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符号和利益载体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不光是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新高扬民族的战旗，连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常用词。“本国优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多见。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既然上帝不再出现在裁判席，既然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理想，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充当异族融合的胶粘剂？于是，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
九“民族”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实际上是它的词义日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等等。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〇年的调查中，美国人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种”的美国，只好用爱国主义来置换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难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批抛上旅途，进人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电视机使我们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做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以及歌谣，一幅幅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在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还能不能在其中寄寓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惟有语言。是一种倔头倔脑的火辣辣方言，突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语言是如此的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遥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惟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语言，是各个民族决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从丨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服从英语簕权，情愿忍受太多的麻烦，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协商。这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也把语言视为重要战线。反抗中心，挑战主流，保卫文化多元性，少数激进人士甚至拒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他们宁愿狭隘也决不卑屈，宁愿孤立也决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叫“政治正确”，其英文简称叫1^：，与个人电脑的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昆塔”。
血迹未干的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丧失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狭隘一种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哈哈嘲笑？
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只是保卫一盒录音带的无谓代价？
十有一种表达的困难。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场演讲对于他们来说很乏味，让人失望。他们目光涣散，东张西望，甚至连连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后一排的西蒙一一谢谢你一张孩子脸上遥远的笑容给我安慰。
他们敷衍地鼓了掌，没有提问的兴趣，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总算熬过了不可忍耐的停电，现在光明大放，可以好好乐一乐了。他们向那个刚才谈女人内裤的作家微笑，向那个刚才谎称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请教，请那个出示绣花鞋并且当众流泪的作家去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他们离开我，离开了一个失败者，一件滞销产品。他们希望有趣味的谈资，有印象的表演，有独特性的刺激，观众总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必要对乏味客人表示过多的关照和礼貌，更没必要费气力来探究什么方言。
有一个人甚至眼中透出讥嘲，对我刚才的违拗给予报复：“你是湖南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请问下一个最伟大的湖南人是谁^不包括你。”
“好吧，我听说你也是人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请问八大学下一个最伟大的人是谁？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克制地笑笑，把不甘罢休的目光暂时落人纸咖啡杯。
我必须这样回答，还击这一类无聊的挑衅一不管他是大报记者，还是学院院长、出版商、文学大奖的评委。这种来自东方的不恭，当然更令他们不快。
我再一次失败，这几乎在意料之中。我苦于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少缺少语言的机灵，来挽救败局。我得承认自己的平庸和笨拙。这没有什么。我宁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也不愿意哗众表演，比方掏出一只可疑的绣花鞋。我甚至不会玩一次仇外的偏激，宣布自己就是国粹派，就是看不起他妈的西方，就是仇恨莎士比亚以及一切白人文学的簕权一那样也容易，至少是一种极致，一种风头，一种未必得到赞同但至少可引人注目的惊险节目。经验证明，很多西方人宁愿遭遇敌手，也不愿意承受乏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