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士族初到建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免有些不适。这是全面的水土不服，地理的，风俗的，衣食住行的，气候的，语言的，甚至还有心理和思维的不同，综合起来，可以称之为文化冲突。琅邪王家以及全部北方来的衣冠士族，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面对这些不同，而且必须改变。入乡随俗，没有第二选择，因为这不是三天两天的差旅，而是长期乃至永久的侨居。羲之一家当然也不能免俗，他们必须正视眼前的一切，尽快适应新生活。
山东与江苏虽然毗邻，但鲁南和江南却有着太多不同，新家绝非故园可比。琅邪是乡村，建邺是城市，而且是江南富庶之地的中心都市，不久前后者还是孙吴的都城。琅邪虽然也是郡治，但规模远不及建邺。春秋时代，建邺就曾是吴越争霸的战场。吴王宫中，演出过多少壮丽凄美的故事！京口瓜州，曾经引发迁客骚人的无数感叹。历代关于建康的赞叹不胜枚举，琅邪难与伦比。魏晋以前，歌咏江南的名篇佳句就已不少，《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吴风的描述。汉魏以后，歌咏赞颂金陵的诗篇简直是汗牛充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有“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的句子，何等幽美，何等壮丽。公元五世纪的诗人丘迟则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赞叹。当时的建邺不愧为“郁郁葱葱佳气浮”的自古帝王州。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文化氛围，将对王羲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东汉末年至于西晋，北方大规模战乱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中原文明一再受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长江流域，在这一时期却获得了发展经济的便利条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不曾遭到致命的破坏。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作物的发展。衣冠南渡之后，大批北方人迁居南方，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因此获得长足的发展。至南朝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并超过北方，这为国家实现政治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让人领略到江南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
王羲之一家来到建邺后，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和平。尽管黄淮地区依然烽烟四起，但是大江的这一边却是一片祥和景象。故国的刀枪杀伐之声隐没于千里之外，这里则是一片烟雨山林、吴侬软语、阡陌稻黍。琅邪虽好，可惜不是可居之地，偏居江南暂得安宁，不能不说是难得的生命喘息。既来之，则安之，梁园既好，那就做久居之地吧。
最初的日子里，王家上上下下都忙于安置新家。虽然房舍都已经买好租好，但家具仍不齐备，需要购置的不仅是床铺桌椅，还有各种各样的日用杂品，物到用时方嫌少。羲之兄弟俩帮着母亲将老家带来的物什一一安放，还是觉得房子里缺这少那的。离开老家时，以为带的东西够多了，及至进入具体生活才知道很多东西还需要置办。为了这个新家，他们委实忙碌了一些时日。籍之首先把父母的寝室安排好，然后又给羲之收拾卧室，两人共用一间书房。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老家，他们有家族大厨房，各户用膳都是仆人到厨房里去取。新家没有那样的大厨房，各家分灶而食，临时请了个当地的仆人。虽然在语言沟通上有点儿困难，但是建邺的厨娘很会料理饮食，羲之觉得这里的饭食比老家好多了。
琅邪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北方风格；而建邺则是典型的江南习俗。江淮之隔，风俗多有不同。虽然都属农业社会，但乡村和都市还是有很大不同。吃食、出行、衣着、建筑、四季冷暖、邻人交往，都有差别。尤其是语言，两地间隔虽然只有数百公里，但口音有很大差别。琅邪是齐鲁大音，江南是吴侬软语，南渡士族一时难以适应，所以最初一段时间里他们很少和当地人打交道。实际上，离开临沂越过当年东海国所在的郯城县，百里之外就是新浦、海州、宿迁，临沂人到现在也还听不懂海州话。比如“大水淹了”这四个字，琅邪话和普通话没什么不同，但在东海国以南，就其音近似于“大飞按了”。语言是新移民遇到的第一难关，除了积极学习当地语言并积极融入周边的社交环境，没有别的好办法。王羲之当时虽然是个五六岁的孩童，但却早已习惯了临沂方言，到建邺后，也须重新学习。好在小孩子学语言比较方便，只要多跟当地孩子学舌玩耍，进步自然很快。
成年人就不同，他们很难改变自小形成的语言习惯。北方南渡的士族大都一辈子说着北方话。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四十多年以后，王羲之居会稽山阴，与支遁、许询等人交往，他们在一起无话不说。一次有人问支遁：最近见到王子敬（王羲之的儿子）那些人了吗？支遁诡异地笑了笑，没说见到也没说没见到，只说：我见到一群白鹅在那里哇哇乱叫。支遁的这句话包含了多重意思：一是，王羲之的下一代人已完全使用当地语言说话了。支遁说的“白鹅”是指一群穿了白丝绸衣衫的少年仔在那里叽里呱啦地说当地话。支遁这样说，除了表达他的善意讥讽之外，还说明像支遁这些南渡士人（支遁是河南陈留人）平日还在说他们的北方话，对江南语言多少还有几分排斥心理。
从支遁这句话里我们也可看出，新生代的穿衣和上辈也有很大的不同。琅邪王家初到建邺，大都穿深色衣服，也就是北方人所喜爱的“真青实蓝”。建邺有一条巷子，当时住满了北方迁来的士族，他们大都穿黑色衣服，当地人便称那巷子为乌衣巷。这个典故，部分地透露出当地人对于南迁士族的微妙态度。当然，像王羲之那般年纪的小孩子适应性强，茫然不知自己是异乡客，语言和衣着的改变对他们不是大问题。但是衣冠大人们不仅一直使用着故国方言，穿衣也少有改变。到王献之那一代人已不再喜欢黑衣，而习惯穿浅色衣服，以至于被和尚支遁讥讽为“一群白鹅”。
饭食的不同也很明显。北方人以杂粮为主，面粉为细粮；南方人则以大米为主食，面食多为辅助性的食品。就生活方式讲，衣食住行，住和行是最容易改变的，谁都喜欢宽大敞亮的房子，低矮幽暗的茅屋总不如楼堂亭榭。交通工具也容易改变，骑马坐轿总比步行舒服，坐车划船总比步行快捷。唯有饮食习惯最难改变，味觉的记忆是一种顽固的记忆。琅邪王家到达建邺后，主食发生了较大改变，由面食改为稻米，不是很难的事。但是甜咸之间，辛辣程度，蒸煮还是干煸，做出来的东西往往不能讨好舌尖的挑剔。这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还有四季的变化，江南比鲁南暖和得多，夏季时间相对长一些。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江南的潮湿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梅雨季节，江南常常是淫雨霏霏连月不开，让羲之整天感到身上黏糊糊的，需要常冲澡常换衣服。
据史料载，王导家住乌衣巷。《景定建康志》十六引《旧志》云：“乌衣巷在秦淮河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今城南长干寺北有小巷曰‘乌衣’，去朱雀桥不远。”上书之四十二引《旧志》云：“王导宅在乌衣巷中，南临骠骑航。谢安宅在乌衣巷骠骑航之侧，乃秦淮南岸。谢万居之北。”《世说.雅量》记王导自云：“我角巾径还乌衣。”《丹扬记》说：“乌衣之起，因吴时为乌衣营之处所，江左初立，琅邪诸王所居。”故唐代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既然王导一家住在乌衣巷，按照大家族一般聚居一处的习惯，王旷一家也应当住在乌衣巷里。王旷和王导是叔伯兄弟，他们的爷爷是同一个人——王览，比邻而居，有利于安全，彼此交往也方便。
可以这么说，王羲之长大成人的地方，就是今日南京的乌衣巷。王羲之在乌衣巷完成了身体发育，也奠定了他的政治理念、处事方式和书法成就。会稽是王羲之的为官地之一，也是他的辞世之处。王羲之最为得意的地方在山阴，最为郁闷的地方也是山阴。琅邪是王家的祖籍地，那里埋藏着羲之童年最为美好的记忆，这记忆渐渐幻化成为一片梦境，一直萦绕在心，重回故园是他不曾实现的终极关怀。此说近于公允。
琅邪王氏与晋王室司马氏之间的交谊由来已久。衣冠南渡后，这一交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琅邪王司马睿“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复兴之志。司马睿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此处指后来成为东晋元帝的司马睿）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不要久留京城，快到自己封地琅邪国去经营未来）”。这一时期，司马睿带兵出镇下邳（今江苏邳县），延请王导为安东司马。两人经常密谋策划未来，彼此极为相知，王导的建议司马睿几乎全都照做，可谓言听计从。司马睿和王导的政治关系早在那时就已经相当紧密了。
司马睿南渡江左，前有王旷的首创其议，后有王导的具体策划，进展平稳，没有太大的乖戾起伏，其间起了决定作用的，还得算司马越。裴妃是司马越之妻，此妇见识深远非比寻常女人，司马越出镇外地时曾留裴妃及世子等守卫京师，可见她是参与军政大事的决策人物，且能力卓越堪为信托，司马睿“甚德之”。司马睿移镇建邺，王旷在平定陈敏之乱后也到了建邺。此时王旷曾给司马越写过一封信，曰：“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王旷向司马越及裴妃报告司马越的小舅子裴郃的近况，此事足见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王旷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秋末冬初，此时羲之到达建邺已经超过半年。王旷见一家来建邺后生活基本就绪，老少安好，十分欣慰，于公务之余，总喜欢陪伴着妻子儿子，聚少离多的夫妻大都如此。羲之母卫夫人向丈夫诉说了南渡的经过，两人感慨万千。一家四口，异地相会，其乐融融。这是羲之一家乱世中难得的一段温馨而安详的时光。王旷说到家族中的事，嘱咐夫人谨慎处事，从兄王导忙于经国大事，我们这边尽量不要麻烦他。王旷特别嘱咐籍之，你的两个叔叔都是正直善良、学问渊博的才俊，有事可以依赖他们。说到孩子的教育，王旷要籍之在家塾中努力读书，经史子集，诸家典籍，都要用心，礼仪上要注意风度，万不可妄言他人是非，更不要随便议论国是，不要成为口无遮拦的浮浪子弟。等等。
夜深人静，夫妇俩说到羲之的教育。王旷认为，羲之尚小，但不可无所学。书法、诗词、绘画虽是冠冕学问，但不可荒废。卫夫人建议延请她的姐姐卫铄——当今书法名家教导羲之学书，王旷深以为然。王旷没有立即登门拜请卫铄卫夫人。他要先将孩子的书法初步打造一番后再请羲之姨母为之深造，一来可以尽父亲之责，同时也是对姨母的尊重。
夫人深以为然，连说：是的，是的。
于是王旷开始教授羲之书法。史有公论，王旷的书法在当时是第一流的，虽然赶不上索靖、卫夫人、王廙、庾翼，但也在善书者的前十名之内。由父亲亲自执教，是籍之兄弟二人的幸运，也让他们享受到一种无以替代的亲情温暖。
这一时期的书法，基本沿袭了秦以来的小篆和汉朝的隶书，但也有所变异。据《六朝碑刻》记载：太康三年二月六日房宣墓志砖是隶书（汉隶），而安丘长城阳王君墓神道左右阙则是篆书，杨绍的“买地莂”是带隶意的楷书。可见晋代是多种书体并行。西晋时，汉隶还占相当优势，至东晋，正楷发展为主流。莂，一种文书，写在竹或帛上，亦称幽契。此处所说的“买地莂”是我国书法史上的名拓，刻于晋太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瓦质形，似破竹，券文六行。每行十一到十三字不等。此处考证见刘茂辰先生根据清人鲁一同和近人麦华三先生所作王羲之年谱修订本。
王旷给儿子们传授的书法，主要应是变异了的隶书。中古时期的隶书结构放达，开合畅快，较之秦篆多了几分潇洒，但用笔依然严谨，是少儿书法最好的启蒙教材。后来的魏碑基本上沿袭了汉隶，而章草差不多是汉隶的一种修正。汉隶不衫不履、章草简约优雅、魏碑沉稳遒劲，从这里出发，可以生发出行书、楷书、草书等等。它们是汉字书法的源泉，流到哪里都是河。反过来就不同——？一个人若先习行草并以此为基础，之后很难生发出汉隶、章草、魏碑的力量和精神。这是中国书法的一个秘境，也是常识，急于求成的人往往忽视汉隶、章草和魏碑，到后来才发现小家碧玉弱不禁风，至于深处则力有不逮，再要回头就难了。
夫人还说到路途中羲之受惊吓发病、口吐白沫、四肢僵硬的事。王旷听了，眉头紧锁，好半天没有说话。这件事，无论对羲之本人还是对父母，都是十分重大的意外。王旷详细地询问了羲之发病时的情景以及到建邺后的健康情况，希望理清羲之的病因，以便进一步疗治。夫人说：自打到了建邺，倒也不曾见有什么异样，只是当时怪吓人的。王旷认为，既然此后没有复发，儿子羲之当时的情形很可能是旅途劳顿，偶感风寒，或因瞬间受了惊恐而导致的一时反常，不足为虑。他安慰了夫人，大事小情地又嘱咐了一些话，其强调的：一是健康和安全，二是读书和书法，三是为人处世和礼仪教育。
“听从兄王导的话”，是王家一门的潜在的政治信条。这不仅因为王导在政治上所处的核心地位，还因为这位族兄为人宽厚，礼让谦恭，有长者之风。王导，字茂弘，镇军司马王裁之子。“少有风鉴，识量清远”。王导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王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王导曾任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成年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生子王悦、王劭、王协、王荟。妾雷氏，生王恬、王洽。也许同为庶出的背景，王恬、王洽二人与羲之的关系至为密切。王导有一女，适荆州都督庾翼，按说庾翼是羲之的从姐夫。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东晋大书法家，以章草见长。王导后来辅佐司马睿渡江建立东晋朝廷，为宰相，执政数十年，主持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权。王羲之在政治上一直受到王导的影响，彼此既有宗族联系也有微妙的分歧。此是后话。
羲之父王旷，字世宏，和王导、王廙生于同年——王旷居间，比王导小月份，比王廙大月份。王旷有两个弟弟，王廙和王彬。王廙字世将，尚书郎王正之次子。王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律、射御、博弈、杂艺。辟太傅掾，转参军。拜尚书郎，出为濮阳太守”。过江后很受元帝重用。王廙的儿子是王颐之、王胡之、王耆之等，与羲之情同手足，关系最深。羲之次叔王彬，字世儒，王正的第三子，东晋元帝司马睿之姨弟。王彬“少称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后随兄王廙过江，亦受元帝司马睿的倚重。羲之父王旷殁后，王彬对子侄辈多所照顾。王彬秉性刚正不阿，见识深远，有大丈夫气。王彬子王彭之、王彪之、王兴之等，与羲之感情极笃。
是年年底，司马越在大肆诛杀异己之后，自封丞相。他还接受清谈家王衍的建议，以抚军将军苟晞为征东大将军，王澄为荆州都督，王敦为青州刺史。王衍对他的两个族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王衍此举虽出于自全之计，但作为政治上的应变措施仍不失为卓识远见的战略部署。当然，这里也有王衍为自己预留的后路。
青州刺史王敦上任只一个月，未及整饬军队，即逢王弥造反，王敦尚未站住脚就不得不回洛阳。史书称：于时天下大乱，王敦临行前，悉以公主（指的是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出嫁时所带之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也散之于众，只带了公主和几个贴身侍从单车还洛阳。由此亦可见王敦其人的做事风格：说走就走，财物不要了，侍从不要了，婢女不要了，全都分给部下，自回了洛阳。《世说.豪爽》曰：“王处仲（敦）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身体都累垮了），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那次王敦驱诸婢妾，是在他洛阳的驸马府邸。前后两事，做法类同——丫头奴婢全都分给将士做了妻子，财物也不要了，率性恣意，宛如一阵风。
琅邪王家在建邺安顿下来，各门的兄弟相互提携，权力深入到各个层面。这期间，王导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新王初来，当地人还不能敞开心扉接受这些北方侉子，当地士族多有戒备。王导为司马睿设计了高明的政治策略：大力吸纳当地士族进入权力层，以确保政权的稳定，避免发生突发事件。为此，司马睿礼贤下士，不厌其烦、不辞辛劳、不惜弯腰去接近当地豪强士族，请求他们参与自己的幕府。王导甚至带头学习当地语言，以便跟江南士族打交道。当地人每有靠拢亲近，司马睿必给予礼遇和奖赏，一时甚得人心。
王旷的情况稍有不同。有一个不可忽视却少有人指出的事实：王羲之的父亲王旷虽为第四支王正的长子，但王旷却不是长房嫡子。史料称，王旷和他的弟弟王廙是同年生，只是月份不同，一个母亲不可能一年生出两个孩子。王旷是庶出，王廙、王彬才是嫡出，后二者的母亲与司马睿之母是姐妹俩。可以推想：王旷的父亲王正因元配夏侯氏长时间没有生出儿子来（或是这个原因），便娶了妾，妾和原配先后怀孕，妾先生了王旷，是为长子。而正房至年底才生了王廙。后来又有了三子王彬。
在封建社会，嫡出和庶出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地位很不同。这种嫡庶有别的伦理制度，必会影响到王旷在王氏家族中的地位。如前所述，在商讨家族大计时王敦、王导压根儿没有通知王旷参与，就是一例。当时王旷身为济阳内史，论官职，不至于“诸人不容入”——连进屋里都不行。王旷气愤不过，当场提出强烈要求甚至不惜以告官相威胁才得以破门而入，并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南迁大计。此事足见王旷因庶出而不被重视的微妙境况。
乌衣巷期间，正房和偏房之间是否和睦相处，不得而知。后来王羲之与从伯父王导之间多少存在一点儿隔阂，其潜在原因可能出于此。当地有句俗话，是专说受到别人的炎凉的，曰：“吃人家的味了。”什么叫做“味儿”？就是白眼，就是歧视和冷遇。乌衣巷时期，羲之即使没有受到轻慢和歧视，但在家族之中，他们一家几口并非处于最佳的地位。这一推想应是合理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