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排长，某工兵营营长赵仁宽就在隧道里晕倒过两次。战士四班倒，六个小时一换，而干部每天要在洞内十几个小时。
最紧张的时候，指挥部雇请一批民工进洞做些辅助性工作，讲定在洞内每小时六角钱。头一天，几个民工进去四十分钟，就不干了，说：“这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一个小时给我十块钱也不干。”连里干部说：“别走，这个小时的工钱还没算呢。”“不要了！”他们多一分钟也不想呆了。
奇怪的是，就在重庆市最热的1985年8月，也是部队整编高潮的时期，隧道里却创造了最高纪录。二号支洞当月掘进后被复拱顶比7月份多7。9米，一号支洞比7月份多11。5米。
炮工班长向正军家在山区，父亲已六十多岁，母亲瘫痪在床，在家里他是老大。1984年秋，他主动收回了退伍申请报告，来到隧道工地。1985年秋又一批老兵要退伍，他又留下了，工地也确实离不开他。他曾在军和军区的多次爆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在隧道工地上，他带本班四名同志安全爆破三万五千次。一次洞里停电，他在完全没有可见度的情况下装好两排炮，引爆后无一差错，被誉为“爆破大王”。
这个“大王”不是好当的。全营只有一个炮工班，不论哪个断面上打好了炮眼，他们都要立刻过去装药，点炮。劳动竞赛很激烈，去晚了或者炮放得不好，耽误了时间，人家有意见。因此，掘进班四班倒，而向正军和他的炮工班进洞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有一天，他们已经放完了一千一百多炮，从早到晚，每人只啃了两个冷馒头。到夜里两点，三连的同志打完炮眼，他们又上去装炮。干着干着，五个人齐刷刷地倒在掌子面上。向正军最先醒来，一看，怎么都睡着了？三连的同志还在外面等着呢，他推推这个，揉揉那个，谁也不动。借着昏暗的灯光，他趴在身边战友脸上一看，见他嘴里正吐白沫呢，再一看别人，那样子也不对头。这时他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是都晕过去了。洞子里没别人，施工守则规定，放炮时不允许别的人在场。他必须赶快出去喊人，不然5个人的生命都很危险。他想站起来，浑身绵软无力；想喊，喊不出声来。于是他拼死命向外爬去。隧道底部汪着半尺深的泥水，尖利的石棱石尖把工作服划成了条条，手上、身上划出的口子，已经失去了知觉。衣服上、头发里、耳朵眼里、脸上……除了两只眼睛以外，到处糊满了泥浆。好容易爬到洞口，三连的几个战士张着嘴愣了半晌，不知这是个人还是什么。还是他的一个老乡，凑近他的脸看了看，大叫一声：“哎呀，这不是在里边放炮的向正军吗！”他们这才冲进去，把里面的4位同志抢救出来……这时，他们在洞里已经是第五天了。
1985年11月17日，隧道掘进到最后的时刻。为了防止在最后贯通时发生意外，尽量减少工作面上的人员，指挥部决定把原来由几个单位对掘的最后一段，交给某工兵营单独完成。营里把这个关键性的任务交给了任成怀掘进工班。
任成怀是汽车驾驶员，到工地后没有车了，当上了风钻手。他带领的工班曾创造过工地最高掘进纪录，被称为“第一掘进班”。
7日晚上，营长、教导员把连里干部和任成怀掘进班的十五名同志一起找来，庄严地下达了任务，交代了处理各种意外情况的办法，又一个一个地征求了战士们的意见和建议，就像战场上突击队出发之前那样。
当晚十点钟，任成怀带领战士们扛着七部检修一新的风钻，开进了隧道。他和副班长各带领一个掘进组，从当晚打到第二天，第三天，直到第四天上午，除等候放炮的时间外，没停过钻。三天里，他们没出洞吃过一顿热饭，十五个人，没有一个人合过眼。饿了就啃两个冷馒头垫垫肚子，困急了，把头伸进特意准备的冰水桶里激一激。第四天即11月10日上午十点钟，他们打完了最后一排炮眼，随着一声炮响，一股凉风从对面吹过来。洞子终于打通了！在这本该狂呼一下的历史性时刻，他们只是相互看了一眼，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十五个人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向外捱过去……
这时，指挥部和营里的首长，全部焦急地守候在洞口，一辆卡车就候在旁边，准备拉他们回去休息。连队的同志准备好了饭菜和洗澡水，晾得不冷不热地等着他们。可是，他们哪还有力气爬上卡车啊。一出洞口，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任成怀见了天前给他下达任务的营长，只说了一句：“营长，全打通了……”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