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但同时，谁都知道，战场风云瞬息万变，敌变必须我变。
于是，灵活、机智与死板、教条，便成了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对于战争中的指挥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现在，华北兵团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1948年1月8日，郑维山率领部队按照兵团首长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向新保安抵近。新保安是第5军的驻地。高傲的第5军军长郭景云下命就地宿营，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困兽。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决定要在新保安彻底消灭这头困兽。而傅作义舍不得失去5军，他派兵前来接应，企图把这一步死棋救活。所以，新保安成了两军必争之地。所以，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战意图一清二楚的郑维山，当然懂得自己的肩头责任有多么重大。
在此之前，郑维山收到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政委罗瑞卿的电报：
“……军委已严令我们到达太迟，致敌5军得以东突，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现在我们确实围着敌5军于现在地区，并隔绝与怀来的联系。如果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任。因此，我们也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这就是说，围堵并消灭敌5军，已是一道让郑维山容不得打半点折扣的死命令！
然而，就在郑维山率部抵近新保安时，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当日上午11时，郑维山接到侦察分队报告，在新保安东南一带发现敌人……郑维山立即打开地图，将目光锁定在离新保安东南方向约10公里的土木地区。
郑维山吩咐参谋：“尽快联络一下，看看土木地区有我军的哪些部队？”
参谋打了电话后汇报说：“在那一地区没有我友邻部队。”
郑维山大吃一惊，难道说，这一带成了我军的盲区？！
再看地图，郑维山眼睛不由瞪得老大。郑维山看到，一支部队沿平张公路西行遭到阻击，然后正设法避开正面的阻击阵地，跳出火力控制的范围，绕道沙城南，紧靠洋河北岸西进，企图隐蔽接近新保安……
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呢？
这会是一支什么部队呢？
显然，答案是肯定的，是一支敌人的部队！
从这支部队行动轨迹来看，郑维山确定他们是敌104军，也就是傅作义特地派来西援敌5军的部队。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楚，形势也越来越严重，这支西援部队与5军相隔仅仅4公里，要是他们相互打通联系，汇聚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紧急，郑维山拿起电话与兵团指挥部联系。
可是偏偏在这关键时刻，电话不通。
怎么办？
这时，有两个不同的声音在郑维山耳畔响起。
一个说：立即堵截西援的敌104军！
一个说：我们的任务只是打5军！
一个说：决不能让104军与5军会合！
一个说：没有上级命令万万不能擅自行动！
……
作为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曾经在战场上果断下达过许多命令。
但这一次实属例外。他感到异常困难。毕竟在这之前，兵团有过电报，“责任”二字像座山，压在他的心头。他知道，这一步迈出去，事关重大啊！
可是郑维山思索片刻，最后还是决定先斩后奏，他一边令参谋继续与兵团指挥部联系，一边改变部署，令9旅配属7旅一个团，继续担任围堵5军的任务，自己则亲自率领8旅和7旅（欠一个团）东出阻击西援的敌104军。
这是一次没有上级命令的擅自行动。此时，郑维山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敌104军与5军打通联系，那样，郭景云的部队就会在西援之敌接应下，由新保安突围，往东扬长而去，致使我军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郑维山是个认准了理，绝不回头的硬汉。
他早已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
他豁出去了。
当郑维山带领前卫团来到沙城西南的宋家营村西时，与敌人遭遇。枪声异常激烈。郑维山从激烈的枪声中，断定对方就是他们要阻击的敌104军。于是，郑维山立即下令7旅在碱滩、马圈地区构筑三线阻击阵地，从正面阻击敌人；令8旅进至沙城东南侧，配合7旅，从侧后进行阻击；为了增加兵力，特令从围堵5军的9旅抽调一个团，部署在马圈和新保安之间，作为二梯队；纵队指挥所则设在沙城西南方向的小高地附近。
敌104军原以为改道，通过迂回，就能投机取巧，人不知鬼不觉地避开对方阻击，接应5军，谁知刚刚抵达宋家营，便与解放军迎面相遇。这使敌人暗暗吃惊。他们不知道作为空白地带的宋家营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共军？难道共军插翅飞过来的吗？简直不可思议！
挨了当头一棒的敌104军，凭借武器装备先进，发了疯似地向我阻击阵地猛烈攻击。他们知道与急待援救的第5军相隔仅仅4公里，只要在相互之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便稳操胜券。
可是郑维山寸步不让。
阻击阵地仿佛是棋盘上一条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把对方的车、马、炮毫不客气地统统阻挡在外。
1月9日早晨7时许，气急败坏的敌104军，在十二架飞机和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再次向我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与此同时，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5军见援军接近，也遥相呼应，拼命挣扎，集中火力，向东突围。
形势一时显得非常危急。
时任华北兵团参谋长的耿飚在很多年后回忆说：1月9日，突然接到报告，纵司令员郑维山自作主张，竟然在围堵5军的重要时刻，将8旅和7旅的两个团从新保安外围拉到城东南的沙城、碱滩一带，打敌104军去了……于是，兵团给纵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要郑维山把部队撤回来。如5军逃跑，他要对自已的行动负完全责任。
接到兵团来电，郑维山知道上级没有领会他此行的作战意图。他被误解了。俗话说，军令如山啊！郑维山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的行动，便是抗令；而抗令，军法不容！
郑维山处于两难之中！
是撤兵，还是继续作战？
战胜敌人的前提，在于战胜自我。郑维山毅然选择了后者。
作为一个指挥员，应当把自己的作战重点放在那些对全局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动作上。既然不让5军逃跑是全局，那么，眼前惟有粉碎接应之敌，才能更有效地围歼5军。郑维山坚信，自己根据战场变化，从战役全局出发，作出的临机处置，应当是正确的。
随即，郑维山复电兵团，除简明扼要说明情况外，还希望立即增兵，增援一至两个团。
兵团指挥部很快收到电报。杨得志司令员当即吩咐参谋长耿飚：“命令4纵增援纵，不得有误。”
中午时分，敌104军又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
双方很快进入了胶着状态。
阵地多次失而复得。
枪炮声和厮杀声，震耳欲聋……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援兵到了。4纵参谋长唐子安亲自带领两个营前来参战。
战壕里，郑维山紧紧握着唐参谋长的手，什么话也没说。但郑维山心里明白，兵团首长已经理解并支持了他自作主张把部队拉出来阻击104军的行动。
就在这天黄昏，敌104军终于在我军勇猛打击下，丢盔御甲，四处溃逃……
当时，置身于具体战斗中的纵司令员郑维山，也许还没有来得及从战役的高度，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一次擅自行动，对于歼敌于平绥线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然而，事隔多年，当年的华北兵团参谋长耿飚，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正是郑维山同志这一行动，使新保安之敌待援突围的希望破坏，只能固守在城里了。”
这是历史的声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