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以后，进剿红军的各路部队相继传来了失败的消息。
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十一个师又三个旅，并配属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可为什么会败在不足四万人的红军的手下呢？尤其当他获悉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连同所部九千余人全被歼灭以后，他真猜想不出这支红军究竟强大到何等的地步；待到以亲信何成浚为武汉行营主任、以李钟鸣为督办，调集近十万人马对鄂豫皖苏区“围剿”失败以后，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劲敌不是冯玉祥和阎锡山，也不是李宗仁和汪精卫，而是朱毛红军。遂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约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但令他震愕不已的是，红军在半个月中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他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自黄埔建军以来，东征陈炯明，北伐吴佩孚、张作霖，西讨唐生智、李宗仁，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虽说都曾有过险情出现，但从来投有写下过连战皆败的战史。他找不到答案，又绝对不允许红军在他的后院点火，怎么办？他借着张学良坐镇江北之利，又做出了第三次“围剿”江西红军的部署。
端纳已经到达南京多日了，蒋介石由于为着进剿红军伤脑筋——说得准确一点，没有借以显示自己军威的消息向这位洋大人吹嘘，故一直没有晤面恳谈。蒋介石就要御驾亲征了，再不和这位鼎鼎大名的端纳谈一谈，似觉有失礼仪。为了表示他的热情，在宋美龄的建议下，遂把端纳请到家里做私人谈。
端纳就其政治信仰而言，是坚决主张**讨赤的。但就其肩负的战略任务来说，是尽力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者独吞中国，并设法把国民党的中国纳入英美的轨道。另外，他在中国近三十年，对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和下层的黑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国民党的政界领袖知道得还多。他来到南京以后，在这段赋闲的时期，对组建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做了调查和研究。因此，他和蒋介石坦诚相见，给予了批评。正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专著中所记述的那样：“他坦率地批评蒋和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他指出，委员长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他没有到各省去看一看。蒋在对付军阀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很内行的，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他依靠的完全是下属向他汇报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他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布命令。
“而在另一方面，在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毛泽东正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渴望，相信他们的潜力，同时寻求他们的支持。端纳争辩说，委员长如果不同样了解‘他的’人民，那么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运动的，也不能指望统一全国。他应该出去走一走。尽管他不喜欢乘飞机，但他也应该利用飞机到农村去闯一闯。他可以把美龄带上，让她去同传教士说话。
“结果蒋进行了长途旅行，有时还是冒险的旅行，但在这过程中，蒋仍然一筹莫展，不能唤起人民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是少见的，他从不检查和红军作战失败的原因。据说在他的晚年看到了白崇禧总结“围剿”红军失败的这段文字：“……毛泽东改变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组织民众，提倡党政军一元化，化整体为有机体。凡共军占领区以内无论老弱妇孺都要接受政治、军事之训练，甚至残废者也要接受谍报之训练。因为有此种顽强严密之组织，故能实行总体战，造成广大的作战面，国军凡入其地区，缺乏基层组织，物质之供应、消息之传递，完全陷入绝境。”“检讨此战役失败之原因有：（一）轻敌，当时共军之兵力有第一、二、三、四等四个军团，在民间又有严密之组织，但我方在三路军尚未集齐前，便下达攻击令，所以造成十八师全师覆灭之惨局。（二）共军战术是总体战，我军则是纯军事战，我军墨守成规，以旧式战术对新式战术，其优劣胜败不问而知。”他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破口大骂：“一派胡言！如果不是你们和我分庭抗礼，**绝不会在大陆为患！”
蒋介石在王冠与皇权的面前，还经常扮演一位利令智昏的角色。虽说他在江南“围剿”红军迭遭失败，但他依然没有忘记利用张学良在江北造成的和平局面，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在戴季陶、张群等谋士的鼓动下，遂又举起了“约法”的大旗，向着总统的宝座进军。这又遭到了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反对，引出了有关“约法”的蒋胡之争。胡汉民不忍于听张群滔滔不绝地阐述“立宪救国论”，遂起身据理力驳：“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并且我深信是为约法、宪法而奋斗的。实在说一句，当我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在立法院，未尝不可制订一个约法、宪法来，但立出一个约法、宪法来，是不是就算实行了民权主义呢？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就是有了一些，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和宪法。”
在蒋介石眼里，胡汉民如此而为，是为了和他争夺总统的位置。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总司令官邸软禁了胡汉民。在历数了胡汉民在党务、政治、经济各方面与蒋为难的罪状以后，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愤然绝食，要求和蒋介石当面理论。关于蒋、胡会面的情形，程思远先生做了如下的记述：
午夜1时，蒋介石来了。王世和持枪侍立。“你近来有病吗？”胡问蒋。“没有病。”蒋答。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胡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你强加给我那些罪名，究竟根据什么？”
之后，蒋、胡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舌战。
胡汉民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蒋介石止住他道：“胡先生反对我，我只是……胡先生何以反对张汉卿！”
“反对汉卿什么？”
“胡先生不赞成给汉卿做陆海空副总司令。”
“不错，我的确不赞成。我不赞成，为的是顾惜国家名誉。领导政府，不应当自己为郑庄公，把别人当公叔段。你这一套把戏，施之于冯焕章，施之于阎百川，又施之于张汉卿，我以为不对。我以行政治军，用不着这种卑鄙手段。”
最后胡汉民表示要辞职不干。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我蒋某人断不肯冤枉胡先生。”蒋介石一面说，一面拍着胸口。
最后蒋介石只好说：“夜深了，胡先生还是先歇息吧。”说罢便出门去了，王世和也跟了去。
这一晚胡汉民被软禁在蒋的总部里，通宵未睡。次日便由吴思豫、邵元冲等率十多名军警把他押送到汤山去了。
三月三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纪念周时正式宣布扣留胡汉民。他说：“胡汉民同志负党国重任，不应私自越法失言，淆惑人心。今引咎辞职，中央自当念其过去劳绩，虽不忍坐视姑息，亦不忍其毁弃已往历史也。”……
蒋介石扣留胡汉民的行动，引起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为他始料所不及。李宗仁依赖他这一措施，才能从局处南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收复桂东富庶地区，进而与陈济棠紧密合作，形成割据局面，以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在胡汉民手下大将、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策动下，铁道部孙科、南京市长和新任立法院长林森先后离开南京南下广东，继而隐居天津、上海、港澳各地。原来反蒋的国民党人也陆续到粤，酝酿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历经多次洽商，两广表示真诚合作，遂在广州树起反蒋旗帜，并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讨蒋檄文。在列举蒋介石犯下的三大罪状之后，又在该通电的最后指出：
“总之，现蒋氏之罪，至今已暴露无遗，同志等夙昔之休容，冀其幡然悔悟，戮力国事者，至今日亦成绝望。循此以往，则总理艰难缔造之事业，人民为革命无数之牺牲，以及我武装同志积年之奋斗，其结果只造成个人之地位，而以阴贼险伪之人，觍然民上，中国数千年固有之道德，总理所力图恢复者，已供其断丧无余，腾笑列邦，见讥后世，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于此者！默察今日中央已为蒋氏所支配，政府被其一系所割据，政治日益腐败，为人民所厌恶，泽如等诚不忍党国与之偕亡，职责所在，更难缄默，古人有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用函列其罪端，提出弹劾，以俟公决。唯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
蒋介石再次处于进剿红军失败和两广军阀重新开战的危机中。他为了击败两广结盟，断然决定召开国民会议；为消灭心头之患的红军，积极准备“围剿”红军的新的部署。但是，这两项计划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江北的局势是否和平；而取得这种和平局势的关键人物又是张学良。有人说：蒋氏是利用矛盾，消灭异己的能手。这话不无道理。他为了稳住张学良，并使之成为自己对付反对派系的力量，再次邀请张学良南下参加国民会议。同时，还公布了他和胡汉民争论中有关张学良的言论。
张学良获悉胡汉民这些元老不赞成他出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以后，心里自然是很不愉快的。然而当他细心揣摩胡汉民所持的反对理由，又觉得不无道理。尤其想到自比郑庄公的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公叔段的时候，一种愤慨的情绪打心底骤然生起。他毕竟是所谓的“将门虎子”，“未始不把老子张作霖视为偶像，很自然地学着走父亲的军阀道路”。他又懂得这样的道理：在军阀混战之中不使自己沉没，互相借用又是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他那骤然而起的愤慨又渐渐地淡化了。当他再想到胡汉民等人反蒋之终极目的，以及日本人时时都想鲸吞东北的时候，他又自觉自愿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成为蒋介石镇守长城内外的得力干将。
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国民会议如期在南京召开了，张学良被推上了主席团成员的宝座。国民会议期间，蒋介石为了做给世人看，特设家宴款待了张学良。即日夜，张学良患严重伤寒，生命岌岌可危。张学良为安全计，带病北归，入协和医院治疗。
关于张学良此次病因传说纷纭，堪为千古之谜。从客观的社会效果看，对蒋介石是十分不利的。他为了消除谋害张学良的嫌疑，除公开发表言论关怀张学良的病情，还公然地召见了端纳：“端纳先生！你听到了有关汉卿得病的流言蜚语了吗？”
“听到了，不过……”端纳看了看眉宇不展的蒋介石，“我认为，这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
“是的！是的……”蒋介石急忙连声附和。少顷，他又担心地问，“这不会影响东北军将领的情绪吧？”
“我想是不会的。”端纳充满着感情地说，“蒋主席待汉卿不薄嘛，这都是东北军官兵有目共睹的事实。”
“虽说事实胜于雄辩，可谣言仍旧可以惑众的。”蒋介石长叹了一声，“为了代表我去北平看望病中的汉卿，当然也是为了向东北军的将领说明情况，我希望端纳先生能回到北平去。”
“我是要回到北平去的，但不是代表蒋主席去做说客。”端纳看了看怔然的蒋介石，“我以为像这样的事，还是不说开的为好。”
“对！对……”蒋介石迭声赞同，他转而又问：“你回北平的目的是什么呢？”
“和我们共同的对手土肥原贤二斗智去！”
土肥原贤二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不久被调回东京。蒋、冯、阎上演中原大战以后，他又受命来华，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开展新的侵华谋略工作。端纳沉吟片刻，又有意地问：“蒋主席，你应当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吧？”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位土肥原贤二。他当年在日留学的好友，事后曾出任他的私人顾问的铃木贞一，就是土肥原贤二得力的助手。中原大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听说土肥原贤二把阎锡山接到天津，偷运到大连，托庇于关东军的卵翼之下，静观中国政局的变化。如今南国又揭起了反蒋大旗，这位天津特务机关长又将在华北作何谋划呢？他不无担心地问：“端纳先生，这位土肥原机关长会做些什么手脚呢？”
“据我所知，他正在平津秘密策动北洋派大同盟。”端纳有些沉重地说。
“何为北洋派大同盟呢？”
“土肥原趁着蒋主席无暇相顾北方之机，计划吸收原属北洋派的旧军阀参加，并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领袖，在华北结成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主席的同盟。他们伺机在华北制造混乱，妄图把日本的势力由关外扩张到华北一带。”
蒋介石听后大吃一惊，暗自骂了一句“贪得无厌！”然而当他想到北洋元老吴佩孚此刻流亡在川，段祺瑞息影政坛有年之后，又暗自鄙夷地说：“这是两个立不起来的天子！”他漠然地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土肥原的计划是难以得逞的！”
“蒋主席的根据是什么呢？”
“请问吴佩孚靠什么出川呢？”蒋介石暗示了把吴佩孚困在蜀地的设想，接着又说，“段祺瑞是个老亲日派，自打五四学潮以后，他的威望日渐消衰，到今天，他还有多大的号召力呢？”
“蒋主席说得不无道理！如果中国结成汪精卫和吴佩孚的南北联盟呢？”
蒋介石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到吴佩孚在北洋各系军阀之中，仍然不失之为一尊偶像，可以利用他招兵买马，和两广军阀拥戴的党魁汪精卫结成反蒋联盟。果真如此，全国的局面就不堪乐观了！因此，他又习惯地蹙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蒋主席，你应当知道蛰居大连的阎锡山也在蠢蠢欲动的消息吧？”
蒋介石当然清楚阎锡山的情况。近半年以来，他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当年士官学校的师兄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等人频频往还，共同谋划着东山再起的大事。一旦他由大连返回太原，被张学良改编的十万晋军也会举起反蒋的大旗，如果他也加入汪吴合作的阵线，全国的局势就越发的危艰了！
“蒋主席，时下最危险的人物是投诚的西北军将领，像韩复榘、石友三这些有奶便是娘的勇夫，一旦看到全国出现不利于蒋主席的局势，或者日本人给了他们更多的好处，他们一定会倒戈反对中央的。”
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了用金钱、地位收买韩复榘和石友三的往事，他禁不住地暗自说：“为了金钱和地位，他们可以杀恩师辈的人物冯玉祥的回马枪，又为何不可以和我蒋某人反目呢？”此刻，他的脑海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幅军事实力对比图：两广为李宗仁、张发奎占有；湘、鄂、赣、豫、皖等省为红军的一块块根据地；山西为阎锡山的复活地；中原数省为北洋派元老和西北军的降将的地盘……他们手中的武器共同指向了南京，指向了他蒋介石。面对这空前险恶的危局，如何才能化险为夷，分而歼之呢？他又想起了张学良！也只有在这时，他才真的明白端纳说的这句话“和我们共同的对手土肥原贤二斗智去”的寓意。他沉吟良久，十分恳切地说：
“端纳先生虽是汉卿的顾问，可也称得上是我蒋某人的孔明。我希望端纳先生此次北归，顺利完成当年诸葛亮东出吴国的特殊使命。如今汉卿病体未愈，更需要你北返辅佐。你我后会有期，就不强留阁下了。”
端纳回到北平不久，果如所料，石友三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趁着张学良患伤寒病不能亲理公务乘机叛变。于学忠将军及时识破石友三的阴谋，临危受任，指挥讨伐战争，前后不足半月，即大获全胜。然而“对于东北方面的影响极大。由于石友三之变，张学良将留在关外看家的大部分东北军调入关内，军火械弹亦运至关内甚多，致使东北地方防务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便利条件”。
土肥原贤二正在为“北洋派大同盟”失败而懊丧不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帝国参谋本部的命令：接替铃木美通少将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他怀着怆然之情告别了天津卫，于八月十八日乘车东去。
土肥原贤二坐在舒适的包厢里，暗自思忖着近来东北发生的大小事件。所谓发生在长春附近的“宝山事件”、发生在兴安屯垦区的“中村震太郎事件”，都不过是为日本侵占所谓的满洲制造借口。在他供职天津特务机关长期间，他从旁获知了同窗好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为侵占满洲所做的种种努力。虽说他尚不知调他继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具体任务，但他凭借侵华谋略家的嗅觉，完全猜到了和即将爆发的所谓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有关。
土肥原贤二抵达奉天以后，遂又获悉了曾和自己一块供职青木机关的本庄繁将军已经出任关东军司令。他完全地明白了，这是帝国在有意调整关东军的阵容，是未来取得所谓满洲事变完全胜利的保证。即日夜，他拜访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
板垣征四郎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家族，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治理日本极北地区古老的南北藩的家臣中具有很高地位。他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与土肥原贤二同班。皇姑屯事件以后，他接替河本大作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他的外貌像一头海豹，光润的圆脸庞上留着修得整整齐齐的胡子；他像一个老练的巡回剧团的导演那样见人就拍背，曾被天皇称为“当今最笨”的人。但是，他有一种本领，能天花乱坠地吹别人的想法，把它吹得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脚，在政治上能为人接受。他一见土肥原贤二的面，连手都不曾握，上去就拍了土肥原贤二后背一巴掌，开门见山地说：“来得正是时候！石原君的智慧，我板垣的实干，再加上你土肥原的谋略，此次满洲事变一定会获得成功！”
土肥原贤二的预感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他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是为了发动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的。他严肃地问：“板垣君，此次满洲事变的计划和措施，进行得怎么样了？”
“借用中国的一句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板垣征四郎了解土肥原贤二的脾气——凡事都要刨根问底，他用嘴努了一下石原莞尔，“详细情况，由石原君告诉你吧！”
石原莞尔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是有名的高材生，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留校任教官，他以足智多谋、聪明能干为人称道；但大多数同僚因其说教、耿直和刚愎自用而颇为反感。不久，调柏林任使馆武官，从事军事谍报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他被派往关东军参谋部，负责制订夺取所谓满洲的计划。他的大胆设想是：日本可用一种更像政变而不那么像入侵的行动从里向外来占领满洲。日本在南满路上的通过权，就可提供必要的便利和特权，而且渗透和颠覆远比公开的征服代价小，危险少。他取出一份密件，双手呈交到土肥原贤二的手里：“机关长，这是未来满洲事变的全部计划，请你过目。”
土肥原贤二认真地审阅了这份周密的满洲事变计划，蹙眉凝思了好一阵子，方严肃地指出：（一）时下关东军总计一万多人马，而东北军却有二十多万部队．他们从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二）一定要接受皇姑屯事变的教训，此次满洲事变一旦发动，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全部满洲；（三）军事占领容易，政治治理很难，计划中没有善后人选，也没有成立满洲政权的计划。结果，满洲则变成一个多事之地，关东军也就变成治安部队了！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估计进去，那就是帝国政府不赞成军事入侵的手段。”
对此，石原莞尔傲慢地指出：东北军在人数上拥有巨大的优势，但如果时机选择得好，如果士兵、官佐、外交官、政治家都经过恰当的指示和训练，我们就能像魔术家一样，在火光迅闪的一刹那拿下满洲。最后，他又得意洋洋地笑着说：“关键是拿下满洲！正如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是从不考虑生下来的孩子是死，还是活。”
“孩子死活的问题嘛，”板垣征四郎突然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主要是看机关长的了！你是最了解我的，我最喜欢的是出主意、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怎么样？把解决你提出的难点的设想讲出来吧？”
土肥原贤二顿觉舒畅多了。他扫了一眼傲岸不逊的石原莞尔，漫不经心地问：“关东军司令部有多余的武器吗？”
“有！足够武装一个师团的。”板垣征四郎说。
“好！三天之内，我在奉天组建一个师团的军队。”土肥原贤二很是轻松地说。
“哈哈……”石原莞尔大声地狂笑起来，“机关长，你可真会说笑话！”
“不！是谈正经的事。”
“是谈正经的事？”板垣征四郎惊得瞠目结舌，“你纵有撒豆成兵的本事，在奉天也变不出一个师团的日本兵来啊？”
“放心！变得出。”土肥原贤二指出，国际性的经济萧条席卷日本，迫使日本许多退役青年来满洲自谋生路，仅在奉天就有一万多人。他有意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有所醒悟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笑着说，“给这些退役青年发放武器，无需训练，就能增加一个师团的兵力。”
“好主意！”板垣征四郎重重地抡了土肥原贤二一拳，“这新装备的部队叫什么名字呢？”
“在乡军！”土肥原贤二看了看缄默不语的石原莞尔，“关于帝国政府不同意军事入侵，我们可以采用‘下克上’的手段促其实现。”
“下克上”这个词形成于十五世纪。那时，日本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试图用暴力手段和暗杀手段由下而上地纠正社会的不公正。土肥原贤二借用该词的意思是，用突然军事入侵既成的事实，强迫帝国政府承认。对此，可谓是不谋而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都乐不可支地拍起了手。他们三人又议了一下成立伪满洲政权的事，就结束了这次初会。
不久，土肥原贤二奉命赴兴安屯垦区，调查被杀的中村震太郎事件。沿途，他考察了地形和民情，验证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成功的可能性。当他看到广袤的松辽平原上无处不是青纱帐的时候，他提出了发动事变的日子应在收割完毕。最后，他们选在了九月二十八日。土肥原贤二回到奉天以后，帝国政府发来了急电，要他立即赶回东京，汇报中村震太郎事件。他望着情绪不高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起疑地问：“帝国政府调我回东京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一定是为了我们计划中的满洲事变！”板垣征四郎气愤地以拳击空，“据帝国参谋本部中我们的人来电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了，在军政两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他们一定是为申斥我们的计划而令土肥原君去汇报的。”石原莞尔断然地说罢，又无限忧虑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机关长，我们的这台好戏，就全靠你唱了！”
“请放心！我会借汇报之机掩护我们的行动的。”土肥原贤二也有些沉重地说，“我远离了奉天，满洲的戏就靠你们二位来唱了！”
“光靠我们二位还不行！”板垣征四郎非常着急地说，“万一东京发生变故怎么办？我们预定的九月二十八日的事变不就流产了吗？！”
“决不能流产！我们的原则是：东京变，奉天也变，但满洲事变的决心不能变！”土肥原贤二沉吟了片刻，坚定地说，“请记住：一切行动都要按照我的情报办！”
十六
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到九月初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住在协和医院东北角地下室内休养。在此期间，关内东北军指挥大权交由于学忠将军执掌，而有关张学良治病、调养的内事由于凤至夫人和赵一荻小姐照料。
三个多月以来，先是宁粤操戈，继之是石友三叛乱，搅得重病在身的张学良难得过上一个平静的日子。华北局势刚刚平稳，又迭次传来日本鲸吞东北的消息，真是多事之秋啊！九月十一日的上午，张学良感到精神好了许多，在副官谭海的搀扶下来到了院中，他坐在一条涂着绿漆的长凳上，望着绿草如茵的坪地，听着叫个不息的蝉鸣，喟叹不已地吐了一口长气，似乎是在说：“我终于又从樊笼式的病室中走了出来！”
“闾琳，快叫爸爸！”
张学良闻声转过身来，只见赵一荻领着刚刚学步的小闾琳朝他走来，他高兴地说：“小妹，放开手，让小闾琳自己走。”
“不行！他自小身子弱，摔倒了怎么办？”赵一荻反对地说。
“不怕的！”张学良似有所感地摇了摇头，“人嘛，不摔几跤是长不大的。”
赵一荻明白了张学良的话意，很不情愿地松开了领着闾琳的那只手。
张学良举起自己的两只手，有意引逗地说：“不要怕，朝前看，大步走……”他望着闾琳像个小醉汉似的样子，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他看见闾琳一溜歪斜就要摔倒的样子，便猝然起身欲要去扶儿子，可是两只眼睛突然失去了视力，面前一片黑暗，顿觉头重脚轻，大有腾云驾雾之感，如若不是身边的谭海及时相扶，他一定会先于闾琳栽倒在地上。
闾琳的哭声，又把闭目坐在长凳上的张学良呼唤到现实中来。他匆忙睁开眼。看见赵一荻一只手扶着闾琳，一只手轻轻地掸那衣服上的尘土。他有些不安地问：“小妹，闾琳没摔坏吧？”
“没事！”赵一荻领着闾琳边走边问，“方才，你……不要紧吧？”
“也没事！”张学良伸出双手，抱住走到近前的闾琳，“摔痛了吧？”
“痛！痛……”小闾琳又委屈地咧着小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不哭！不哭……”张学良取出一块手帕，边帮着闾琳擦泪边说，“男子汉大丈夫，脑袋掉了都不哭，摔个跤子又算了什么？”
赵一荻依傍着张学良坐了下来，双手把闾琳抱到自己的双膝上，有些不高兴地说：“是啊！脑袋掉了就没法哭了。闾琳，咱宁可哭也不掉脑袋，对吧？”
“对！对……”闾琳噘着小嘴，害怕地伸出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张学良望着闾琳那滑稽的样子，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谭海十分了解张学良的习性。他知道大病初愈的司令向往着自由，希冀和心爱的赵一荻小姐，还有这刚刚牙牙学语的小闾琳多呆一些时间。但东北军岌岌可危的形势，又不容许他过多地颐享天伦情趣。因此，赵一荻每次带着闾琳来医院探望张学良的时候，谭海都适时地把闾琳引开，让他们夫妻之间说些知心话。今天，他又恰到好处地说：“闾琳，喜欢树上叫的知了吗？”
“喜、喜欢……”闾琳习惯地挣着要从赵一荻的双膝上跳下来。
“好！跟叔叔捉知了去。”谭海双手抱过闾琳，边说笑话边大步走去。
空旷的草坪顿时安静了许多。赵一荻望着神情有些沉重的张学良，知道病中的丈夫在为东北一触即发的局势担忧。作为妻子，她不愿意用民怨、国难的消息增加丈夫的精神负担，影响他那十分虚弱的病体的康复；但是作为贴心的秘书，她又不能因此而失职，一旦真的出现传言中的不测事件，她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而且也必然会因为她的失职，把病中的丈夫送上历史审判台。她几经斗争，还是很不情愿地打开随手带来的皮包，取出当天出版的有关报纸，声调凄然地说：“给你，这是我挑选的几份报纸，不过……你看了以后，不要过分地担忧。”
张学良接过报纸用心地翻阅着，诸家报纸的通栏标题不是“东北危在旦夕”，就是“日本人将要发动满洲事变”。每一条消息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重重地刺在了他的心窝上，这种隐痛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他缓缓地抬起头，把视线移向远方，当他看见那如潮涌的乌云扑面滚来的时候，他又愤慨地长叹了一声！似乎是在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有顷，他又想起了中日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自八月份以来，有关日本入侵东北的消息源源而来。首先是驻日大使汪荣宝回国述职，过平相告：日本政府为转移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全国各地大搞游行示威，武装侵占满洲的空气充斥朝野；接着，欧美各国为了自身在华的利益，纷纷派出记者考察满洲的形势，一时间，关东军在南满铁路全线架好了大炮，满洲事变在即的报道风行中外；待到他获悉关东军司令部改编，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时候，完全地感到了东北局势的严重性！他支撑着病躯，把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于学忠等人召到病榻之前，商讨应变的计划。正当他欲要调集重兵出关应变，突然，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发来了有名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怎么办？他陷入了人生最大的矛盾之中。集结重兵应变，落得个对抗中央的名声；按蒋介石的“铣电”行事，万一东北沦落于日本之手，他在国家、民族的面前必然又成为千古之罪人！几经斗争，遵从蒋介石“铣电”行事的思想占了上风，遂决定向东北军诸将领转发“铣电”。
“小爷！你又在想些什么？”赵一荻终于打破了这窒息的沉寂� �
“我……”张学良从沉思中醒来，感伤地说，“我在想，万一日本人发动满洲事变，并占领了东北全境，我将以何脸面见东北的父老？全国人民，又将如何评议我张某人！”
这也是赵一荻多次思索且又没有结论的一件心事！虽说她预感到了中日交恶的迫切性，但她绝对不相信满洲事变就要发生。她出于妻子之心，安抚地说：“仗哪能一夜之间就会打起来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了应付就要爆发的满洲事变，你也应当先把身体养好。”
张学良作为丈夫，十分理解赵一荻的心，但是他作为东北军的统帅，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种论调，故感叹自语：“咳！真乃是妇人之见啊……”
“难道支持你立即率兵出关，就是丈夫之志了？”赵一荻不服气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张学良沉重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怕背历史的罪名，怕对不起东北的父老！”赵一荻看着微微点头的张学良，“这能怪得着你吗？你是在执行蒋主席的命令嘛！”
“话是这样说，就怕有一天……”张学良愤慨地摇了摇头，“我张学良全身是嘴，也讲不清楚啊！”
这时，谭海抱着闾琳匆匆走了回来，神色甚是严肃地说：“于学忠将军有要事求见。”
张学良的面部猝然又蒙上了一层阴云，他有些吃力地站起来，在赵一荻的搀扶下向着自己的病室走去。
于学忠是一位有着民族气节的将军，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非常愤慨；同时，他又是一位很讲义气的军人，对张学良如此信任、重用他这位直系将领，一直怀有报知遇之恩的想法。他眼见中日交恶在即的危局，认为自己不向张学良痛陈利弊，不仅是失职，而且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因此，他开门见山地说：“容我直言！完全执行南京方面不抵抗的指令是不对的。一旦出现不测，蒋某人可以委过于你，可你却不能抬出他来做挡箭牌。到那时候，三千万东北同胞将沦为亡国之奴，就说这几十万跟着你南征北战的东北军将士，也将无言答对全国人民的质询！”
于学忠的谏言就像是当头棒喝，再次惊醒了张学良集结重兵出关应变的决心。他心情沉重，一言不发，暗自思忖着应变的措施。这时，于学忠又激动地说：“你应当了解土肥原贤二吧？据来自日本东京的可靠情报说，他不是回国汇报中村震太郎事件的，而是向参谋本部报告关东军准备发动满洲事变的情况。”
张学良越发地感到局势严重了。他按着沙发的扶手慢慢地站起身来，刚欲踱步沉思，蓦地打了一个喷嚏，接着就又流起了泪水和鼻涕。于学忠忙说：“快进屋去打一针吧！”
“不！我……”张学良话刚出口，又连着打了三个喷嚏。他急忙又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前额，十分痛苦地自语，“这……都是日本人捣的鬼……我……一定要戒掉它……”
于学忠知道张学良吸毒是因为生病引起的。那时，日本大夫用鸦片代药为张学良治病，不久病好了，却又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张作霖被炸死以后，他立誓戒毒，没想到杨宇霆又请来了一位大夫，天天为他注射毒剂，以控制戒毒过程中的痛苦。结果，鸦片烟瘾未除，又离不开注射毒剂过活。为此，于学忠是十分同情这位年富力弱的上司的。他低沉地说：“现在不是戒毒的时候，还是快进里屋去注射一针吧！”
张学良敌不过毒剂的引诱，在赵一荻的搀扶下走进了内室。五分钟后，张学良俨然像一位精神旺盛的将军走进客室，果断地说：
“事关重大，我准备再电南京政府，一俟有了明确的答复，我们立即备战应变！”
谭海走进了客厅，将一份密电呈交给张学良，转身退下。张学良迅然阅毕，蹙着眉头沉思了片刻，又把这份密电推到于学忠的面前，低沉地说：“你看吧，这是蒋主席发给我的，要我明天赶到石家庄和他晤谈。”
于学忠看罢电文，被打入了五里雾中，猜想不出蒋介石突然邀见张学良的目的。他望着依然蹙眉不语的张学良，试探地问：“你知道蒋主席为什么邀见你吗？”
张学良沉重地摇了摇头。
“我想是为了东北的局势。”于学忠望着陷入凝思的张学良，“我希望你能当面向蒋主席痛陈利弊，改变他对日所采取的不抵抗的政策。只有积极应变备战，才是唯一正确的国策。”
蒋介石邀见张学良不是偶然之举，而是他治国方略中的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也是他对日政策中的一个很主要的组成部分。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在军政各界，乃至于黑社会中都有许多朋友，自然清楚日本对华的外交政策。但是，在他的治国方略中，第一位的不是对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是借助于外国的力量消灭国内的一个个军阀，把自己推上独裁者的地位。基于此点，他第一次下野之后，借向宋美龄求婚之际，拜会了田中首相，并以后生晚辈的口气说了这段话：“中国之所以排日，只因认为日本帮助张作霖。余虽明了并谅解日本之态度，但厌恶军阀的中国国民则认为军阀依赖于日本。因此，日本有必要协助吾等同志早日完成革命以解除国民误解。如此则满蒙问题亦不难解决，排日自当绝迹。”
蒋介石借用日本人之手，除掉了奉系军阀头子张大帅，完成了长城以南的所谓统一；接着，他又利用张学良和日本人的矛盾，没费一枪一弹，和平地完成了东北易帜。但是，他很清楚张学良所谓的“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只是形式上的服从，几十万东北军依然牢牢地握在张学良的手中。东北军这个隐患不除，张学良就有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后尘的危险。由于中原之战须借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击溃强大的西北军和晋军；继之“围剿”红军的战役，又须借助张学良的东北军稳定江北的局面，致使如何解决东北军的计划尚未提到日程上来。石友三之乱平定之后，他认为是到了解决东北军的时候了！
然而如何在“围剿”红军的同时，又无需用兵而解决数十万东北军呢？蒋介石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的。依据他和新旧军阀混战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东北军就是张家军。换句话说，东北军是张氏父子逐鹿华北、问鼎中原的忠实工具。时下，只要张学良在，谁也指挥不了这几十万东北军。蒋介石在军政两界的角逐中，一向欣赏这句古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遂决定了先把张学良拿下马来，进而再瓦解、消灭东北军的计划。
蒋介石不愧是一位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进而消灭异己的政治老手。他清楚和张学良构成主要矛盾面的是日本，双方矛盾的主要焦点是所谓满洲。只要能假借日本人之手，使得张学良丢掉他们张氏家族的发祥地——满洲，他就失去了政治资本；如果再能给张学良戴上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在国人面前就变成了罪人。这样一来，将张学良拿下马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随之，几十万东北军就可调离东北、华北，纳入“围剿”红军的作战序列了。
这样做的结果，既不违背当年和日本人达成的谅解，又符合他制订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何乐而不为呢？
就在这当口，日本人入侵满洲的气焰甚嚣尘上。他和谋士戴季陶、张群等人进行多次密谈，决定利用这天赐的良机，遂给张学良发去了那份不准抵抗的“铣电”。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之后，他预感到了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可能提前。为了实现借逼张下野，进而达到消灭东北军的既定目的，他断然决定亲自和张学良晤面。
蒋介石于九月十一日深夜由武汉乘专车北来，十二日上午抵达石家庄。这时，张学良的专车业已停在站台下边。为了所谓的安全，蒋介石命令侍卫人员将两辆专车合拢，他独自坐在自己的车厢里，静候张学良的到来。
俄顷，张学良在谭海的搀扶下走进了主席专列，他一看偌大的车厢中空无一人，遂明白了这次晤面是高度保密的。他和蒋介石寒暄过后，屏退了随侍谭海。
蒋介石一看张学良那过于羸弱的身躯，不由得暗自惊喜。更为有趣的是，他竟然想起了三气周瑜的故事。是啊，如果能在逼张下野的好戏中气死这位少帅，他还真愿意学着诸葛亮的样子，继续演它一出吊孝的戏。他按照既定的晤谈内容首先发言：“汉卿！今天请你前来，是为了统一对日本侵华政策的看法。怎么样？你先谈谈情况吧。”
张学良满怀悲愤地讲述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后，进而又凶相毕露地把枪口对准了整个满洲。三千万东北父老义愤填膺，几十万东北军官兵同仇敌忾，气势空前的反日、排日浪潮席卷了整个满洲。最后，他仰天长叹了一声，低沉地问：
“你是怎样看待这一触即发的局势呢？”
“满洲的局势不是一触即发！”蒋介石把眉头一皱，扫了一眼惊愕的张学良，突然又把话锋一转，“最近，我获得了可靠的情报，关东军在东北就要动手。”
“啊？！……”张学良惊得下意识地站起身来，极力稳住自己的情绪，“那……我们怎么办？”
“简单地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蒋介石如此武断地下了结论。
“难道我们就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吗？”张学良全身颤抖了，愤慨不已地质问。
“这怎么能叫拱手出让呢？”蒋介石也蓦然生起气来，“明明是日本人用枪炮从我们手中夺去的嘛！”
“可我们手中的枪炮并没有用啊！”张学良火气猝发，大声地抗辩着。
“用和不用的结果还不是一样吗？”蒋介石望着全身发抖的张学良，“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张学良的肺都快气炸了。这时，于学忠说的“一旦出现不测，蒋某人可以委过于你，可你却不能抬出他来做挡箭牌”的话，再次回响在耳边。他沉默有顷，突然把头一昂，义正辞严地质问：“我将以何脸面去见关外的三千万父老？我又以何理由答辩全国人民的质询？”
“这全都和你无关！”蒋介石也发怒了，他倏地站起，以训斥的口吻说，“我是一国主席，责任由我来负；不抵抗的罪名，也由我来承担！”
张学良就像是散了架似的瘫在了座位上。他望着怒目直视的蒋介石，一种肃杀之气喷射而来；他再一思索方才的话语，又觉得不能等闲视之。他几经痛苦的斗争，严肃地问：“你真的打算让日本人白白地占领满洲吗？”
“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那你的意思是……”
“我早就考虑成熟了，只有提请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蒋介石的怒气顿消，复又坐下，胸有成竹地说，“天地自有公理在，到那时，日本人再乖乖地把抢到手的东西还给我们。”
“这……靠得住吗？”
“我想是靠得住的！”接着，蒋介石滔滔不绝地分析了英美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以后，又有些得意地说，“欺侮软的怕硬的，虽说是一句俗话，可却是一句真理。日本人敢于和我们逞强，可他也得看看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色！”
张学良沉默不语了，集结重兵应变的决心也渐渐地软了下来。
“我们的老祖宗，是最讲以夷制夷的嘛！”蒋介石又如数家珍似的讲起了历史，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以夷制夷的典型事例。最后，他又自信地说，“相信我吧！满洲这盘危棋由我来下。”
张学良终于被说服了，但他的心里就像是吃了只苍蝇似的，觉得是那样的恶心和不舒服。
“你的身体不好，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交给中央。”蒋介石看着沉重点头的张学良，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欣喜。他分外关切地说，“安心休养，万一社会上出现了不利于你的舆论，由我给你承担。”
对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结束了这次突然袭击式的邀见，怏怏不快地回到了北平协和医院。一进门，就又见到了南京外交部发来的急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旋即又倒在了病床之上。
东北的局势越来越严重了，坐镇东北的辅帅张作相派人来平请示方略。对此，当事人李济川做了如下的记述：
张问我沈阳情况怎样。我说：“东北目前局势严重，究竟如何处理？我受辅帅的指示，来向副司令请命。”张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前几天荣参谋长来，我已告诉他，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可向辅帅说，微末事情，咱们可以相机办理。”又说，“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府。”我说：“今天的紧急情况，还不知怎样处理？”张说：“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由东京回来，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力占领东北。你赶紧回去吧！”
……
随着东北局势的急骤恶化，张学良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但是，当他决定派万福麟、鲍文樾飞赴南京请示蒋介石的时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蒋主席不在南京！”他大为震愕，不由得黯然自问：“他去什么地方了呢？”他稍许沉吟，遂断然命令：
“蒋主席就是上天入地，也必须找到他！”
近几天来，赵一荻望着愁容难开的张学良格外心焦，生怕他旧病复发，不可救药。为了能使张学良开心，她和于凤至夫人真可谓绞尽了脑汁。九月十八日的上午，她们二人带着闾琳来到协和医院，尚未步入张学良的会客室，一缕韵味十足的皮黄散板扑面飞来：“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她们姐妹二人同时想到了张学良爱好京剧，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今晚陪张学良听京戏的要求。张学良自然明白这良苦用心，出于宽慰二位夫人之心欣然同意了。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事人洪钫详细地记录了这天晚上——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几天发生的大事：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是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之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是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九月十一日由沈来平），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在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随后，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稚德、陈篆、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次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
……
张学良那惶恐不安的情绪渐渐地恢复了正常。但是，他几次要南京的电话都答说：“蒋主席于九月十八日再次离开了南京。”他感到惊诧不已，多次自问：“他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呢？难道还有比‘九·一八’事变更重要的事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