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秋始，北京三海之内帝王的影子若隐若现，并且常有血腥味，一时间伴随着袁世凯踉跄的脚步，阴谋杂错，扑朔迷离……
袁世凯走在一条怎样的路上？
回首历史，从破碎和完整中摭拾、拼凑，三海的风风雨雨早把他稍显笨重的脚印冲刷一净了，彰德的坟墓自然也是沉默的，笔者只是分明感到：袁世凯毫不察觉他正走向一生的尽头；而在他走这一段最后的路途时，他一反往昔的稳重，显得踉踉跄跄；无疑这是袁世凯自己想走的路，也是为众多的人推着走的路；再说在公然的“举旧政用旧人”之后，怎么能不走那一条旧路？
袁世凯在191年底，仍然不失从容。
他相信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关于时间，他除了双腿有轻度的风湿外，早起晚睡，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运筹、调动人事，精力充沛，从无倦容，更何况他信命，算命的说他“山根深厚，贵不可言”！至于力量，袁世凯倚仗的首先是北洋军，其次是朱尔典为首的外国使团代表的西方列强做后盾。再加上革命党人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已经不成气候不足为忧了！
那么袁世凯所忧者为何？
大凡大的独裁者便无一例外有大的疑心病，亲信、部属乃至子女都在怀疑之列，由疑而生忧，疑也不尽，忧也不尽，着实活得不轻松。
那年头怀疑之下做了冤鬼的应桂馨在先，赵秉钧继之，后来又有一个便是王治馨了。
王治馨是赵秉钧的至交，也是袁世凯结识二十多年的旧友，鞍前马后为袁世凯效力，先后出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即京兆尹。
袁世凯与赵秉钧密谋刺杀宋教仁时，王治馨正在京兆尹任上。赵秉钧一生谨慎，是娘胎里带出来做特工的料，一切的机密只对一个人说或者有所相商，这人就是王治馨。赵秉钧这一手也是为着防袁世凯，活着多一个证人，死了有人说句公道话，因而杀宋之举，王治馨一清二楚。待到宋案不可开交，北京的国民党议员要赵秉钧到会解释时，王治馨代表赵秉钧到会并讲话，声言：“宋教仁绝非总理所杀，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这些话一说，京中各报纷纷报道，赵秉钧对王治馨说：“老兄，你我都要安排后事了。”
王治馨：“为何？”
赵秉钧：“你这几句话不是泄露天机吗？”
王治馨：“真乃糊涂一时！可总得说话！”
未几，赵秉钧在天津直隶民政总长任上暴死，然后王治馨也被逮捕，1914年10月1日，袁世凯批令“立即枪决”，罪名是“贪污500元”！
这几天，袁世凯演了一出实在叫人哭不得笑不得的包公戏。
袁世凯想做包公了。
当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上书、乞恩，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宜，贷其一死”时，袁世凯让夏寿田传出话来：“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
10月日，袁世凯指定总检察厅长罗文干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刑前照例赐酒饭一桌，菜也丰盛，一大碗红烧肉，一条松子黄鱼，并有木樨肉、爆肚丝、酸辣汤，四菜一汤。
王治馨拒不进食。
罗文干问：“何故？”
王治馨：“生为贪官，死作饿鬼。”
罗文干：“既然知罪，但吃何妨？”
王治馨：“我要做个榜样。文干兄你何尝不知，北洋军内总统府中，大总统为首谁非贪官污吏？杀人灭口，雕虫小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王治馨一死，宋教仁案的唯一知情者再也不会开口了，袁世凯顿时又换一副面孔流着眼泪对左右说：“王某故友也，何忍见他有此结局？唯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费计银1000两，次日又下令申儆百官，以王治馨为戒。
袁世凯唱罢这出戏，自以为做、唱的功夫都不错，哪知道京城内外的北洋旧部纷纷“唏嘘”，一言以蔽之：心寒！还有私下里聚会发牢骚的，说：“坐赃500元枪决？看来，哥儿们的头人家想什么时候拿掉就可以拿掉的。”
老百姓却自有妙论，有的说：“那袁世凯早该枪决十次八次了！”也有的说：“北京城里让子民百姓统统出城，扔一颗炸弹，放心，炸死的全是贪官污吏！”
贪官污吏实在太多了，多如牛毛。
这些言论均被密报到了袁世凯的案头。
其时京城特务横行，尤以军政执法处为最，前一年夏天，北京的监牢里关押的人犯太多，这些人犯中著名的有北京《民主报》总编辑仇亮、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辛亥革命军参谋曹锡圭、南京临时政府司长林逸民、河南革命军参谋长余国祯等，未经审讯即被枪决。监狱人满为患时，解往保定“寄监”，仍然关不下时，陆建章要来一本囚犯名册，随便把“红圈”圈下去，圈一个枪决一个，如是，杀害的数以千计。军政执法处以外，还有段芝贵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及京师警察厅、探访局、绥靖处，均受袁世凯直接领导，袁世凯的密探一直派到了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的身边。
袁世凯知悉北洋旧部有那么多的牢骚，不觉心惊，忽然想起十天前长子袁克定的建议：成立北洋模范团之举，已经迫在眉睫了！
“尾大不掉！”袁世凯反复想着这四个字。
段祺瑞昨日面呈袁世凯的一份计划中提议，以后北洋军中旅长以上的军官由总统任命，团长以下的由陆军部任免。“段祺瑞想分权了！”军政执法处的密探还报过一个条陈，说段祺瑞近来特别爱下围棋，于布局之道却概不钻研，只是任凭对手将他的棋子团团围住，再行设法突围，颇费思量而且神情苦恼常常自言自语：“围住了又被围住了！”
每战必输，输后必然震怒，段祺瑞下棋一是喜欢执白，二是肯定要由他先出手，输了之后的借题发挥更饶有兴味：“看见吗，黑吃白，黑杀白，这就叫暗无天日！”
段祺瑞有感于虽在陆军总长任上，为袁世凯走南闯北不说，如今在总统府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里他不过是一个大办事员，排名在王士珍之后，王士珍因为圆滑而为袁世凯宠信，且与袁克定过从甚密。
某日，袁克定找到段祺瑞：“段总长，想和您商量一下北洋军模范团的事。”
段祺瑞正在读《顺天时报》，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行军打仗的事你也管？”
这句话却是很重了，谁都知道袁克定是个跛子。
袁克定当然也不退让：“是大总统让我找你的。”
段祺瑞：“拿手谕来！”
袁克定：“不曾想到这一层。”
段祺瑞：“请回大总统话，军机重大，国运所关，竖子皆可领兵，将军不如归田！”
这是在训孙子了！
不仅是袁克定，即便梁士诒、阮忠枢、夏寿田这班“大内”中枢中人，段祺瑞也概不买账，开口就是国骂，他学的是乃师袁世凯讨厌文士的斯文、啰嗦。有一次袁世凯召文武大员密商国是，段祺瑞竟也粗口喷出，袁世凯面有怒色了：“你不是姜桂题。”
要说袁世凯对部属，虽然常常换着几副面孔，却还算随和。但，北洋属下直到民国初年，谁见了他都得下跪，北洋军的传统概而括之一句话：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其他。段祺瑞当初做协统的时候自然也是如此。只有一人例外，此人就是老毅军首领姜桂题，亳州人，做过热河都督，虽非心腹却是老资格。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私下里仍然称他老叔。他在袁世凯面前不仅可以“**祖宗十八代”地骂，情况紧急时还当着袁世凯的面端起痰盂便往里尿尿，袁世凯也只好苦笑，待他稀里哗啦尿完，赶紧让勤务兵倒完了事。还要问一句：“尿得痛快？”
“你不是姜桂题”的出处，便在这儿。
又过了几天，袁世凯把段祺瑞叫来，什么模范团、各省都督改制将军等等话题一概不提，只是直言道：“你的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
段祺瑞：“大总统还有别的事吗？”
袁世凯：“没有了，你走吧。”
“你走吧”这一句话，段祺瑞这个性格刚烈的人差点儿掉出眼泪来，从洹上复出，枪林弹雨没有少钻，现在轻飘飘一句话，你走吧！
段祺瑞当即和亲信、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商量，立即因病告假，为安全计，不能在北京也不能离开北京，徐树铮密派亲兵一个连开赴西山段祺瑞的住处，昼夜守卫。西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泉有树，既离开了权力中心，又不至于闭目塞听。
段祺瑞去西山“养病”后，袁世凯授意肃政厅清查徐树铮购买外国军火的账目，并下令免去其陆军部次长的职务，段祺瑞的势力便从军界最高指挥部里一扫而净了。
北洋军相当于师一级编制的模范团正式成立，第一期袁世凯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光远、陆锦全是袁克定的哥儿们兄弟，“模范团”实质上全为袁克定一人操纵。加之，段祺瑞已去，由言必听计必从决不培植个人势力的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北洋军方面，算是放心了。
古德诺按约到访。
按照洋人的习惯，总统府的侍从已准备好了咖啡、洋酒。
古德诺倒是快人快语，他喝咖啡时是一点一点地品尝，而说话时却干脆、利落。他先问袁世凯中国以后的政治如何进行。
袁世凯：“改革地方官制，我亲手笔削已易数稿，以巡按使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由总统任命；各省原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再严格预算及税收，以期拨乱反正百废重兴。”
古德诺：“你手下的都督，他们在各个省，和你一样，权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高兴吗？你本来给了他们一个很大很甜的苹果，现在你说要他分一半给别人，他干吗？”
古德诺所言也正是袁世凯担心的，那些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是袁世凯的支柱，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使袁世凯不得不给予这些将军们种种特别的特权，而那些将军们也深知袁世凯，他们的荣辱升降全在他一人的喜怒之间，只要不失宠，无论怎样枉法，都不会被贬黜。再加上他们以地方为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所以这一些北洋军中的将领除了在袁世凯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外，回到各省则无不效法袁世凯而自为土皇帝，并且囤积粮草，招募军队，各自称雄。
一个强有力的大独裁者，会生出一窝群起效之的小独裁者；在大独裁者之后，那些小独裁者便会在争权的混战中杀出另一个大独裁者来，战火重起，民不聊生，势在必行。
古德诺不待袁世凯回答便进而说道：“德皇威廉二世明确地告诫过令大公子，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当然这个皇帝应该是你，中国人包括你们中国的军队习惯于服从皇帝，那是无条件的不问为什么，就是服从，实行共和就不是这样了。从总统到皇帝，这个过渡需要艺术，也需要时间，你们中国的文化非常的妙，可以解答很多难题，为什么不去问问你身边的杨度呢？”
古德诺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不用问的，袁世凯虽然连连点头，嘴里却未置可否。待到古德诺辞别，袁世凯送出门口时，古德诺用西方人的幽默耸耸肩头，略带神秘地对袁世凯说：“要有点儿气氛，懂吗？就是那种味儿，可以让人产生联想，比如夜间点一支蜡烛，早晨在窗台上放一盆花之类，总而言之是气氛，你懂吗？”
现在轮到洋人来问袁世凯“你懂不懂”了。
袁世凯懂，他凭直觉能感到往后要走的路，除了军队的稳定、支持之外，还需要有人说话，代表民意，而眼前先要做的却是祭孔、祭天做样子，再以天命归之，妙哉！
袁世凯祭孔祭天的时候，他也实在低估了辛亥革命社会上全盘西化，一切仿效欧美的汹涌思潮专制思想的冲击，他是在做一件看上去十分伟大而且很有吸引力又极为矛盾的事情，其后果如何？
根深蒂固的旧制度之所以在一次革命之后被人唾弃，那是因为它实在太陈旧太腐败太压抑人的本性，政治平等、思想自由毕竟是在社会发展更高的层次上出现的新的观念，因此民国之后，退位的清廷龟缩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分内，君主专制、官僚特权成了人们抨击的对象，“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这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次进步。
曾经“咸与维新”的袁世凯，为了铺平做皇帝的路，开始说“人心”、说“道德”了，孔子再一次被统治者的强权扭曲、利用，尊也尊教与废孔废教之争，在北京喧嚣一时。袁世凯再也不说共和、民主、公仆了，他似乎要归孔子之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唯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革封建王朝的命，原本不应是革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命，持此说而践行之的是还在流亡的康有为，而袁世凯却只是为“奉天承运”开路而已！
1914年9月8日早晨6时0分，袁世凯在重重护卫下抵孔庙祭孔，着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腰围紫色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随从武官荫昌前导行礼，三跪九叩，从容自若，虔诚恭敬。
同年1月0日，袁世凯命令恢复前清王朝的祭天制度。日清晨，袁世凯离开总统府，一路上开道者、随行者浩浩荡荡，所有礼仪全是沿袭清朝皇帝的旧制，拜孔祭天未尝不可，只是居心为何？
袁世凯的脚步正是由此开始踉跄恍惚的。
如果说其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了国内局势，可以一步步推行帝制的话，世界上的风云变幻却是既非他可掌握也出乎意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交战国双方不及东顾之际于8月日对德宣战，不顾中国的中立地位，于11月7日派兵强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华的利益，并占领胶济路。
这一列强争斗的态势对袁世凯及力主其父称帝而又一直以德国、英国为后援的袁克定来说，顿时出现了如欲称帝必须取得日本支持这样一种局面。在这之前，日本人出资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对袁世凯的态度，至少是时有攻击，或者说因为列强之间的在华利益甚至有锋芒毕露的文字。
就在袁世凯一边观察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况，一边急转弯调整对日关系的时候，由外交次长曹汝霖牵线，袁世凯秘密会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大陆报》曾有消息说：“1月（1914年）间，日置益曾劝袁总统改为君主政体，日本愿暗为扶助，袁总统力谢之。”时任总统府机要局局长的张一麐也透露过日置益对曹汝霖说的话：“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日本首相大隈根据日置益及日本在华秘密谍报人员的情报，进行系统综合后得出结论：袁世凯必然会称帝。据此，袁世凯的财力、物力，包括北洋军亦必然会用来对付国内的需要，防止不测，而且袁世凯迫切希望得到强国的支持。无疑，这是日本的机会，从西太后时代以来，一直想独占中国的侵略方案，再一次被提到了日本内阁会议的议事桌上。
日置益根据大隈的指示，于1915年1月18日至怀仁堂谒见袁世凯，递交了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袁世凯说：袁总统向来远交近攻，亲欧美而远日本，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此反感，如答应二十一条，则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日本政府会全力帮助袁总统。
这是民国年代最肮脏的一次交换：若袁世凯签署出卖国家主权乃至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则日本支持袁世凯为中国皇帝。
日置益陈述的“二十一条”分五大项：
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批准日本修建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
二、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日本人有居住往来及经营工商业及开采矿产的特权。旅顺、大连的租界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得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所有中国的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以外他国。
五、中国政府需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等。
这是沦中国为日本附属国的二十一条！
这是由经济为发端进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国际间的政治阴谋残酷到如此地步，一个小小岛国再而三地凌辱、欺压中国至忍无可忍，且看袁世凯如何动作。
袁世凯听完日置益的谈话，惊讶了！他本想秘密地私下让给日本一些权利，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哪想到小日本竟然要鲸吞一切！
袁世凯想做皇帝，但他还不想做日本的儿皇帝，突然间神情肃然地对日置益道：“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
据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称，其时袁世凯的心腹夏寿田谓：“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
震怒之后，袁世凯却并无拒绝二十一条、不惜与日本开战的意思，他的如意算盘是不致丢失脸面，却又能大体满足日本的要求，并以陆徵祥接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与日方谈判。陆徵祥力辞不允，是晚陆夫人比利时人博斐培德长叹一声，对夫君道：“何不挂冠而去？”陆徵祥不语。
1915年1月18日晚，就在袁世凯召集徐世昌、段祺瑞、孙宝琦、曹汝霖开会时，袁克定正在日置益的公使馆品尝日本的清酒和生鱼片。
日置益不谈“二十一条”，“这是两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是叙旧。”
“干杯！”
日置益从茶几上取过一份《顺天时报》：“听说大总统也看这份报纸？”
袁克定：“每天必读。”
日置益：“大公子想过没有？你仅仅在团城里策划是不够的，不能影响太多人，在我们大日本国，每一个大政治家或者想跻身于政界高层的人，他们背后都要有一张报纸。”
袁克定听着觉得很新鲜。
日置益再一次举杯：“我是说，你需要有一张报纸，在这张报纸上每天都有人说你想说的话以及大总统想听的话，这叫舆论的覆盖面，谁都会在被覆盖之后坚定他的信心。从大总统到皇帝，其实没有德国人想的那么复杂，有一张报纸就够了！”唯恐袁克定还不明白，日置益又补充说，“首先要影响你父亲，帝王之业岂能犹豫？而据我知道你一个人在他身边游说的力量还不够，帝制的阻力也很大，有一张报纸，有各方民意，那就非同一般了。”
袁克定恍然大悟，可是办一张报纸筹措资金、招集人马又谈何容易！
日置益转身，从内室的保险柜中取出一张报纸的大样，递给袁克定：“请看。”
袁克定浏览之后惊喜不已，版面、版式一直到字体，与茶几上的《顺天时报》完全一样，内容则大相径庭，出版日期还空着。
日置益笑了，笑得很甜蜜。“这就是我们大日本国对袁大公子的一片赤诚，我们不会事先张扬，而喜欢默默地帮助一个现在和将来很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
袁克定点头不已。
“你先浏览一下内容，看合不合大公子的心意？”
袁克定先看头条，署名欧阳度的文章：略论君主与共和。文章还算温和，两种制度的长短处都写到了，其明显倾向于君主制的观点流露在结尾一段文字中。四版的“采风快讯”栏中有一篇豆腐干似的小文章，说的是茅山老道夜观天象，说明年有真龙天子登极：“是时也，四海安定八方归心共享天下太平。”
袁克定也笑了，这些话说到了他心里，会心一笑，胜过千言万语。
日置益：“大公子什么时候需要，这份报纸填上年、月、日即可出版，当然有大公子看重的文章给我送来一字不改照登不误，而且稿费从优。不过，大公子应该明白，这张报纸是只给大总统看的。”
“二十一条”的谈判还在进行中。据曹汝霖回忆，袁世凯对“二十一条”“逐条用朱笔批示”，显见其内心的抗争与无奈，曹汝霖笔下的项城朱批如：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道：“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拟定。”
对合办矿业，批道：“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建造铁路，批道：“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福建让与，批道：“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道：“治外法权没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对“二十一条”中最无耻、恶毒之第五项，批道：“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等语。”
除曹汝霖笔下袁世凯的朱批，天津历史档案馆尚存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若干条批语：
对“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袁世凯批道：“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
对日本提出的“合办警察”、整顿福建海口等项，袁世凯加重笔不予认可。
关于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道：“办不到。”
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另有朱批：“各条内容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一方面他照例用银元疏通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日本探询日本元老松方侯爵的态度，以作摸底；另一方面由陆徴祥接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而企图拖延谈判，最后是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通电全国，声称：“拒绝二十一条，不惜一战！”
哪知道袁世凯的这老套子早被精明的日本人看透，日本外相加藤电告日置益：
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
袁世凯始料未及的却是，冯国璋的通电以及他有意让报章透露出去的涉及“二十一条”的一些内容，顿时在全国形成一股反日浪潮，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反日爱国组织，商号、店家宣布抵制日货，游行、演说、烧日本货遍及海内，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呼声使袁世凯坐卧不安了，三令五申，禁止抵制日货。
不是要不惜一战吗？正其时也！
袁世凯毕竟是西太后的宠儿，他的行为如一切以维护自己统治权力为根本目的的独裁者一样，对内镇压、剥削，对外谄媚、屈膝；对他来说如今压倒一切的是赶紧登上皇帝的宝座。
袁世凯犹豫过、愤怒过，权衡之后，却在举国上下的反日浪潮中重开秘密谈判，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除第五项外，稍加修改，作为修正案提出。日本人步步不让，这些跑到中国来抢地盘、占铁路、挖矿山的强盗们，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中国人是他们的奴隶。而袁世凯的外交总长陆徴祥，在日置益托辞生病时，竟亲至日置益卧榻前问候、会谈。
日本政府于1915年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袁世凯必须承认“二十一条”，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而青岛、沈阳等地，扛着太阳旗的日本兵已经磨刀霍霍了！
5月9日，陆徴祥、曹汝霖代表袁世凯签字接受“二十一条”。
据王芸生辑《六十年中国与日本》之第6卷1至页，5月10日袁世凯有密谕致僚属如下，相信读者览后会和笔者一样百感丛生。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
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
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蛊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惶恐，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
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钵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
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成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二十一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尤以汉口、汉阳最为激烈，学生和商民群起捣毁日本商店。在袁世凯的严厉镇压之下，风潮虽告平息，却种下了更深的仇恨。
“夏天来得这么快？”袁世凯吃罢晚饭自言自语。
居仁堂外的佣人中间，马上就小声地传开了：“总统的脾气好一点儿了。”
以袁家的不定之规，在袁世凯当总统以前一应差役全称他为“宫保”，当总统以后则都叫“总统”，在帝制自为期间也没有改变过。
居仁堂楼上袁世凯卧室的另一头是他最喜爱的二女仲祯、三女淑祯的闺房，老妈子已经上楼告诉姐妹俩了：“今儿个总统高兴一点儿了，晚上请安时可以多说两句话。”
袁世凯抽完一支雪茄，正要去办公室，杨度已在那边等着了。
五姨太小声地告诉他，从河南老家来了一个仆人，要面见总统，有要事禀告。
“是谁？”
“冯老爷子。”
“那不是守坟的吗？让他来。”
冯老爷子见过袁世凯，禀报说：“三个月前桃花刚开的那阵子，有一个晚上我巡查了一遍坟地便回家睡觉，刚躺下就做了个梦，大总统，要说这梦却是老夫从未做过的，只觉得满眼金晃晃的，� ��有彩云来回地飘。”
袁世凯顿时把眼睛睁得老大地问：“那是什么地儿？”
“要说呢，就咱们祖宗的坟地上空呗！那彩云飘了一阵后，金光更加耀眼，还有一阵阵带香味的风，风吹过后一龙一凤落在坟地的两侧，龙在左，凤在右，中间是一棵大树。”
袁世凯：“是吗？是真的吗？”
“可不，祖坟上是有一棵松树，只是年代太久，三枝两丫的还见绿，我这梦一醒提着灯笼就往老坟上跑，你猜猜，大总统，我见到什么了？”
袁世凯：“说！赶紧说！”
“那棵老松树全长出了新枝条，左是虬龙枝，右是凤头丫，我乐得说不出话来，赶紧写信给大爷，大爷回信说‘你速来北京面告总统’，这不，我就赶来了。龙凤呈祥啊，祖上积德，大总统，大喜啊大喜！”冯老爷子竟然涕泪横流了。
袁世凯喜上眉梢，忙传话备酒饭，又告诉五姨太赏冯老爷子00块银元。
袁世凯深信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看来这皇帝是非做不可的了。他今晚的高兴里还有另一层对袁克定的满意，没有包揽此种事关天命的大事而让冯老爷子当面禀告，看来这小子还算有长进。
杨度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夏寿田悄悄地密告杨度，设法在北京弄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只是公开的名义以讨论学术为由，不必带上官府的色彩。杨度与袁克定其实早在密谋这一件事了，有了夏寿田这番话，再面见袁世凯后，便可以放手去做了。
杨度：“君主立宪势在必行，度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
袁世凯：“不可！外人都知道我们之间关系不同寻常，以为是我指使的。”
杨度：“我力主君主立宪十有余年，随民国者随总统耳！民国以来乱象纷生毋庸多论，旧事重提，度乃当今第一人，且学术讨论之自由，人皆有之，总统不必多虑。”
袁世凯只是点头，却把话题岔开了：“有一首好词你可记得？”
杨度：“不知何词？”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
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
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
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河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
去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
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
观我凯旋。
杨度顿时受宠若惊：“少年旧作，想不到总统还记得。”
“旧友旧作，陈酒佳酿，岂能不记？”
那是1904年杨度发表于《新民丛报》46、47、48合刊号上的《黄河》歌词，由曾志斋谱曲，曾收入中学音乐教材，流传甚广。杨度一生只写过《黄河》、《扬子江》等几首歌词，后者已失传。
袁世凯：“我也是河南人。”
杨度这才想起歌词中的“古来圣贤，生此河干”：“圣贤一脉，大总统，事不宜迟了！”
袁世凯似乎仍然陶醉在“旧友旧作陈酒佳酿”中：“皙子兄还有一文可传诸后世，1911年1月，《奏请赦用梁启超折》，那时我还在洹上钓鱼。”言毕，袁世凯朗声念道：
臣闻处事不以恩怨，用人不以熟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通，荣辱不易其心者，臣子之义也。别嫌明微，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责也。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返于焉甚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死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徘侧，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二。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
这是杨度奏折中的第五段，袁世凯背来竟无一字之错。
杨度：“俱往矣，大总统博闻强记，可为三叹！”
袁世凯：“我被载沣发往彰德，兄来送行，言犹在耳。时隔不久，再为梁任公请赦，仗义执言，时下不作第二人想。”
杨度听毕，热泪盈眶。在这之前，杨度以《君宪救国论》进呈袁世凯，袁世凯读后手书“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给杨度送去了，“悚惶无地”之下，杨度已经痛哭流涕过一回。
杨度的这个折子由摄政王载沣批示，以梁启超得罪先朝之人，碍难赦用，而留中不发，给“淹”了。但，杨度此举，却是开了为百日维新后亡命异国之人请赦的先例，因而一时传诵。也有恨梁启超入骨者如胡思敬为此反奏了杨度一折，有“若犹上念九庙，下顾万民，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之语，也差点儿把杨度折进大牢。
袁世凯端茶送客之际，与杨度轻轻耳语道：“若见到孙毓筠等诸公，可相约一聚也。”
杨度何等聪明之人，孙毓筠等，不就是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吗？这些人大多参加过同盟会，由他们发动帝制则可以说明此举并非袁世凯及北洋派的私意，而是出于“公”心。立宪派名流、宿将严复名列发起人中更使袁世凯高兴，此人学问高深而性格孤傲，为学界所敬重。
1915年8月14日，杨度起草的《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发表。
1915年8月0日，又有《筹安会通电》。
杨度再一次抬出古德诺，谓：“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议非独古博氏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谈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名。”
上海的报章在痛斥杨度之余，也问过古德诺：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去捧个皇帝出来呢？
在这期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看到袁世凯称帝之日已经在紧锣密鼓中临近了，讨袁的筹备也在进行中。
梁启超何去何从，当时实为不少国人注目。只因梁启超虽辞去币制局总裁，却仍然徘徊于京城，坊间传出，梁启超有牢骚名言：“举国沉沉，鬼气重重。”他还就国体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袁世凯，如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的很多文人一样，希望能以至诚影响当局，在这封信里他对袁世凯仍然保持着尊敬，劝其勒马于悬崖，梁启超所言确实掷地作金石之声，举其要者：
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
梁启超还进一步论道：“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
可惜袁世凯再也听不进梁启超的话了。
筹安会发动前，袁克定突然邀梁启超去汤山袁大公子的新住处小酌。
席间袁克定开门见山：“共和以来天下太乱，重立帝制实在是人心所向。”
梁启超：“我给大总统的信上写了诸多想法，还是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的安当。”
梁启超知道袁大公子的宅邸周围有北洋军层层守卫，不知今晚的鸿门宴吃到最后是什么结局，故语言、口气尽量平和。
袁克定：“倘有不明利害者，以为帝制之立是总统私意，任公兄一言九鼎，能否从旁相助？”
梁启超：“不敢！不敢！”
袁克定：“当初戊戌起事，兄乃为光绪也，视光绪为明主也，设若事变既成，兄与康南海辅助光绪帝，岂非君宪之路吗？”
袁克定逼得太急，梁启超只得慎择辞令稍加回答了：“历史进程若比之河流有港湾有码头，若夫潮流既动前程在即却偏作反逆之行，虽说旧时的码头使公恋栈，而逆浪之行安知可保无灾？则新进之目的不达，旧时之恋栈乌有，盖风云际会大势所趋也。”
言毕，梁启超告辞。深夜与他的学生、其时正不动声色地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做办事员的蔡锷将军密商后，便决定择日南下到了上海，又当即奋笔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发表于《庸言报》，词章锋利直指杨度等人，袁世凯也被捎带着臭骂，一时大快人心。
袁世凯知道梁启超的笔头子厉害，更不愿梁启超公然站出来反对他，便密派心腹给梁启超送去0万元大洋明说是给梁父的寿礼，实质是希望梁启超撤稿罢笔。梁启超不从，并将原作抄录寄给袁世凯。不久，袁世凯又派说客威胁梁启超：
“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即饱尝，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到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这恶浊空气中也！”
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公开反对帝制后，袁克定便转而拉拢交通系的梁士诒。
也是汤山夜宴。
袁克定算是掐住了梁士诒的痛处，其时梁已失去秘书长之职，虽然仍是袁世凯的亲信，总是辉煌不同往日，再者梁士诒的主将叶恭绰正为参案所累免职待查。袁克定有求于梁士诒的为帝制造声势在其次，主要的是交通系的钱。
梁士诒自然诺诺连声，但也放了一句活话，待回去召集交通一派人士聚议后再面告最后的决定。
袁克定唯恐有变，又扔出一块鱼饵：“叶恭绰的事好说。”
梁士诒找到叶恭绰几人一议，他先说开场白，谓：“赞成帝制不要脸，反对帝制不要头，是要脸还是要头，一听公等裁决。”
众人愁眉苦脸。
叶恭绰说：“最好是脸也要头也要，万一保不住头，那也只有不要脸一路可走了。”
于是议决：要头不要脸。
梁士诒次日便回报袁克定：“交通一系竭尽全力为总统早登帝位而一往无前！”
袁克定满面含笑：“告诉恭绰兄，他还去当他的次长。”
然后，梁士诒、朱启钤等一批京官以“我等十人”的名义主持国体决定及选举事务，往各省发密电、手谕，内外动作，上下其手，真个是要“奉天承运”了。
筹安会成立，杨度是一意孤行了。民怨沸腾中，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反对理所当然。梁启超的文章既出乎杨度的意料，笔锋也实在锐不可当。杨度有恃无恐，那是背后有袁克定、袁世凯。梁启超之外，还有胡汉民写给杨度的一封信痛陈利害希望他幡然悔悟，杨度没有太放在心上。最使杨度难堪的却是他的恩师、著名学者王闿运给他的复函。
1915年8月19日，杨度致书王闿运，要求他“一言欣助”，及时劝进。王闿运，著名大学者，如有他的劝进表，对袁世凯称帝实在是可以以手加额的，杨度为袁世凯连自己的恩师也拉将出来了。
王闿运到底是饱读诗书的，复函精短却又妙语联珠，实录如下：
皙子仁弟：筹席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尝论“弑”字，写书所无，宋人避居而改之，不知不可试也，将而诛焉，试则败矣。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杨叔文尝引梁卓如之言云：“民可，则使由之；不可，亦使之”，自谓圆到，适成一专制而已。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一君二命，小人之道，否象也，尚何筹安之有？今日将错就错，不问安危，且申与意，乃为阴阳怕懵懂。即位以后，各长官皆有贺表，国史馆由弟以我领衔可也。如须亲身递职名，我系奉命遥领者，应由本藉请代奏，不必列名也。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
王老先生的信委婉曲折，对他的高足可说是教导谆谆了，尤其是“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及他拒绝劝进的绝妙理由：“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信中的“奉命遥领者”之说，事为袁世凯礼聘王闿运于国史馆供职，并特准其“遥领史职，用示优崇”。
杨度的筹安是筹得昏头昏脑了。王闿运既已拒绝劝进在先，却又于1915年1月捉刀代笔为王闿运拟劝进电，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并且已经急不可待了：“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结句更是肉麻当有趣：“使衰老余生重睹天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
据传，王闿运先生读到这份劝进电后并没有厉声责备他高足的越轨之举，只是叹道：“皙子无知，项城亡矣！”
项城其时却并无亡象且兴高采烈得很，立即复王闿运电道：
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情，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漠，匡予不逮。
其时，劝进似乎已成为一种潮流。
逆历史而动的潮流也是潮流。
潮流是可怕的，它具有某种气势带动的诱惑从而制造出将要天翻地覆的假象，使本来还在岸上的一些人喝了迷魂汤一般往下跳，第一个勇敢者跳下后，便会有第二第三个乃至一大群一大片，谁也不甘落后，至于落水后的滋味那又另当别论。
革命党人也有劝进的。
原湖北第一师师长黎本唐，有嗜好改名之癖，本姓唐，改姓黎，是不是攀附黎元洪？待考。赞成袁世凯做皇帝后，呈请恢复本姓为唐，更其名为克明，“盖比附于克定、克文诸‘皇子’也”。
辛亥首义的有功者、湖北原第六师师长王安澜，劝进表的开首中规中矩说：“安澜束发受书，略知君臣大义……”
袁世凯回到居仁堂楼上的卧室。
躺椅旁的红木方凳上放着一份当天的《顺天时报》。
袁世凯一读之下不禁欣然：满纸民意扑面而来，有商会人士、有孔社，还有人力车夫，或说：只有立宪才能救国，只有君主才能立宪；或说：倘共辅和继续，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民不聊生矣！或说：中国之安全，实唯袁大总统一人是赖之，此一人不为帝者，天理不允，黎民不允！……
精明的袁世凯竟会忘记这一天是星期五。
每星期五，是袁世凯接见北洋军在京各首领的日子，或者议事或者茶叙或者有所赏赐。这赏赐一节学的是西太后，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赏赐之物，通常有貂皮大衣，赏师长；貉绒领大衣，赏旅长；滩羊皮袄，赏团长、营长；还有他吃剩下的人参、鹿茸等物。
这个星期五从一早到晚上都是和杨度、梁士诒商量“请愿团”的事，怎么着也得“弄出民意来”，还有开会议定国体、投票选举皇帝等大事，北洋军第一回靠边站。
段祺瑞一直不说话，在西山下围棋，或者去散步，登鬼见愁，那些天红叶正好。
三女叔祯、次女仲祯进卧室给袁世凯请安。
袁世凯放下报纸，笑嘻嘻地对他的爱女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