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你命的聋子医生为了什么“东方红”丢了性命，你一路北上，看到无数火红的标语和无数燃烧的旗帜，看到无数中国人胸前悬挂着用大幅镜框镶着的毛主席像，看到在商店里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先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不然售货员就会以为你使用的人民币是伪钞……你刚从一座坟墓里爬出来，抬眼窥望，以为这便是一片新世界。但它毕竟和书本里许诺给你的“新世界”迥然不同，倒和历史中描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欧的某一个国家相似。你一时弄不明白究竟是理论死了还是历史和你一样又重新复活。
就在这样的背景中你搀扶着足足有一百岁的母亲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走。她挎着竹编的菜篮子。菜篮子里有两根青菜和一根萝卜。你母亲高兴地说她今天分外地走运：“你回来了，买菜的队伍又不长！”每天由厨师给她报账到每天她提着竹篮上街买菜，她欣喜地投入这种“改造”。你还看见她把这种转变写进“改造心得”里，交给街道居民委员会贴在墙报上。既然每一个中国人直到刚出生的婴儿都被定了阶级属性并贴上了标签，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也无不具有不同的政治色彩了。你看见旧世界破败的太阳无力地照着新世界破败的房舍，胡同里上个世纪的颓垣残壁刷上了无数火红的或雪白的标语也一下子变得既辉煌灿烂又咄咄逼人。
你总记得在巨大的标语牌前（所有的标语口号都在祈求永生，祈求万岁，它们是那么害怕死亡）你母亲用生疏的眼光盯着你看。“十年了，不知你改造成什么样子了？”她不无担心地问。那时，小胡同的上空居然有鸽子在飞翔，当然它们的巡航半径也是被“革命委员会”规定了的。你听着鸽哨的嗡嗡声一时竟不知道你母亲是希望你改造“好”还是希望你没有改造“好”。
你母亲说：“我也在改造，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人了。”说着，她举起她布满青筋的手像若干年后“太太”那样看了看。但接着又说：
“我知道，你在劳改队生活困难，可是我在外面更困难。给人织毛衣，一月才挣十几块钱。那时候，我真想到哪里偷点吃的东西给你寄去。”
你母亲一边说一边喘气，同时胆怯地斜睨着巨幅标语。这么说来，她既改造“好”了又没有改造“好”。
这时你看到你母亲肩上的头发屑在破败的阳光中闪烁着眩目的银光。
你也猛然听见旧世界稀里哗啦地从你母亲头上崩溃了，碎瓦乱砖纷纷坠落在她老人家的肩膀上。
可是你却说，“别担心，妈妈，我相信中国人不会让人这样搞下去。”
说这话时你的嘴唇发抖。因为多少年来不是人在教你说话而是鹦鹉教授你语言课，你已不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或者直感。为什么不会这样搞下去？这样搞下去又有什么不好？婴鹉没有教会你怎样说：它们自己也掌握不了更为复杂的语言。你的嘴要越过深渊，可是眼睛却看不到彼岸。
后来你积多少年的经验方才明白，不是什么别人喜欢搞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喜欢别人这样搞他们，就像孩子喜欢有人把他们陡地抛到空中，又陡地悠到胯下。
然而，事后人人又都成了先知。可是你认为只有你母亲才能称为先知。她选择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死的时机。
她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数不清的干部夹着公文包从“祖国各地”跑来，由派出所的民警领到她家，向她调查死了十几年的丈夫的问题。她诧异“文化大革命”不像她在书本上电影上以及她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革命。把贵族吊在路灯柱上和抄没反革命分子的家产是革命的常规，但对一个死去了十几年的犯人还如此感兴趣却超出了她的想象。到后来，她才逐渐觉察到对她丈夫的调查实际上是要拉扯进一个个还活在中国大陆的老朋友。一个沦落在街道上替人编织毛衣的穷老太婆，突然成了一部旧世界的活人名录。对她丈夫，她说：“反正他已经死了，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从来不跟他们争辩。”她毕竟在革命政权下生活了十几年，已经不像“太太”那样执拗地认为死人的骨头也可爱，但是对于活人，她还顽固地保持着旧世界遗留下来的道德。她告诉夹着公文包的外调干部：“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对他们的问题我必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一定原原本本写下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