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六岁的孩童，第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王羲之一生的行为、文章、思想及其所展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我们可以看出，其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应是儒学。或者说，羲之被灌输的，主要是儒家思想。
自春秋以来，各家学说并存，儒学是中国文化思想之最为重要的一支，或可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虽经秦的打压，但脉络未断。思想文化的传承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张力，宛如一个民族的基因，不是靠“焚书坑儒”就能消灭的。至于汉，朝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孟之学成为显学，以至于有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此后数百年至于魏晋，儒学得到相当充分的阐发与实践，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社会地位和学术体系。儒学的长短是仁仁智智的事，此处难以尽述。但就修身、伦理、教育等方面看，儒学适合中国的文化土壤，是理应受到重视的一份精神财富。这也是千百年来的历史事实。
儒学的地位在历史上是有起有伏的。东汉末年至于三国，战乱频仍，儒学的地位受到怀疑。曹魏曾有离经叛道之举，如曹操的“不论贤与不肖唯才是举”，就是有悖儒学的例子。乱世重刑名，成功者多以法取胜。一旦社会稳定，儒学就成为正常秩序下的纲常。儒学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前提，深受各阶层的认可。论治国，儒学诚然不够锋利，故英雄豪杰多有鄙薄儒学者。即便如此，儒学也从未丧失其固有的思想空间，因为桀骜锋利的法家学说不够厚重也不够仁慈，不足以包揽并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本体。
西晋以孝治天下，而孝道正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孔子不反对守制，对于不孝之人多有讥讽。至于东晋，此传统一脉相承。晋元帝称帝时，曾将韩非子之类的书籍赠给太子司马绍，要他学习法家的治国之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大臣庾亮当面劝谏元帝说：这些都是刑名之说，不如让太子多学点儿孔孟儒学的好。元帝听了，当即采纳庾亮的建议。这件事说明，当时各家学说并行，而以儒学为主。
大兴二年，江东大饥，诏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应詹上书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宜崇奖儒官，以新俗化。”对于此议，朝廷没有给予明确的表态。晋元帝的本意其实是想以法家思想治国，但未能实行，其中障碍，在于豪强。豪强具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喜欢儒学的秩序第一的“礼”论，但对孔子反对特权的“仁政”则不肯领受。孔子说，人而不仁，礼乐何用！豪强们不喜欢这句话。魏晋以来，中国社会是以豪强和士族为中心的，他们不赞成晋元帝的主张，热衷于推行儒家为主的思想路线，赞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社会大环境，王羲之不可能脱身其外。
晋时名士大多热心清谈，以至上下效仿，士族皆以名流为荣，虚妄矫揉的风气甚嚣尘上，以至于乱世误国。这种情况，在东晋更显严重。如果说西晋名士的“清谈”还有些许的哲理蕴涵和个性彰显，那么东晋名士的清谈则徒具形式，只起了消磨时间、怡情解聊、放大身价、臧否人物、沽名钓誉的作用。这种清谈对于遣词造句锻炼伶牙俐齿可能不无益处，但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无可着力处。所以大臣应詹曾上疏，对这一风气予以抨击。晋元帝一方面对儒学的不实际、不得力处有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也真切地感受到士族豪强对法家思想的抵制，左右掣肘，上下离合，很不如意。
儒家伦理中的孝道一直被琅邪王家视为圭臬，并且严格地执行实践着。王家以孝道闻于世，羲之从小就生活在这种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和意识形态氛围中，处处在意尊卑礼法。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一也。尊奉母命，敬爱兄长，其一也。坚守服阕三年之礼制，不曾稍有懈怠，虽高官厚禄不能动摇孝心，其一也。至于平时为人，博学之，明辨之，慎思之，审问之，笃行之，全符合儒学的中庸之道。由此言之，王羲之是一位秉承儒学传统但不执一端的艺术家。这些，都是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形成的。就是说，乌衣巷时期羲之所受到的基础教育，主要是儒学。
说到孝道，王家后人无不以祖宗王祥、王览为自豪。王祥卧鱼的故事，王览爱护哥哥的故事，王羲之听了不知多少遍。说句俗话——耳朵快长出茧子来了。对于幼童来说，这种来自长辈的讲述深深地铭刻到他的心中，人性的光辉无时不在闪耀，长辈在叙述这些家族故事时都带着十二分的景仰和真诚。王羲之自小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一定要孝敬父母，听父母之命，做一个孝顺孩子。
这一时期，羲之读书很多。三代钟鼎，文字不多，其中片段残简，多收入秦汉时书。诗、书、礼、易、乐、春秋，加上诸子百家，足以形成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学问，是士族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地，自豪与优越也由此中产生。羲之饱览群书，内心渐渐充实，人格也变得强大起来，正如他的身体一样，日见成长。伴他读书的，是胞兄籍之。母亲见两个儿子都本分，甚觉安慰。
羲之阅览广泛，除了《论语》和《孟子》，他还读了其他流派的各种典籍，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都曾精读研习，同时兼及老子、庄子等。前者铺垫了王羲之的以儒学为根本的价值观——积极入世、兼济独善、仁义和平、忠孝简约、热爱家庭，等等。而道家思想、老庄之学，则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观的另一方面——崇尚质朴、热爱自然、珍惜生命、放任性情、大道归一，等等。琅邪王家既是当世贤达，又是五斗米道的信奉者，王羲之也不例外。文化学者认为，魏晋时期凡是姓名中有“之”字者，都是实践修行的道徒。可见，儒道双修是王羲之少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基本面。
王羲之还读了不少“杂书”，文学艺术方面，诸如诗歌、辞赋、书法、绘画等，无不浏览。他甚至阅读了大量关于农学、植物、养生、数学、水利诸方面的文献。造纸业的发展，让许多新事物得以快速传播，常有“洛阳纸贵”的新作出现。琅邪王家不缺史书典籍，这为王羲之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即使有所不足，他也能得到比邻的襄助，如谢家、郗家、周家、萧家。魏晋时彼此借阅书籍的事很多，法帖往往流转多家。这从王羲之后来的言论、奏章和书信中可以得到佐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