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你回来吧，回来吧，你从恒河的滚滚波涛里回来吧，你从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里回来吧，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
河岸上歌潮迭起。这就是恒河，在印地语里发音“刚嘎”，浩浩荡荡地流经加尔各答。
这使我联想起西藏的“贡嘎”机场，与之声音相近，依傍着恒河的上游，即雅鲁藏布江。“刚嘎”与“贡嘎”是否有什么联系？是否就是一回事？司机给我翻译着歌词的大意，引我来到这里观看人们送别嘉丽^恒河两岸亿万人民的母亲，他们在每一个新年都必须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着身子，年轻而秀丽，在神位上的标准造型倒有点怪：惊讶地张嘴悬舌，一手举剑，另一只手提着血淋淋的人头。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法弄明白关于这位女神的全部故事，只知道在一次为人间扫除魔鬼的著名战斗中，她杀掉了二十几个敌手，也最终误杀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颗人头。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如梦初醒地伸长了舌头。
从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远的惊讶和孤独。
已经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间庆典即将结束。人们拍着鼓，吹着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载歌载舞结队而来，在恒河岸边汇成人海，把各自制作的嘉丽送人河水，让大小不等色彩纷呈的惊讶和孤独随水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处。这是他们与恒河年复一年的约定。
看得出来，这些送神者都是穷人，衣衫不整，尘土仆仆，头发大多结成了团，或者散成了草窝。他们紧张甚至恐慌地两眼圆睁手忙脚乱大喊大叫，一旦乱了脚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摇摇晃晃。他们发出呼晡，深一脚浅一脚踩得水花四溉，从河里返回时便成了一个个癫狂的水鬼，浑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闪耀着亮珠。但他们仍然迷醉在鼓声中，和着整齐或不够整齐的声浪大唱，混在认识或不太认识的同胞身旁狂舞^与其说这是跳舞，倒不如说他们正折磨自己的每一个骨节，一心把自己粉碎和溶化于鼓声。
一个撑着拐杖的跛子也在跳跃，拐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母亲；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母亲。
恒河的对岸那边，几柱雪亮的射灯正照亮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照亮了那个风靡全球的红色大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远去的嘉丽高扬血刃回阵一瞥，她永远伸长舌头所惊讶的，也许不是丈夫的人头落地，而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预知的新世纪正悄悄来临。
我抬起头来，看彼岸急速地远退，留给我无限宽阔的河面。
1997年月(最初发表于1997年《作家》，后收入散文集《精神的白天与黑夜》0
你好，加藤加藤四岁的时候就到了北京，进了一所幼儿园，是班上惟一的日本孩子。他与同学们一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小兵张嘎》。孩子们玩战斗游戏的时候，他的日本身份似乎使他最适合扮装日本鬼子，但他决不接受这种可耻的角色，吵闹着一定要当地下武工队员，当八路军的政委。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很有趣：八路军里怎么冒出一个日本政委？母亲遇到了幼儿园的阿姨，说你看这孩子就是要强，老师，拜托了，你就给同学们做做工作，让他当上八路军政委吧。
其实，日本母亲用不着拜托中国阿姨。小伙伴们都喜欢加藤，一再把战斗的指挥权优先交给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正式建交之前来到中国的。当时居住北京的外国人很少，也少有专门招收外国小孩的幼儿园。但加藤的父母很乐意让小孩与中国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假日里来加藤家做客，顺便给加藤带来一点礼物，包括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没料到八路军小政委在家里也坚守抗日阵地，一见太阳旗便怒从心头起，将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踩了两脚。
瑞典朋友大惊失色，不知道一个日本孩子怎么可以这样。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释了孩子的幼儿园和孩子看过的电影，客人才惊魂稍定地坐下来，理解了一个孩子反常的粗野和激愤，理解了一面日本国旗在当时纯正北京腔里的含义。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抗日动员，是一首战争年代里燃烧着悲愤和仇恨的出征之歌。
现在，加藤即将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开着德国汽车出没于东京的车水马龙之中。他不会再那样粗暴地对待日本国旗了，不会再那样简单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继续学习中文，专业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希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种愿望也许是他父母的心理遗传，甚至是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人生经历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像他的几位青年朋友一样，离开那个显得较为狭小的九州岛，来到新大陆传播知识和技术，也希望在这里寻找和建设自己的理想。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日本政权高层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国东北乃至华北丰饶的矿产、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为了争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了抗拒西洋大国的挤压，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展一一这成为了那个时代启蒙维新逻辑的自然结论，不会让任何新派人士惊诧。民主几乎与殖民两位一体。“大东亚主义”等等说词就是这个时候涌现在日本报纸上的。日本议会民主运动主将和早稻田大学的创始者大隈重信，同时成为了当时挟“二十一条”以强取中国山东的著名辩家。人们在诸多说词下即便伏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利益指向，却基本上共享着一种踌躇满志的向外远眺和帝国理想。
理想主义青年自发的援外扶贫，最终被纳入了官方的体制化安排，纳人了日本军部对伪满洲国的政治策划。加藤的母亲后来说，加藤的外祖父当时受蒙蔽了，终于同意出任伪满洲国的公职，成了一名副县长，位居中国人出任的傀儡县长之下，却是实际上的县长。他忙碌于繁杂政务废寝忘食，真心以为东亚共荣能在他的治下成为现实。为了抵制无理的强征重赋以保护地方权益，他甚至常常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好几次面对武夫们气势汹汹的枪口。他没料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在战争现实面前对日本疑虑渐多，但他无法摆脱历史大势给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
悲剧结局终于在这一天匆匆到来：苏联红军翻过大兴安岭后势如破竹横扫东北全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理所当然地被捕人狱，接着被枪决，踉踉跄跄栽倒在一片雪地里。他是一个敌伪县长，似乎死得活该。没有人会对这种判决说半个不字。也没有人在战争非常时期苛求胜利者的审慎：那些俄国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细细辨察官职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习惯啰嗦的审判程序。
这是新政权的判决。与旧政权一样，中国人此时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窜到西伯利亚的中国流民乃至盗匪穿上苏式红军军装，跟随苏联人的坦克回来了，被宣布为临时的执政者。但这种宣布是用俄语完成的。
很多年以后，日本天皇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职的日本官员授勋，抚慰死者的亲属。加藤的外祖母拒绝了丈夫应得的勋章。她曾经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苦熬多年，她回国后一直以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个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压，有太多的理由获得政府的奖赏和补偿，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勋章。在中国的经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够超越大海，能够对“国家”和“民族”这类神圣大话下的一切热闹保持敏感的戒意。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家四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她们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国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码头上命令一切乘客脱下身上的衣服，劈头盖脑给他们一把滴滴涕药粉，防止他们带来国外的肮脏和病菌。她护住三个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凛冽的寒风中突然觉得，她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但一片呛人的药粉迎面扑来之际，她心目中的故国反而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她热爱日本但拒绝了日本天皇的授勋，而且让女儿从师于鲁迅的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儿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再返中国续写父亲在黑土地上中断了的故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