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个胖胖的，高个子中年老师黄海平。他腆着肚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常用威严的能镇住每个同学的目光扫视大家，他头上纹丝不乱地梳着偏分头。常穿一件条纹T恤衫。他往讲台上一站，有时总是从他嘴里迸出没完没了的空龙门阵。我听着听着心里就焦急起来，我想这样下去，我们就学不到扎实的知识，怎么能升上学呢？我暗自焦虑了一阵子，也没办法。可是有一次上晚自习，校长把我们这些课代表叫到走廊上，询问老师是否负责任，我是语文课代表，我心里已经对黄老师的教法有些不满，我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黄老师有点不负责任。”
“嗯。”校长抽了抽眼镜，他的大圆眼在我身上绕了绕。
我说完转身飞快跑回教室里。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的两个好友出去扫公共场地去了，教室里只有俞帆和我。我正趴在课桌上做作业，我在本子上画上一个几何图形，用铅笔指着它的角和边，冥思苦想着，看怎样才能把它证明出来。忽然，教室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一阵清脆响亮的脚步声，一个人影从窗子外面走过。我抬起头，怔怔地望着那人走进教室来。来人是语文老师黄老师，他的脸上乌云沉沉，表情显得深不可测，他冷漠沉重地直视着我。我心中夹杂着一丝惊悸和不安，我预感着有什么事要落到我头上。
黄老师走过来站在我的桌旁，生气地厉声质问：
“林小婉，你一个女孩儿，怎么可以信口开河，乱说老师的坏话？我什么时候又不负责任了？嗯？！我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吗？没有按时给你们上课，是不是？”他轻蔑地哼了一声，又说：“以后，可别再乱讲话了！”说完，就转身愤愤然地离开了。
我被老师的话问懵了，我红着脸，像犯了罪的人一样，低垂着脑袋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我知道，是我对校长说了那句话，现在让黄老师知道了，使他大动肝火。怎么办呢？我得罪了我的语文老师，他以后再不会管我的学习了，我的心里惴惴不安。老师的斥责给我带来的伤心及难为情，使我长久地傻呆呆地坐着，不觉中，泪水大滴大滴地滴落到桌上。俞帆掉过头来看见我在哭，就低声对我说：
“林小婉，你说都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别担心，他不会把你怎样？”他顿了顿又说，“要不，你什么时候抽个空，去给他道个谦”。
“嗯。”我用手背抹了一下那忍不住的眼泪。俞帆见了，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花格子的小手绢，递到我眼前，叫我擦。我的脸又一下红到了耳根，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那一下午，我情绪很低落，心绪不宁，心中老是想着白天所发生的事。晚上下了晚自习，我干脆拿了两本书向家里跑去，在黑漆漆的田间小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紧走慢跑，望着田埂上奇形怪状的树影和那荒凉的坟冢，心里毛骨悚然，我一口气跑回了家。在昏黄孤独的灯光下，母亲坐在桌边织毛衣，两只手一起一落。
“怎么，你回来了？有什么事吗？这么晚了，你不害怕？”母亲疑惑地盯着我说。
“我，有点事。”我嗫嚅着，“我把语文老师黄海平得罪了，我向校长说了他不负责任，他知道后生气了，狠狠地说了我一顿，我怕他以后再不会管我了，怎么办呢？”
母亲带着责备的目光盯着我说：“谁让你乱说话？”顿了顿，她又说：“哦，我想起了，你们那个黄老师的家属和你大姑是好朋友，我让你大姑去找找黄老师，说说这件事”。
第二天，母亲提着两只大花鸡和大姑一同去了黄老师家，她给黄老师道了歉，说我从小不懂事，不要把我所作的事记挂在心上。果然，从那以后，黄老师真的就没把我怎样。
学校枯燥的生活按部就班地向前飞流。每天大家都在教室，寝室，食堂交替忙碌。甚至有时候看书看的头部神经发痛了，大家都还在硬撑着，目的是大家都想在书中寻找自己的前途，谁也不愿意落后谁。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照例早早地来到教室看书。教室里已有少数同学在学习了。俞帆也低垂着头在默默记外语单词。
“喂，我觉得毛泽东好伟大！”我忽然想起早上老师给我们讲的一首毛主席的诗，便兴致勃勃地对俞帆说，“他不仅诗词写的悲壮有气势，而且能带领红军把江山夺下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呀！真不愧是一个伟人！”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周恩来才最了不起，要是没有他及那些老同志的出谋划策，毛泽东一个人也完成不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要知道周恩来是何等的崇高，死后连骨灰也要洒在江河里，最无私心”。俞帆抬起头，嘴角带着微笑，不以为然地说。
“总之，我是敬佩毛泽东的，他太伟大了，重建新中国，这是举世瞩目的壮举。”我继续坚持我的观点。
“可你要知道，没有那些文武大臣的相助，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那些千秋基业的。周恩来为新中国的事业操碎了心，结果膝下连一个儿女也没有，他本可以和邓颖超离婚再娶，可他没有那样做，他最无私心。”俞帆涨红了脸高声和我争辩。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还不是战死在了战场上吗？要是不死，现在肯定和毛主席一样有本事。”我毫不示弱地说。
那一次，我虽然和俞帆进行了一此喋喋不休的争执，但我们都是怀着善意的心情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明知俞帆说的也有道理，但就是不承认他的观点正确。争执了一阵子，我们便各自又匆匆埋头于书本。
看了一会书，我就从书包里掏出水笔来准备做数学作业。我拧开笔筒，一不小心，水笔掉在了地上。“糟了，笔尖触坏了。”我心里想着，下意识地拾起水笔，笔尖果然触裂开了，我懊恼地在那里东弄西弄，怎么也弄不好。
“拿来我看看。”俞帆掉过头来用一双含着笑意的眼睛盯着我。
“唉，真倒霉，笔尖摔坏了。”我带着感激的心情把笔递给他说。
俞帆皱着眉头，低着脑袋弄了一小会，就给我弄好了。他把水笔轻轻放在我面前。
“谢谢。”我轻轻地说道。
“不用客气。”俞帆咧嘴笑了。
在学校里，我们三人最为用功。我们都在心里暗暗地以对方为学习的榜样。在蝉儿拖长声音鸣叫的中午，火辣辣的阳光流泻在静悄悄的校园里，树叶儿在闷热的微风中偶尔摇动一下。同学们都已经午睡了，我们三个人偷偷地溜出寝室，来到学校后山坡的竹林里记外语单词。我们各自选好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一声不吭地看起书来。其实，我瞌睡已经闷流了，我努力睁着犯困的眼睛，头脑里模模糊糊的，好久好久都记不住那些单词。要不是看着我小姑和凌兰那样专心致志地看书，我真想一趟子溜进寝室呼呼睡大觉。许多年以后，我回想起那时的情形，难免觉得自己好傻。在那种头脑受到抑制的情况下看书，收效甚微。难怪老师总是说我们几个人不是很聪明的，成绩优秀靠的是勤奋刻苦。
不知过了多久，火辣辣的太阳就隐没到太空中去了，天空忽然变得阴沉沉的，一阵风刮得竹叶儿急急地，沙沙地响。紧接着，那亮闪闪的雨滴就快快活活地滴落在我的头上，脖颈上，书上，我的背上顿时感到一股凉意，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哟，下雨了，咱们回去吧！”我的小姑惊奇地喊道。
“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了，刚才还是大太阳呢！”凌兰自语着。
“走吧，下大了，咱们还要跑快点。”我说。
我们把书夹在腋下，嘻嘻哈哈地向寝室飞跑而去。
五四青年节到了，学校要举行一场文艺晚会，各个班都要出节目。班长让我们三人合唱一首歌，由我的小姑领唱。最后，我们选定的歌曲为《酒干倘卖无》。晚会在食堂举行，那晚食堂里坐满了全校师生，人头攒动，成为人海**。舞台上垂挂着舒适自然的大红幕布，几颗大白织灯泡把舞台照得如同白昼。主持节目的是一位可爱俊美的年轻女老师，她穿着镶边的合身的白色旗袍，拿着话筒袅袅娜娜地站在舞台中央讲话。轮到我们唱了，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成为所有眼睛注视的中心，我不免带着紧张的心情走上舞台，但就在那一刹那，我注视到在那浪潮般的人群前面俞帆正挥着手臂，用那双含笑的眼睛鼓励我，好像在说：“不用怕，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唱一首歌吗？”我随即整理了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从容，沉着的跟着风琴声的伴奏和他们一起唱起来。台下的观众怀着激动的心情用手打着拍子，我们那清脆动听的歌声小心翼翼地在食堂上空响起来。
一曲完毕，紧跟着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我们激动而又兴奋地走下台来。
“耶，真没想到，你们唱的真棒！”俞帆向我们表示感谢和赞美。
“全靠杨琼领唱的好。”我回答说。
在我们三人中，我的小姑和凌兰最羡慕我。她们羡慕我很幸福，整天无忧无虑，不用为家里的事操心。每次学校出门春游，母亲总是给我准备好大包小包的水果，给我提到学校里来。“你好幸福，什么事都是你妈妈给你准备好了的，你就像在糖包包中过日子。”我的小姑带着羡慕的目光对我说。我点点头，对她嫣然一笑。我知道我的姑婆姑爷年纪大了，他们养的子女多，对我的小姑操心不过来，倒是小姑每次回去主动要为家里做很多家务事。凌兰呢？他父亲在县城工作，母亲一人在家做庄稼活，还要带四个孩子，她硬是为家操碎了心。每周末，她都要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帮母亲喂猪，干地里的活。有一次，她的父亲生病了，她甚至还赶到县城去照顾他。
在学校，我的语文和外语成绩很好，但代数和几何总是不怎么优秀。有时上晚自习做作业，我老是在那冥思苦想几何题，在心中证明来证明去的，也没证出个所以然。每每被俞帆觉察了，他便主动在草稿纸上画好图形，耐心细致的给我讲解。而他呢？他的外语不怎么好，有时我也主动给他讲一些他在外语上不懂的题。当我们成功的解决了那些疑难问题时，我们便会相视一笑，表示战胜了难题时的快活。
栽秧的时节到了，大家都在忙着过忙。当然我家也有一亩多田，但那田离我们家特别特别远。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里，母亲正在正房里和父亲商量安排栽秧的事。
“哟，小婉回来了，正好，明天我们家里要请人栽秧，你可以在家帮我烧锅择菜。”
“好吧。”我把手中的书包随手扔在桌上说。
“哦，对啦，孩子他爸，你这会到林家湾去请几个人帮我们栽一下秧，争取在明天一天完工。”母亲对父亲说。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大家就早早地吃过饭下田去了。母亲收拾好碗筷之后，便去菜园子里择回菜来。我开始烧起锅来，我使劲地扯着风箱，灶膛内的碳火噼啪地燃起来，越烧越旺。我的思绪飞扬起来，我想到了俞帆在和煦的微风中那俊美的带着亲切微笑的面孔。
“姐，你在择菜呀？”忽然，门口想起了我幺舅的声音，随后就出现了我幺舅和俞帆那笑嘻嘻的面孔。
“哟，快请进，这是你的同学吧？”
“这是我的同班同学俞帆，听说你们今天在栽秧，我就约了他来，给你们栽秧。”幺舅说。
“这多不好意思，耽误了你们的学习。”
“没什么，阿姨，我的家也在农村，我经常帮母亲干活儿。”俞帆客气地对母亲说。
“那好吧，我叫小婉给你们带路去。”
“小婉，去吧，把他们带到田坝去，我叫你弟弟来烧锅就行了。”
“行。”我快活地说道。
我们行走在那长满野草的弯弯曲曲的田径小路上，我的心里又快乐又兴奋。一畦畦的水田中，零零星星地散布着弯腰栽秧的人。路边寂寞的野草从中偶尔开着一朵朵硕大血红的野花，我不禁弯下柔软的腰肢采摘起来，偶尔腾地惊起一只水鸟，向清朗朗的天空飞去。
等我们来到自家田埂上，就看见七八个人排成一串，挽着裤腿，弯着腰，在浑浊的河水里手不停地按着秧苗，在他们前面，那嫩绿的的秧苗舒适自然地排列成一排排，在微风中轻摆。
“哟，我们的‘大学生’下田来了。你们也来栽秧呀？你们会栽秧吗？”邻居张大妈直起腰来笑着问我们。
“会栽，这些活儿太简单了。”幺舅脱掉鞋，边挽裤腿边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