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你匆匆从南美赶回纽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在乔的寓所里，在那黄豆粉味或是你说的那种什么花的气味中讨论我回不回国的问题。你要我留下，你说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你讥笑我“老式的爱国主义”。你的确和大多数有中国血统的人不同，你是对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搞的崭新的政治运作深深地绝望了（奇怪的是那种政治运作对你倒相当客气）。你说你去大陆时问人从事什么职业，那人竟说他是“搞文学”的。文学是“搞”的？可见中国的文学永远不会有希望！你还鄙夷地说连大陆“女生”的Ru房都是“荷包蛋型”的，一点性感也没有！
只在你说了这句颇具形象的话后我才笑了起来。
你叫我怎么说呢？
我只有也形象地告诉你。我叫你看我的脑袋上有没有血窟窿。你搂着它说，没有，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好脑袋。我说，对了！我总觉得我还欠着那些人一个血窟窿，而他们也欠着我一颗子弹。只有那些人和我结清了这笔债，我才能心安。
其实，我当时还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我想你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一定能明白。如果我当时告诉你我去过“东方佳丽”，你肯定马上会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你不知道，我去了也有去了的好处。从“东方佳丽”出来，我才知道我既丧失了堕落的能力，也丧失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原因就是那颗子弹早就射进了我的大脑，一直埋伏在我的脑海深处。
所以，当我看到外面有一个枪口对准我的时候我就会怕得发抖。外面的枪和里面的子弹有着血缘的感应。只要枪口一对准我我脑中的子弹就会爆炸，不论那枪的扳机抠动了没有。而那枪口也总能找得到它瞄准的方向，不论我躲在什么地方避难。这二者的感应就像一道栏栅，使我终生也不能创造出什么丰功伟业，却也使我永远做不出什么劣迹。
我之告诉你这些话是我的确把你当作了我的母亲。不只是你身上的气味，还有，每次上街或上床，你都要我走在或睡在你左边，靠着你心脏的部位。后来我知道了，那正是婴儿在母亲怀中所习惯的地方。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难道不是你也把你自己当作我的母亲了吗？所以，尽管我们俩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譬如，在zuo爱时你总说你“难受”，一时搞得我心慌意乱，以为你真的“难受”，而你却笑话我，说我是傻瓜。“‘难受’就是‘好受’！”你说。这对反义词居然可以相互替换，我真不懂），但我还是愿意向你坦白。
那天，你和我上机场。我避开了其他的人，只有你一个人送我。在入口处我最后向你的眼睛看了一眼。我看见了一团绝望，好像你是向一具遗体告别。今天，你我知道了那不过是一场虚惊，而若干年后，我们更知道，虚惊连着虚惊，年年不断。因为那颗子弹一直在我大脑里，所以我年年会怕得发抖。不同的是，到后来，由于那枪声总没有变化，反而渐渐成了一支听腻了的歌曲，所以我既会怕得发抖，同时也会兴奋得发抖。我想我的灵魂总算没有投错地方，只有这个国家能恩赐给我这么多挑战，使我终生具有活力，直到我自己愿意去死。
如果我的灵魂投生在瑞士或冰岛，我这样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者因为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劲肯定会得肥胖症，现在我哪能得到你的欢心？你曾说，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有如此标准身材的不多。是的，当时我心里想，要想保持标准的身材只有两条：一是青年时受饥饿，一是中年时受恐吓。
在机场，你踮起脚尖与我吻别。你最后说的是什么？你说：“祝你找到你灵魂的碎片！”
当然，以后我们仍然在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幽会。允许我出国便是那杆枪还没有击毙我的证明。我们的幸运是在这个谣言满天飞的世界我们的恋情居然一直没有被人发现。但是，后来幽会以后的告别总没有这次你与我告别时的祝词那么使我激动。
我一进入中国民航波音747的机舱就开始四处寻找。哪怕中国的空中小姐给我一个欢迎的微笑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