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时间好像也锈住了，凝固了，不然那几根浄狞白骨，何以历久不腐？而那条通向远方的寂寞小路，玄奘三藏是否刚刚扶杖引马目光坚定地离去？
人们不喜欢沙。其实细想一下，葡萄和哈密瓜适宜在沙土里生长，坎儿井这种特异的水利工程也是沙漠特产。因为多沙缺水，人们洗手靠铜壶吝惜地浇淋，脏水也被铜盏承接留备它用，这才有了精湛的铜品工艺。因为尘沙扑面，妇女们都习惯轻柔的头巾和面纱^而且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她们多有长长的睫毛，这才给戈壁添上了神秘的妩媚。沙的严酷，使人们更为勤勉和勇敢，于是市场上有了丰富的羊奶、羊皮以及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匕首。沙的单调，使人们向往热烈，于是荒原上有更多的彩裙，冬不拉和月下奔放的歌舞。那林立的清真寺呢，那显目的油绿色彩和新月图案，也许是对黄沙烈日的补充；而充满着对自然和命运敬畏感的孤零零的祈祷呼号，也许更易于出现在风暴里和荒凉的沙海之中吧。
我想，壮丽的西部文化是不是从我手中这一捧沙砾中流出来的？
这里的人种和文化是多元交汇型。俄罗斯族相当一部分来自战败的白俄，带来了东正教；蒙古族同样作为军人的后裔，带来了喇嘛教；伊斯兰文化源自西亚；而儒家文化则来自关内。直到五十年代，这里还流通着英镑、卢布、马克和“袁大头”，还流散着各种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枪炮。当文化用枪炮来体现的时候，密密火舌就把西部焚烧得进一步沙化了。我曾在汽车上看到不少干干的河谷，问起来，当地人也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只是说那些河早就不存在了，仅隐约闪烁在老人传唱的民歌里。于是，我就只能默默注视这些河的尸骨，干瘦，痉挛，像一个个问号葬在风沙深处。
西部汉人不少，但没有当地的汉方言，因为汉人多为外来者，都说普通话。解放以后，曾有几批汉人迁入，主要是：王震部解放军约三万；陶峙岳起义部队约八万；来自湘鄂京沪等地的知识青年数十万；此外还有为天灾人祸所驱来的“盲流”。解放初期，政府考虑到性别的平衡，曾从各地迁人女性人疆。我在这里遇到好几位青年，问起来，他们的母亲多是湖南人。
这些伟大的母亲和她们的亲人，与西部各民族一道，真正开始了对沙的征服。据说当年解放军为投资军垦，节省军费，每人每年少发一套军服，而且军服都没有衣领和口袋，省下一寸算一寸。白日汗淋全身，夜晚围炉取暖，反正军营里鲜有女性，官兵们赤条条来去倒也无牵挂。中央知道官兵太苦，曾给他们一人补发了几百块钱。但他们口袋里的光洋叮当响，就是买不到什么东西。
一位医院护士还向我说起她以前的一些知青伙伴。她们初人疆时，怕附近劳改营的歹徒，怕野兽，怕鬼，晚上不敢上厕所。团场给她们发的马桶，经干燥的风沙吹打，早已扭曲开裂不能用。于是她们只能紧闭着门，一个人哭起来，女伴们就陪着哭一夜。有位女子想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带着一个提包独身外逃，结果迷路在大沙漠中。找到她时，发现她双腿已经冻坏，只得将大哭大闹的她送往医院，锯掉双腿……
在乌鲁木齐，在喀什和石河子，我在陌生的人影中默默地寻找，想知道谁是当年那位锯去双腿的城市姑娘。我甚至想，要是十六年前我来到这里，我会是这人海中的谁呢？是那位蹲在墙角咬着羊肉串，不时用油光光的袖口抹嘴的大胡子吗？
戈壁滩收纳了太多的血汗和眼泪，但这一切流入疏松沙土，很快就渗漏了，无影无踪了。一捧捧沙砾，竟全是同样的灰黄色，没有任何痕迹。
远古时期的戈壁似乎是较为繁荣的。西域早就是中国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还证明，这里存在过石器时代，而东亚很多民族与这些石器有着奇妙的关系。黄帝族和炎帝族〈羌族一支)都是从西北游牧区先后进人中原。苗史专家们曾推测苗族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后东迁中原以至西南。一些土家族史学者也曾认为土家族为伏羲之后，源于甘肃，并以龙山县彭何两姓均自称“陇西堂”为证。研究古代服装的沈从文先生，曾认为今天的苗装，可能保留了西部原始氏族的服饰特征。王国维的《读史》诗则开篇就是：“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展，却向昆仑望故乡。”又说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如果这些古代民族都是源自西部，或者至少说^它们曾一度被西部的山川所养育，那戈壁滩真是一个孕生中华民族的巨大子宫。上下几千年，它输送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族远去，流尽了血，自己却枯缩了，干瘪了，只剩下一片静静的荒沙，还有几声似乎沙化了的鸦噪。谁能说清我们祖先当时离乡背井披荆斩棘长途迁徙的原因？谁能说清这神圣的发祥地为什么一瞬间竟沙化出如此的静穆？我在吐鲁番的历史文物馆里看到了一具木乃伊。这是一位体态丰腴的少妇，长长的黑发很美丽，干瘪下陷的腹部更突出了骨盆的宽大，一身皮肤均为酱紫色，隆起的肌肉像蟑螂壳子，使人感到里面很空很轻，感到她确实已经死去，不大可能重新站起来。她惊慌地疔着眉头，目注长空，双唇中填着一只半卷着的大舌头，像咬住了一句刚要说出口的话。她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出这灰黄色历史的秘密吗？
我静静听着，她终于没有说，只有室外呜呜咽咽的风沙声。
那是戈壁在哭泣吧，是思念它孕育的东亚亿万子孙而哭泣吧——戈壁滩如此干枯，以致泪水都没有了，只有这呜呜咽咽的干泣。
我突然想起，十六年前我鬼使神差地要远赴西域，一定是在睡梦中听到了这哭泣，有一种孩子对母亲下意识的眷念和向往。
我离开新疆时没有坐飞机，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多地看沙和听沙。火车昏沉沉地摇晃着，因为路基多沙，松泡，不宜高速。坐在对面的是一位维族青年，他告诉我，政府正在考虑运用日本专家在中东治理大沙漠的经验，中外合资，来绿化戈壁。当然，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我们会有钱的一一他笑着说，抽了口莫合烟。
我点点头。这时，车头长啸了一声，拉着列车掠过张掖，向河西走廊的出口奔去。我感到我正在从母腹中第二次诞生下来。
198年1月(最初发表于198年《湖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我家养鸡我上小学后不久，正碰上困难时期，碗里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到处都有人议论粮食短缺的问题，说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被饥饿逼得出外逃荒，更多的人被饿出水肿病^父亲就患了这种病。他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用指头在肌肤上随意戳一下，就戳出一个小肉窝，久久不能恢复原状。
街上什么东西都贵得吓人，而且没有什么吃的可买。出现了很多乞丐，三五成群的，浑身散发出臭气。更可怕的是一些劫犯，专抢吃的东西。有次我看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刚走出店门，手中一只热腾腾的馒头就被一个小劫犯呼的一下抢去了。工人模样的人马上追过去，揪住那人的头发便打，大哭大喊，硬要用水果刀杀了小劫犯。但任凭他怎么打，劫犯既不还手也不闪避，只是缩着脑袋大口吞吃，噎得自己两眼翻白，一晃眼就把那只馒头吃得干干净净。
哪怕下一分钟就要砍头枪毙，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口粮标准一再减低。政府提倡用瓜菜来代替米粮。但那时候瓜菜也很难买到。早上去买菜，得带上一种购菜卡，根据卡上的购菜限量标准，每人可买上二两或四两。很多小学生也挤在菜店前的长长队伍里，伸长了颈脖对那些售货员大喊：“爷爷~-”“奶奶^”“大姑姑”^”他们竞相讨好售货员，无非是为了在买菜时能多得到一个小萝卜或一根小苋菜。
父母想尽了办法来让我们四个孩子不至于饿倒。有一次，爸爸弄回了很多红薯藤，说要在红薯藤里提取淀粉。我们挑了一根藤，咔嚓一折，见断口果然渗出星星点点的白色浆水，看上去很有希望，于是一个个都欣喜异常。可是我们将这些红薯藤放到锅里煮熬了好半天，仍然只得到半锅黑黑的水，又苦又涩，像是苦口的药汤。用筷子捞一捞，半点儿能塞塞肚子的固体物质也找不着。
家里吃饭也开始计划配给。每天早上，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切下一块细糠饼，将细糠饼的大小厚薄仔细比较，怕分配得不公平。到中午吃饭时，则把半锅饭搅得泡泡松松的，往桌上每只碗里装上一勺，就不可能再多了。我是最小的孩子，拿的碗也是最小的。每次我都直勾勾地盯着哥哥姐姐的大碗，觉得母亲对他们偏心，让他们吃得多。其实后来我也慢慢看出来了，哥哥和姐姐也都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碗，在羡慕嫉妒我碗里的丰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