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年1月我投入文学写作巳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已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巳。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巳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007年7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