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那些外调干部在约定的日子兴冲冲地赶到她住的那间破旧的小屋，她却冷冰冰而又安详地辞去了人世。
这位先知最后的遗言是：“不知道！”
然而正因为她经历得太多。
可是“太太”却说她真的不知道什么。
“对你父亲，对你父亲的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怎么做‘十三不搭’！”“太太”一提到你母亲便醋劲大发，尽管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两个当事人都死了。由此你看到女人的可怕：被女人爱得太深或恨得太深都是莫大的不幸。
在“太太”和你母亲之间你当然站在你母亲这一边，你气愤地想当时那些外调人员真应该横渡太平来找她！你想象夹着公文包、穿着绿军装、享受着公费旅游的外调干部出现在这间客厅里“太太”会是一副什么表情。你想象不出来，但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世界现在已经热闹的够戗，“五洲震荡风雷激”，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内又发表了批判你的文章。但更可能的是“太太”与你母亲易地而处。如果一九四八年横渡太平洋的不是“太太”而是你母亲，你母亲今天也会像“太太”这样维护公猫的生殖器官，像“太太”这样说些不近情理的话和提出索取人骨的非分要求。总之，“太太”就是你母亲的继续；你和你母亲之间也会“缺乏共同的语言”。只有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思维和判断才合情合理，没有非分之想。离开大陆太久的中国人都迹近癫狂。
如此想来，你母亲还是死在大陆为好，直到她临终她的神经都很正常。
十五年后你又一次回到那间小屋。你惊奇小屋丝毫没有改变模样，只是糊窗户的报纸换上了一九八三年的《北京日报》：又是套红印刷，通栏大标题又在欢呼一个什么喜庆的日子。新的住户当然不认识你，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头走出来问你你找谁。你说你找曾经在这间屋住的一位老太太，你把你母亲的外貌描述了一番。“您记得吗？”你问。白胡子老头皱起眉头思忖了一会儿，又上下打量了你一遍。“没这么个人！”老头却肯定地说，“我住在这儿十几年了，大人小孩我都认得。先生，你是从外国来的吧？”
“不！”你告诉他，“十五年前我就是从这间屋子里被抓走的。”
为了不使老头对他的判断失望，你送了他一包外国香烟。“没这么一个人”，却有这么一间房！
那时，这小房里充满温馨，你把千里迢迢带来的仅存的一点爱心全埋藏在这里了，尽管它已是一}不碎末。
小屋前的一棵槐树依旧。你母亲说每到春天它便会生长出一树繁花，自得耀眼。“你来得不是时候，早些日子来，我就可以把槐花拌上面粉蒸给你吃了。”你说这种东西你早吃过，这十年来你吃遍了野花野草，成了一个现代的“神农氏”。你还说你能把苦苦菜、蒲公英、猪耳草、芥菜、马齿苋、灰条、青蒿、艾蒿……做出各种可口的菜肴。“不过，通常总是‘凉拌’。”你舐舐嘴唇告诉她。你母亲感兴趣地问，怎么凉拌呢？用什么调料呢？你说，“凉拌”就是从野地里摘起来直接塞进嘴里，连洗都不洗，据说，每洗一遍叶绿素就损失掉一半。
你母亲大笑，夸奖你改造好了。你也笑着建议，可以把你说的这些写进她的“改造心得”，街道居民委员会说不定会早日摘下她“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呢。而母亲却正儿八经地说，不行，你改造的成绩是你的，我改造的成绩是我的，不能替代，更不能羼假，不然这便是“欺骗政府欺骗党”。
你和你母亲交流彼此的“改造心得”，完全有“共同的语言”。你母亲死后，你再也找不到谈话的伴儿了；你写的所有的文字都没有人能够读懂。
那时，小破房的四面墙上都糊着报纸。“革命”用彤红的大字和几个蟑螂包围着你们母子俩，而你们却镇静地熟视无睹。你坐在你母亲面前帮她绕毛线，你母亲的手上下移动，你的两条胳膊左右移动，母子配合无间。尽管你已经三十多岁了但这时仍感到自己是孩子，只要有母亲在，你的童心永远不会泯灭。你的母亲担心你的婚事。你的一切都要你的母亲担心，她的这种担心，在一刹那间养成了你以后一切都要仰仗女人的恶习。你的痛苦，你的快乐，都非要强加在某一个女人身上不可，好似不这样你的情感便没有载体，会悬在空中无所着落。于是你为你母亲编造浪漫故事，编造在劳改队的艳遇。当然你不会谈死亡，不会谈死人骨头，你把中国的劳改农场描绘成类似欧洲的蒙特卡罗式的地方，那里虽然是用生命来赌博，会有风险，却也经常能碰见公主、富婆、女明星和女伯爵。你笑着说：“真正好玩得要死！”你的故事使你母亲忍俊不禁。她把你所有的谎言都当成真话，为有一个沦为囚犯但仍有女人追求的儿子而自豪。她万万想不到那个女人只是一副梳着辫子的骷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