沃金，麦金农和英国的杰弗瑞斯。她们的理论框架是保守主义的性观念，强调以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对女性的威胁。由于她们把异性恋的性行为视为男性统治的生理基础，所以认为要反对男性统治就要反对性行为。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本身。
德沃金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异性ing交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贬低、玷污和压迫。她声称：“如果人类的目标是普遍的和平，那么结束ing交将是一个基本的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她还公开承认：“我就是拒绝说我不反性。”德沃金199年11月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ing交。***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
反性派女权主义者杰弗瑞斯则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从所有未经邀请的男性接触中解放出来。”在《反对快感》一书中，杰弗瑞斯说：“异性恋就是使男性优越的社会得以形成的体制，因此它必须被废除。”她斥责那些屈服于对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说她们的倾向是男权思想的回潮。杰弗瑞斯将异性恋与其性别基础相分离，置于另一种两分结构中，即两性权力区别的结构中。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性感化的权力差异……它起源于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使在同性关系中也可以存在。”
麦金农在谈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关系的女性时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你髙兴；接下来的反应是，你可能有没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后的反应是，再等等看。真实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是在两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经历性行为的。在观察了我的许多朋友之后，我得出结论，平均来说，男女双方一般只有两个星一期的平等。”
反性派女权主义者认为，异性‘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压迫的阶级，这一压迫是通过性统治和性控制实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直接方式是指通过强X及其他明显的性强迫方式；间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育成把目己身体的性殖民化当做性快感来对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拥有一种其他压迫机制所没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质作为社会控制的力量。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强X，性谋杀，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儿童的***（其中90%是女童），打淫秽电话等。女性不断受到男性***的威胁，不断被提醒她们所处的低下地位，不断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惩罚。***表明，统治、贬低、羞辱女性的欲望只不过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质的极端形式而巳。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质包括暴力，攻击性，**中心，性与爱的分离，女性的客体化，恋物倾向，不可控制的性冲动，等等。
反性派女权主义就是这样将两性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反性派女权主义活动家用这种观点向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挑战。这就是她们对***和淫秽Se情品的分析的基调，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性定义和性结构所做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性的商业化。在西方，女性参与性工业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五大类：脱衣舞女，Se情舞女，卖**，***女演员，Se情照片女模特。激进女权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一切，认为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父权制环境中使男性无条件接触女性的合法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也否定这些活动，但她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妇女的贫困和妇女在经济上受歧视造成的，是经济上的受压迫地位导致妇女成为男性的性客体。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三个攻击目标是性解放和对性的开放态度。她们认为，如果性解放的条件由男性来决定，性解放就绝不是女性的解放。在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权主义者激烈抨击与陌生人发生的开放的性活动，那些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寻找性伴的性活动。此类性活动，以及虐恋性活动，成人与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动，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性活动，都被划归统治与屈从的父权制关系，被认为是反女权主义和反女性的。她们认为，女性看重的是亲密的性关系和浪漫的温存，不喜欢情感淡漠的性关系和作为性客体的“一夜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女性来说，良好的性活动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点时感到安全的性活动，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着***和性剥削的威胁的性活动。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能够使她满意的性活动就是同一位可爱的忠实的伴侣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性活动。在这个艾滋病时代，开放的性被视为危险的性，开放的性有多个性伴，而有多个性伴被视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四个攻击目标是女同性恋活动。在1969年至1971年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企图将女同性恋者从她们的组织屮清除出去。这种倾向被弗里丹称为男权主义性关系的倒退，会对女权主义运动造成损害。但是在随后的10年间，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女权主义政治与女同性恋性倾向的这一结合的最隹表述是阿特金森的一句名言：“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然而，由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倾向看做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而仅仅视为一种性倾向或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概括在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权主义者中间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提法。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五个攻击目标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动。在1980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提出反对虐恋和跨代性关系，提出的原因同10年前反对女同性恋一样，即父权制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与女权主义原则不符。这些受到攻击的所谓“反常”性倾向除了虐恋和跨代性关系之外，还有异装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关系，等等。反性派认为，上述倾向是具有压迫件质的传统男权制中的性角色分工的再现，而女权主义的円标就是要� �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此外，易性倾向也在被批评之列，易性者被批评为希望按照父权制模式给自己换一个“正确的”身体。
总之，她们给所有这些“反常”的性活动戴上了一顶“政治上不正确”的“帽子”，她们把具有压迫性质的、男性中心的性关系称为“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反性派女权主义者认为，无论是男同性恋中成人与少年的关系，女同性恋中分男角女角的关系，还是虐恋关系，都属于具有压迫件质的性关系，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为这些性关系所做的辩护则认为，上述关系并不是对父权制的统治屈从关系的模仿，它是人们探索自己的性本质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创造性的方式。在件自由派女权主义看来，反性派女权主义者制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质的性环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压迫性，至少是同旧的压迫制度相等的，它拒绝了男女两性充分实现其热情和快乐。
在反性派女权主义和性自由派女权主义的论争中，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一度被称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她们的观点认为，异性恋是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件恋才是女权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女权主义者。然而，女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关系，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间不建立性关系。“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一口号风行一时。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国，许多女权主义者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本质和修正自己的性实践。有些人脱离了男性，开始与女性结为伴侣，或者仍然保留异性恋关系，但是停止插入件的性活动。她们认为，对女性的任何插人式性行为都属于侵犯行为，它有损于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它是权力和主宰的行为，它使男性变得强大，不仅超越一个女性，而且超越女性全体。英国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组织利兹革命女权主义团体就持有这种看法。对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些改变被视为性革命的开端。
在当时的女权主义阵营中，许多女性认同女同性恋，不仅是把它当做一种性倾向，而且是把它当做一种政治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她们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权力和统治的成分。由于女同件恋拒绝了两性关系而选择了女性，她就蔑视了现存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许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并不一定是性倾向上的女同性恋。
这种政治性的女同性恋是对一个理论的最终拒绝，这一理论认为，性仅仅是女人不得不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则认为，作为女性阶级的一员，我们性实践的政治意义只有两种：或者是对件阶级及异性恋意识形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再生产；或者是脱离异性恋及其意识形态。由于这种观点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同，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所期望的分离主义的性革命一直没有到来。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中的最极端者认为，作为女同性恋者不仅意味着异常的性行为，而且意味着异常的性别行为：不屈从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的反叛，甚至是彻底脱离女性这一性别，把女性性别本身视为象征性和实质件地对男性权力的服从。在这一激进女权主义的模式中，性别不再限于男女两种，而至少有三种：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恋。
概括地说，当时的政治性女同性恋者不仅把性看做个人行为，而且看做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一斗争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或者被巩固和维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战。她们反对把性仅仅看成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杰弗瑞斯指出：“一个基本假定认为，性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或许社会与政治压力对卧室中发生的事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性行为并不被认为能够影响卧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性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最为个人的领域，因此规范男性性行为的妇女运动被视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误解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从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潮流开始消退。女同性恋者“变为正常人”；异性恋女权主义者也开始寻求插入式性活动的快乐；许多认同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公开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话语，以颇具危险性的语言取而代之，例如操，来快感，虐恋，皮革服装，等等。
在我看来，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以矫枉过正的冲击力来对付传统的男性话语和男性观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格里尔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的女性可能会参加妇女解放组织，痛骂鳘察，对他们大喊大叫，同他们格斗，但是你听到过任何一个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说‘来发掘它吧，**是美的’吗？伊甸园就是**。美丽圣人曼朵拉就是**。神秘的玫瑰就是**。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门。**就是将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动。**就是性感科学的象征，是对疯狂征服一切的技术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须掀起，紧身内衣（女人穿它的历史只有一个世纪）必须永远抛弃。发掘**的时刻到了，而女人必须首先来做这件事。”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格兰特指出：“**统治的时间太长了。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公元前40年—40年的水平，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在浇灌一排竹笋一样的**。这种女性为男性的性器与权力的图腾服务的图景已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发生的将是以****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没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未来的性将推翻**中心主义，结束压制同性恋的法律，将有更多的**中心的活动。”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麦肯西则这样说：“为什么女权主义还在赞赏天真？为什么天真仍被视为美德？性压根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尊崇天真？难道它的对立面是有罪的和应受责备的？我们好像不应当喜欢性，我们不被鼓励对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有了性经历或者承认自己喜欢性，就会被视为‘肮脏’或‘堕落’。我们对被人视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一旦参与性活动，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包括女权主义者）仇视喜欢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暴力和强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性就不再是女人为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两（家庭、婚姻、爱情、安全等）所付出的‘代价’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欢性，那些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关系而不得不欺骗自己、出卖自己来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丧失了这样做的理由了。”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她们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在两个层次上过于简单化了。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完全是反面的、危险的。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也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反性的女权主义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异性恋的目的和性别主义就是男性想让女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乐的阴谋。
当然，性自由派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性也不是毫无批评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社会中的性的批评认为，非个人化的纯粹为性而性的行为是男性的变态表现，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的是，性可以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虽然她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男权主义的性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绝不是反对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视福柯的思想。福柯对于女权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性是由权力构成的而不仅仅是受到权力压抑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很少关注女权主义和性别问题，但是他对身体的关注，他将身体当做话语权力的弥散的载体这一思想，开启了主体件别化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身体长期以来一直与低下、异类、被压抑者、肮脏、恶心、性以及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为人的身体“正名”，使之“登堂人室”，令女权主义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欢迎男同性恋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他认为，“这就使同性恋能够表明，他们对男性的爱好并非**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
福柯关于女权主义与性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而这种性根据医生们的说法是脆弱的，几乎总是病态的，或总是包括病态在内的。‘你是男性的病态。’但女权运动作出了挑战性反应：我们天生是以性为主的吗？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独特地存在，就这样以我们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让我们接受它的后果，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这种类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存在……”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认为，西方0世纪70年代的性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在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多数女性接受被动角色。她们避开性这一罪恶，通过幻想强X来躲避对ing欲的罪恶感。在传媒中，女性总是被表现为非性的，使人联想到死亡与责任，这些材料总是将女性表现为避开欲望的、讨厌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无邪的人物。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女性的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女性幻想着掌握她们喜欢的男性，与许多人共享性快乐，以她们愿意和喜爱的方式付出和获得她们所向往的一切性快乐。
在0世纪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性革命并未因里根和撒切尔而停止，它在私人领域内化和发展。0世纪80年代的虚无主义、死亡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被新出现的女性丰富多彩的性活动所遏制，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更是在性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把性作为生命力的培养力量，将生殖器当做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精神相分离的肉体来看待。她们用性的语言、图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们将性的检査制度视为反艺术和反人性的。她们通过对性的肯定为自身赋权。她们通过爱上性的自我而获得快乐，治疗这个病态的世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