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小玉是金花班的台柱子，摇钱树，傅彩云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她走，有意将赎金说个天价，让阮忠枢知难而退。
本来小玉是潜逃的绾人，客居金花班，并不存在着赎金之说，阮忠枢给了一笔数额很大的赎金，是看在傅彩云收留小玉的情份上，可傅彩云揪住小玉潜逃的辫子，就是不肯放人。
被人称为“孙三爷”的孙作舟，自恃在天津有些势力，哪把阮忠枢放在眼里？论理时召来护院，欲将阮忠枢撵出门，阮忠枢气愤不过，才把部队配给他防身用的手枪掏出来，一时，倒也镇住了孙作舟和护院们气焰，但这一来，又让傅彩云抓了把柄，因为她知道阮忠枢是袁世凯的部下，而袁世凯又是沈玉英的丈夫，有了这层关系，她有恃无恐，干脆一纸状词，告到袁世凯的案上。
但她想错了，阮忠枢确是袁世凯的幕僚，可不是一般人，才华横溢为袁世凯所倚重且不说，就是背景也是令人讳莫如深，首先，他是李鸿章亲笔举荐而来的，其二，他和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的弟弟的感情非常好，袁世凯就是通过他的关系认识李莲英的，正是李莲英所起的作用，袁世凯入主小站练兵，才通过了最后的一关。
孰重孰轻，一拿捏就有了谱儿，袁世凯听阮忠枢交代了事情的经过，训斥了几句，就让他回家，不作追究处理。随后，袁世凯又召来孟恩远耳语了一番。
第二天，金花班前门后门都站满了新兵，孙作舟和孟恩远曾经也有几分交情，忙问其故，孟恩远眼皮也不抬，说近段治安不好，在执行巡防任务。
一连数日，都是如此，这一来，傅彩云、孙作舟暗暗叫苦，大兵守门，顾客不知情由，谁敢上门找乐子？傅彩云明知是为了小玉从良的事而来，但也不可奈何，托多人求情未果，只好找沈玉英帮忙。
袁世凯知道沈玉英和傅彩云的关系，恶意消减了许多，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小玉从良，至于赎金可以按时价。
至此，傅彩云无计可施，在沈玉英的劝说下，只好忍痛让小玉从良，离开金花班。
为了不影响到全军将士的情绪，袁世凯教沈玉英暗里租个新房，择日为阮忠枢和小玉完婚。这一切，阮忠枢还蒙在鼓里，当他走入花簇烛影的洞房，见到新娘是小玉时，自是惊喜，相拥而泣……
中国人自古崇尚“投桃报李”的感恩思想，正是袁世凯这一法外开恩且法外施恩，使阮忠枢感激零涕，日后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忠。后来，他和赵秉均、段祺瑞等人用恫吓手段逼溥仪退位，再后来支持袁世凯登上帝位，袁世凯称帝失败，他又四处奔走，为保住袁世凯的总统位，可谓马前鞍后，不遗余力。
妙峰古道自东向西穿越阳台山，直达妙峰山，群峰如笋，白云飘浮于山峰间；举目四望，崇山峻岭，长谷巨壑，旷远幽深，烟岚如幻。
1868年秋天，醇亲王奕譞听说西山响塘亩的南面，有个“九龙口”，九峰环抱，景色迷人，是一块风水宝地，便请来李尧民一起前往勘探。
这个李尧民善堪舆，精卜术，他兜转“九龙口”一圈，认为此地山高林密，峰峦嶂暗，阴气瘆人，隐凶唳之相，不宜择穴。
正打道回府时，李尧民蓦然回首，望见远处妙高峰，连声叫好，奕譞不解，问其故，李尧民答道：“山不在高，有气则灵，你看那山，祥云蔼蔼，缥缈其间，紫气东来，必聚于穴，王者之兆也”。
奕譞听后大喜，一行人不辞劳苦，又爬上妙高峰。
只见李尧民时而行走四望，时而掐指沉思，折腾了大半天，转至西山八院之一的香水院，指着一棵古松的西北方位说，那里是来龙的“正脉”。
奕譞仔细一看，也觉得龙气逶迤而来，青烟袅袅，不由窃喜，确定把自己的墓地建在这里。
墓地周围，最大的古松高达六丈多，还有一棵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杏树，围粗竟然三丈五尺，高数十丈，叶伞遮盖将近一亩地，枝头结满果子，远处望来，宛如一条青龙摆尾，腾云而起。
按李尧民的规划，奕譞命人在附近挖了一水塘，把山溪的水引来，放养一千多尾鱼，按风水的说法，借此激活王气的氛围。
银杏树旁，原有一口泉眼，因年代久远，渐渐淤塞，奕譞加以整理蔬通，并围上了石栏，意在让龙涎长年不涸。
墓地的前方，是一百多级的巨石台阶，上了台阶，有一座高大的碑亭，碑亭后面，是一条月牙河，一座弧形的石拱桥跨河而过。桥后，又是一排台阶。再往后，便是祭祀鬼神的飨堂，飨堂后的开阔地，就是奕譞的墓地。
园陵修建了六年，一竣工就冒青烟了，这一年是同治皇帝驾崩的第二年，因无嗣，慈禧便让奕譞的儿子载湉继位，即是光绪皇帝。光绪死后无嗣，又由他另一个孙子傅仪穿上了龙袍。
一块风水宝地，出了两个皇帝，这是李尧民在堪舆史上可算是登峰造极的杰作。
光绪16年，奕譞病死，这个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慈禧的亲妹夫，当年和恭亲王奕訢协助嫂子慈禧发动“祺祥政变”，擒杀顾命大臣肃顺等人，从而奠定了慈禧“垂帘听政”的统治地位。
正是因为有功于慈禧，所以他的葬礼按照帝王的仪式举办，慈禧太后亲自去吊唁，至光绪18年，奕譞灵柩才被移葬至妙高峰。
经营陵园二十多年，奕譞总算尘埃落定于此。然而，五年后，陵园风水克星到了，神指一点，让陵园王气黯然而收，最后使大清王朝寿终正寢。
此人就是炙手可热的皇家风水大师英年。
英年，字菊侪，姓何氏，为汉军正白旗人。
光绪年间历任左翼总兵、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工部右侍郎等职。
他官运亨通的原因就是因为精通堪舆之术，开过两例著名“堪舆风水单”：其一，为选择颐和园寿膳房开凿井座方位吉日事；其二，为颐和园开钻山门桶等工择得动土兴修吉日吉时单。
奕譞死后仅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执意主战，败后又发奋维新。为此，贪恋权位的慈禧太后坐立不安。
这时，英年为了讨好慈禧太后，英年献了一条风水之策，即是砍掉奕環墓前那棵银杏树，以断醇亲王奕譞家的风水，方能去掉光绪身上的魔障。
慈禧太后非常笃信风水，认为奕環葬于此地即招来战祸，经英年一说，也疑是此树作祟，坏了大清的风水，乃为不祥之物，遂采纳了英年的计策。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传统的“鬼节”那天，慈禧不顾光绪的反对，亲自督工，将银杏树连根砍断，轰然倒下时，殷血涓涓而出，李莲英等人见状，骇得魂飞魄散，跪地而拜。他们不知道树身已久，蛇虫蛰伏，刀斧抡砍，必伤其身，故有血光之说。
光绪闻讯，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嚎啕大哭，昔日到此，就能遥见亭亭如盖的银杏树，白果累累，可如今大树已去，空留悲切，他连哭二十里，至陵园，步行绕墓三匝，才拭泪而归。
从这以后，光绪内心更加怨恨慈禧太后，于是，帝后党争，剑拔弩张。
风云激荡，君臣际会。这个时候，广东南海籍的康有为成了光绪锐意维新所依赖的诺亚方舟。
这个名动天下的历史人物，除了组织“公车上书”外，还以个人名义前后给光绪皇帝上过七次书。
清光绪十四年秋他写的第一封奏书并没有到达光绪的手中，因为军机处的官员认为措辞过激，思想极端，所以截留了。
科考落第，上达圣听又断云路，康有为只好怀着悲愤忧郁的心情离开北京，回家著书立说。在他的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孔子改制考》。
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的康有为十分愤怒，他起草了一份万言书，邀集在京应考的各省举人1000多人，准备联合向朝廷呈递。这就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这次上书之所以夭折，是因为康有为此时已知自已金榜题名，他和其他中榜的举人一样的心态，害怕因此被朝廷取消了功名，所以不敢把“万言书”向上呈递。
“公车上书”只有开花没有结果，但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为康有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然而，不满足于虚名，抱着狂热政治野心的康有为，待“公车上书”的风波平息后，他把万言书略做修改，以个人的名义呈送皇帝。
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终于转到光绪的手中，光绪看后下令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尽管各省督抚对变法态度暧昧，甚至极力反对，康有为也为之一振，坚持自己的主张。
第四次上书，身为工部主事的他，遭到了自己的上司工部保守堂官的拒绝，为此，他愤然辞去官职，组织强学会，宣传变法。
由于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广为刊行，他在上流社会中已经成为知名人士，故得到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人的资助，并名列会籍。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一次来到北京，第五次给光绪上书道：“……列强瓜分中国，已如箭在弦上，十分危急。如此下去，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可不得矣。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侍，人无固志，奸宄生心，乱机四伏，陛下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
局势岌岌可危，变法维新势在必行，万万不可延迟，康有为的奋臂疾呼，引起翁同龢的重视，他认为当今皇上正是需要这样敢于担当、勇于革新的人才，所以把康有为引荐给了光绪皇帝。
光绪想召见康有为，但遭到恭亲王、荣禄等人的劝阻，他们的理由是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按祖宗的惯例，光绪只好委托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大臣在总理衙门代为接见问话，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辩论。
正月初八，康有为向光绪递呈其所著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考》。
接着，他又趁热打铁，第七次上书光绪，劝他仿效沙俄彼得大帝，师夷之长技，发奋图强，重振大清之雄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