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死了之，身后事又何能了得？其关键是对袁世凯的评价，以“窃国大盗”概括项城一生，则既不公允，也有失厚道。011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的文章引丁格尔语谓：袁世凯“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言之有据，其实小站练兵，新建陆军，仅仅是袁氏改革之一端，袁世凯于1901年11月踞北洋时，天津疮痍满目，历经义和团之变、联军烧杀抢掠后，这一中国的北方重镇废墟连绵，民不聊生。如何收拾此等残局，袁世凯向清廷奏陈：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科学、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所列各项，袁世凯在天津亲力亲为，为时人称颂者大致有：整吏治、清理金融、稳定币制、复兴商业、办学、天津市政道路建设等。袁世凯上任伊始，以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并于“1904年底天津设立户部银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朱步冲：《袁世凯——踯躅在新旧时代间的领袖》《三联生活周刊》011年第1期），当时天津百废待兴，但款无可筹，只得招募公债，清廷在西太后霸持下，已是日暮途穷，谈何治国威信？为此计，袁世凯疏请朝廷特颁明谕，以取信于民，疏云：
查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不分本国外国而踊跃输将，常逾定额，固由国民急公好义使然。而最要关键，尤在上下相孚，绝不失信。中国历来办理公债，半由官吏，不务远图，鲜克践言，以致民闻公债，辄多观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资，亦率视为报效，不敢希冀偿还，只求取便一时，而于国民维系之机相去甚远。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臣诚私心痛之。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巨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时皆可兑用。信如四时，令如流水，既易筹集，尤便推行。在国家无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维持民心，恢张国力，皆在此举。经臣详酌中外章程，以取信便民为宗旨，就本次筹款，岁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计可贷公债银四百八十万两，以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所筹之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其期限、数目、章程暨筹定款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关。不以率由定章为准，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此项公债票，如蒙谕允试办，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并责成臣暨布政使、盐运使并继任之督臣等，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于公债一项实力信行，断无愆改，方足以俾助国用，收集利权。
袁世凯在此一筹国债疏中，特别着重的是“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袁世凯身为重臣大吏，对官场的丑陋亦了如指掌，直言如上：“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关。不以率由定章为准，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为杜绝此种祸害百姓的可能，袁世凯“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还有不仅让时人亦让今人足可耳目一新者，即自袁世凯本人以及相应官员，还有后任者“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
疏上，廷谕自然照准，且有“倘该官吏违章失信，仍蹈前辙，或启弊端，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之语。
笔者重复这些话语，因感慨良多也。所谓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之新，实非溢美，不仅有名有实，且有袁世凯自请廷旨的极大担当，斯时满朝文武、封疆大吏中，有此识见、胆略者，项城之外，不作第二人想！“北洋新政”尚有：中国警察制度之开始实行，续修武备，改良陆军，于保定等地办武备学堂。与此同时，袁世凯恢复了百日维新期间创办，后被勒令关闭的天津大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以严修统领学政。袁世凯治下的直隶成为学堂大省，有大学堂、高等学堂、高等农业学堂，还有为普及教育培养师资的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小学堂等。“190年，袁世凯亲自下令在保定设立农务局”，并首先在直隶地区推广种植从美国引进的长绒棉。“光绪三十四年，第二次教育图表显示，直隶小学堂8809所，学生1978人，而当时素以文教科举著称的江苏省，也只不过拥有1667所小学堂，学生591人”（资料引自011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文）。
袁世凯治直隶，用时下的话说政绩可观，清廷命各省仿行，为中外称道。后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不知国体之已变，共和政制之下，项城所念念不忘的仍是总督直隶时一声号令，百方呼应，谁敢违令？以治北洋治中国，机关算尽，直到帝制自为，项城亡矣！而其称帝之举，除了本书已写的“筹安会”种种丑行之外，项城之中国人多，民智未开，不宜西式民主之论，未尝不是袁世凯的心里话，强调中国国情，诚不为今日始也。
一百多年来，结束封建帝制，创造民国历史的人物中，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在只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海峡两岸对袁世凯的评价相似，窃国大盗是也。《剑桥中华民国史》则称“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
袁世凯在民国大总统任内，可记的尚有：民国三年即1914年11月日，由农商部颁布了近代中国史上第一部《森林法》。内分总纲、保安林、奖励、监督、罚则、附则等六章三十二条。1915年7月17日农商总长周自齐为倡议全国造林“呈大总统文”中称：“大总统谕，有人条陈中国河道泛滥，宜亟疏通，荒地繁多，宜亟种植等语。事关疏河种树……着农商部赶速规划，切实进行，毋任荒废不治，是为至要”，袁世凯并且指出：“兴办森林，为发展实业要图，外国人论森林缺乏之国，每引中国为例，所有木料多由外输，遂至权利坐溢，沃壤就荒，广土民众，时虞艰困。”
袁世凯还提及“予昔时养疴于苏门、洹上之间，植树不下十万株，该地人民至今利赖”云云。
民国四年即1915年7月1日，袁世凯申令宣示：清明为植树节。
民国四年即1915年，因各省呈报造林计划、设置苗圃、索取苗木者屡见不鲜，是年1月4日，农商部呈请设立林务处，专管全国森林事务。一个月后即民国五年，1916年1月日“奉令批准”，并由农商部发布暂行章程，各省同时设林务专员，“务以发明林学，保商兴利为宗旨，着该部将办理情形，随时奏报，以凭考核，此令”。（资料来源：《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陈嵘著）这时离袁世凯辞世只有五个月零三天了。
笔者走访彰德袁公林，有工作人员言及往事说，“文化大革命”时有红卫队一队约二百人，以斧凿、土炸药毁墓，轰然一声只炸出一点水泥末屑，无奈而去。当项城称帝，段祺瑞拒不劝进，几近反目。袁世凯死，段祺瑞执绋送灵至彰德，以报知遇之恩，并指示袁墓所需用之水泥以坚固为要，一律从日本进口，于项城身后似有所忧。还有记载说，袁世凯死后在其办公桌抽屉中发现其病重时手书的一副联语：于日本除一死敌，为民国再造共和。笔者无**其真伪，但日本水泥之说却是可信的，段祺瑞作为“北洋三杰”之一，对得起袁世凯了。思之汗颜！袁公林及袁世凯项城旧宅的最后得以保存，则是因为195年，毛泽东主席曾有河南之行，并去看了袁公林，有报道说：“大家（应是陪同者，笔者附识）认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卖国贼，暗地告密，镇压康有为等维新派，应当把陵墓扒掉。不要扒嘛，还要维护好，反面教材留下教育后代，有用。”（《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010年8月第1版）毛泽东主席说这番话时，坐在景仁堂的台阶上，“现在，那台阶上还有一块指示牌，标志着他当年所坐的地方。”（《三联生活周刊》011年第1期）袁世凯的归宿长眠之地，得以保存。功乎？罪乎？功有多少？罪有几许？这反面教材的若干章节是否于史有益，后人或可细察而分明之也。
我在袁公林徘徊许久，离去时天色已晚，有明月初升。忽然想起：“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多灾多难的民国夜空，也是星光灿烂的呀！
袁世凯帝制自为，康有为海外流亡归国不久，十多年的亡命生涯中，康有为无时不在关心中国政局，到筹安会发生，总统将成皇帝时，先后致两书于袁世凯，前者劝其退位，后者促其“远游”。康有为的信中还透露了不少信息，如袁世凯做大总统后，曾“礼隆三聘”，邀南海回国。也能读出康有为坚持的“君子立宪”政体观，也可以变通，但必须“救国而富强之”。
康有为的这封信，于私于公，于情于理，纵横古今，文采飞扬，可以一读三叹，为讨伐帝制之檄文最可观者！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
慰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猬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
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皇，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弃中国，祈请外邻，求称帝号，若晋石敬塘之于契丹，若梁萧詧之于周，若南唐李煜之于宋，然强邻必察民意，可以义动，不可以利诱也。今既见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为贺使，必无拒理，今之被拒，益为鬻国以易帝之证，而国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结约有效，若法之待安南，如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称臣，或名归保护，则全国军队长官，必皆派监督顾问，或派驻防之兵，或收财政之权，至是则国实已亡矣。虚留帝号，何能自娱？然公或者以求伸于四万万人之上，而甘屈于强国之下，能屈辱为之，而国民忧亡，必大愤怒，即诸将亦恐惧国亡而怒，不然，亦忧强国之派监军或顾问，或易而代之，彼诸将自知权位之不保，必不肯从公为降虏也，则必斩木揭竿，胜、广遍地矣。幸而见拒，中国尚得为中国耳。
然数月以来，举国之民，士农工商，贩夫竖妇，莫不含愤怀怒，党人日夕布谋，将士扼腕痛恨。顷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已遭刺死，海军之肇和兵舰亦已内变，广东既乱，滇、黔独立，分兵两道入川、楚，破叙攻泸，遂争重庆，全川骚然。辰、沅继失，湖南大震，武昌、长沙兵变继告，长江将响应之，蒙古并起，而山西、归化、绥远，亦相继沦陷，陕乱日剧，则拊北京之背，他变将作，外人将认之为交战团矣。公以军队为可恃乎？昔者滇、黔，岂非赞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闻四川之陈宦，实与滇军交通，而贵州朝为助饷，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军队，皆类此耳，广西即可见矣。公自问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范彼，而能使彼听命尽忠耶？吾闻郑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为然，但无如何耳。”郑汝成者，公所谓忠臣亲臣，赠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国诸将之心矣。公以封号为能笼诸将之心耶？闻各省诸将受封，多不受贺，或不受称，而云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军既含怒，同时倒戈，于前数年突厥摩诃末废帝见之，吾时游突厥所亲睹者矣，然突厥尚远，公未之见。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两月而十四省响应，清室遂迁，夫岂无百万军队哉？而奚为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亲其役者也。
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变，不能待三月而亡。公为政仅四年耳，恩泽未能一二下逮也，适当时艰，赋税日重，聚敛搜括，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无所不至，加比款千万，五国之巨款二万万，四年之间，外债多于前清，国民负担日重，然无一兴利之事。以盐为中国大利而税之，今全归之于外，以烟为中国之大害而禁之，今返卖之于官。近者公债之新法日出，甚至名为救国储金，欺诱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财尽，人咸疑交通、中国两银行亏空，人争起款，不信伪币，其势将倒。国会既停，选举既废，自治局撤，私立参政院代民立法，则失共和之体，天下岂有号称共和而无议员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洊臻，盗贼满野，民无以为生，民怒甚矣。即无筹安会事，尚恐大变之来；而公之左右谐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贵，蔽惑聪听，日告公者，必谓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爱戴，密告长吏，令其妄报，伪行选举，冒称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极深，遂至生今日之大变。汉朱浮曰：“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昔孙权为曹操劝进，操日：“是儿欲踞吾于炉火之上耳。”今诸吏之拥戴公者，十居**，闻皆迫于不得已，畏惧暗杀，非出诚心，举朝面从心违，退有后言，或者亦踞公于炉火之上，假此令公倾覆耳。贾谊所谓寝于积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则谓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闭关之时，则公为诸将拥戴，如宋太祖焉，然犹未可。盖古之称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积久坚固，而后为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高欢、高澄有世济其美之才，皆为政数十年，举国臣民为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号。五代诸王，旦夕称帝，即岁月不保。然此皆闭关之世；若如石敬塘者，借外力而立，亦即为外虏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于中国也，然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涣汗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
遍考地球古今万国之共和国，自拿破仑叔侄外，未有总统而敢改为帝者。美洲为共和国者凡二十，日寻干戈矣，然皆争总统耳，未有欲为帝者，更未有争为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国诸市府之总统，未有敢为王者，即罗马之奥古士多威定全国，实行帝权，亦兼用诸官职号，未敢用帝王之称。后世袭用恺撒、奥古士多者，以前代总统之名，为元首之号，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迁都海峡，避去元老院之议，然后恺撒之号，传于后世，今乃力王者之称，即今德、奥尊号是也。恺撒为罗马总统，有手平法国，安南罗马之大功，有人进王者之月桂冠者，恺撒试戴之，其义儿渤尼斯即手弑之。近世墨总统爹亚士手平墨乱，七任总统，置三百年之墨乱于泰山之安，饬以欧、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欧、美人莫不推为近今第一。吾游墨时，曾以殊礼待我，虽号为专制，然尚未废国会也，更未敢称帝号也。然第八任总统，迟不退让，遂使马爹罗振臂一呼，爹亚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战之雄，搏战之余，仅以身免。易曰：“亢龙有悔，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故也。”向使恺撒、爹亚士知亢龙之悔，识退让之机，则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聪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于此！况才望功德，远不及恺撒、爹亚士，而所求过于恺撒、爹亚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尚冒进不止，昔人所谓钟鸣漏尽行不休，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则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恺撒而后已。求如爹亚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
且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謇、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赵尔巽、李经羲、周树模、孙宝琦、汪大燮、罗文干、马昶、汤化龙、梁启超、韩国钧、俞明震等，纷纷挂冠，其余群僚，尚不足计也。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迫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大可见矣。今所余在公左右一二谋议者，皆负罪畏死，怀抱异心。其余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当承平继统之时，犹不能支，而谓可当内订外拒，中外大变之世乎？昔公之练兵小站也，仆预推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时心膂诸将，遍布中外也，然忠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虽强率而出，闻其在陆军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实与张勋之强劲同焉，虽受恩私室，然实心清朝者也。
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设模范团而夺其兵柄也，乃自疑而辞去。近者频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锷兼资文武，举滇来归，而久投闲散，近且居宅无端被搜，因以恐惧，远走举兵。故公之心腹旧将，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盖以赵秉钧之忠而鸩死，以尹昌衡之壮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冯国璋、张勋、陈宦、汤芗铭、朱瑞、龙济光、陆荣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镇南方者，乃闻宵小作间谍者，以造言生事，为希荣邀功计，谓诸将互相联合，各有异志，果遂频调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日遣刺客以杀之，致令诸将信而被疑，忠而见谤。即今张作霖、张绍曾，亦有嫌疑，则必鉴于赵秉钧、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携贰耳。今各省诸将，暂为公用者，有奉、陕、豫、徽耳，然师旅之长，亦难一心。然则谁非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者？但观望待时耳。且夫各省将军师长，率多段、冯、张、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诸师，而未有隶于公，其与明公恩义本浅，今主帅见猜，则部将生疑，咸恐不保，令之远征，诸将即不倒戈，谁肯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几？不以遣征西南，则以防卫西北，所余军队，不过三数千众，保卫都畿，万难他遣，则何以持久？万一有变，更以何师剿之？顷闻模范团、拱卫军有变，诛戮无数。夫模范团、拱卫军，公之心腹干城也，然犹如此，则腹心难作，防不胜防。若各省内外联合，公更何以为计？辛亥之祸，鱼烂瓦解，可为殷鉴，窃为公危之！
近有新华宫内变，益令骇耸，以明公之族人，亲臣之爱子，警长之要官，且犹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旧仆勾克明，亦咸思刃于公，其他内史为公侍从近臣，亦多有同谋者，然则公之近臣亲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几，皆包藏祸心，旦夕伺发，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寝处，何以为安？朝夕饔餐，何以为食？门庭侍卫，左右仆役，何以为用？朝觐召对，引见臣僚，何以为信？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至此，公自思之，应亦为骨变心警，毛发耸竖，无一刻为安者矣。昔王莽之末，亲若王涉，国师若刘歆，宰相若董忠，皆谋杀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于元凶劭之亲。以明穆宗之正，而丧于韩金莲之手。他若董卓死于吕布，王世充死于宇文化及，仇雠起于闺闼，猛兽发于辇毂，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公虽若王莽之忧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杨再思谓：“一日作天子，死可无憾”，果以叛诛。昔人谓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以匕首揕其胸，虽愚夫不为也。今天下汹汹，民生流血，百业停废，皆为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惨痛何极！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驿骚，乃欲望统一于内国愤起，外警迭来之时，平定于银行将倒、内外将变之后，必无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则必无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亦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又过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下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然则与其为国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为宜耶？以公之明，宁待再计乎？
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早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声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之上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或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飙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走，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
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夫五声繁会，人之所好，而墨子非乐，疡痈秽恶，人之所畏，而刘邕嗜痂，人之性各有所述，非能强也，况今艰难之时乎？猥以虚名，日被后生捋扯，所谓元忠肉甘，徒供猎人之罗网而已。谣言无已，后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拥戴仆为将来总统者，仆视为凶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为至险，望公亦力消除之。仆之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去，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颛颛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伫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尾声民国的星空
倘以时间定义，民国是如此短暂，却又包含了如此众多品类的人物、思想以及话语，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之宽阔，匪夷所思。当其时也，全盘西化，激进之风愈演愈烈，直至“打倒孔家店”。但，不会有人强迫你以一种格式、一个腔调、一种标准去思想、行为、说话写文章。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结束，而维系华夏民族之历史和灵魂的语言、文字以及经典还在，在那些各色各样的过渡人物的言谈举止、生活习俗，乃至血脉魂魄中，并且与近代西方文明相争执、相磨合，除了有枪的军阀攻城略地、兵连祸结外，士林之中，却有大气象，革命的，改良的，全盘西化的，坚决守旧的，出家念佛的，写诗做联语的，剪分头的，留辫子的，穿西装的，着长袍的，无论文言还是白话，见识各有不同，文辞各得其美，大民国，大江湖，大时代也！
民国群星闪烁，人物记不胜记，本书尾声有的概说其所写，有的略述一二，甚或信手拈来，有所不舍者，如此人物，如此性情也。比如旷野中捡拾的几块碎片，挂一漏万无疑，倘存些许历史与江湖风采，幸甚至哉！
1.章太炎
袁世凯辞世，北京城内至少有两个人同时获得了自由，一是袁克文，一是章太炎。
袁世凯死后十天，“院令撤警”，章太炎望一眼自己手书的“速死”二字，长叹一声，走出钱粮胡同的监所。
7月1日，章太炎抵上海。到此时为止，太炎先生还没有“渐入颓唐”之意，仍然在寻找自己的同道，在上海他觉得“南方无可与谋者”，便到南洋群岛游学、察访。
1917年9月1日，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再度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共事，往来于香港、广州之间，力图争取龙济光等军阀参加护法军，不久又与孙中山发生歧见。
之后，章太炎曾去四川访邹容祠，又以《太炎教育谈》、《太炎学说》为题在天府之国奔波、讲学，经湖北、湖南抵上海。19年，黎元洪就总统职，授章太炎勋一位，章太炎以“联省自治”说见进，并进而提出：发扬国故，以救人心。对孙中山先生成立于19年的广东大元帅大本营提出批评，认为“广东元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章太炎迁居苏州，在锦帆路8号住宅门前挂着两块牌子：章氏国学馆、制言半月刊社。每每与苏州之士金鹤望、陈石遗于一品茗清谈，倒也自得清静。
可是，据此便断定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不足为训，却显得太武断了。
其实，终章太炎一生，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国学大师，从来未曾脱离过政治，寻找依托、靠山，为了施展个人的抱负，而这抱负中的一部分是为救国救民当属无疑。他在不断寻求不断失望中也不断地“说文解字”，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敢于参与的悲哀、伤痛，从而也形成了章太炎自身多变、怪僻、压抑的个性。
19年，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抗日，学生经过苏州车站，章太炎闻讯特派人携面包果品到车站致以慰问。他还想在有生之年为武昌起义及共患难的革命志士一一作传，写成了《焦达峰传》、《秦力山传》。
日本侵略军侵略上海，章太炎一怒之下，以6岁之躯“北上见张学良”，劝其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细察目前的社会经济和历史”，以拯救国家的危亡。
直到晚年，章太炎仍有出乎常人意料的惊人之举，194年，他为段祺瑞70岁写《合肥段公七十寿序》，或许，为时人及后人所不谅。细读之后，不难发现，章太炎此文共884字，全篇忧思重重，为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失地累累而寄望于段祺瑞者，“非遽以尽收失地相要也。要令长城以内，敌人不得恣意蹂践，察哈尔、绥远，兵足自固，犹始终为中国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即不可坐观。任其谁者，非公当属谁耶？”
章太炎在文末这样写道：
天果不亡中国，虽有猜忍之士百计蛰之，终不能抑之不起。炳麟为中国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哽有辞，古之制也，遂以书为序。
章太炎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为中国祝，不得不以是祝段祺瑞。是时，中国东三省正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战火蔓延，一时势不可挡，民生涂炭，山河危卵，也许章太炎所祝非人，这便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了，所靠非人，所托非人，所祝也非人，但手中的笔又当不得枪使，惶惶然不知所措其毕生！一言以蔽之，章太炎此举，实在是为了抵抗外侮，收复失地。
在这之前，即19年1月，章太炎先生又有《察哈 尔抗日实录序》发表于《制言》第期，这是一篇记述冯玉祥将军“起于闲废，纠合义旅”，奋起于察哈尔抵抗日军，直感叹“世无正议，冯君之功，将以俟后之良史”。
在这期间，章太炎一方面极力推崇读经、复古，而另一方面则始终不忘民族大义。章太炎的不趋时的性格，实在是因为他对世间人事的看法总有与人不同之处。
章太炎曾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后被袁世凯拘押，在1919年写的《洪宪纪事诗序》中，论袁世凯葬送清室继而称帝败亡时却力求公允，道：
于臣子为非分，于华夏为有大功，志得意满，矜而自帝，卒以覆灭者，何哉？能合其众而不能自将也。夫力不足者，必营于祥小数，袁氏晚节，匿深宫、设两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为奸，神怪之说始兴……
袁氏既覆，其佞臣猛将尚在，卒乱天下。今日无有言袁氏之功者矣，然其败亡之故，与其迫切而为是者，犹未明于远近。国史虚置，为权贵所扼，其详不可得而书也。
袁世凯死后，敢说袁世凯曾经“于华夏为有大功”的，章太炎是第一人，而章太炎为袁世凯所害，对袁世凯的憎恶实在不亚于任何一人，更难能可贵的是章太炎希望深究“其败亡之故，与其迫切而为是者”，章太炎悲哀之深重实在是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之顽固。
196年，章太炎又有《民国五豪赞》，在先生笔下五豪依次为：孙文、袁世凯、黎元洪、黄兴、蔡锷。实录如下：
香少先觉，激扬民主。
狎宗交师，不闲戎旅。
私智自矜，赖兹匡辅。
迫窜良将，夷其肢股。
屡蹶复兴，承天之祜。
孙文。
项城枭鸷，剿胡由蘖。
良金善贾，锐师基列。
亢龙之进，淫名是揭。
网漏坤维，位替身蹶。
败不出奔，于今为杰。
袁世凯。
黄陂长者，爱国若性。
承彼乐推，徂以求定。
人皆贪邪，我独廉正。
不援朋党，胪言兼听。
仁而不武，陵夷为病。
黎元洪。
善化温温，纩被军人。
奋迹南夷，秉旄汉津。
略不致远，进先群伦。
义不务高，退全其身。
人菀已枯，遭时飞屯。
黄兴。
邵阳险健，观时进止。
事上能顺，总师有纪。
清朝虎变，日雪国耻。
莫府上陵，息肩海诶。
谲哉二桃，而倾三士。
蔡锷。
195年1月1日，“一二·九”运动之后，章太炎致电北平宋哲元将军，云：
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日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
此时，离章太炎先生永别人世只有半年了。他患有气喘病，精力日渐不支，但仍然支撑着为人写字，以润例谋生，同时给学生讲授《说文部首》。直到他去世前十天，即196年6月4日，《说文部首》还在他的手上，授完最后一课后卧床不起，6月14日撒手人间。
太炎先生临终前，告诉夫人汤国梨，希望死后能葬在杭州张苍水墓旁。不料日本侵略军席卷东南，国土沦陷，八方哀号，一时未能竟先生之遗愿。全国解放后，1955年夏天，汤夫人为太炎先生卜葬西子湖，将灵柩从苏州墓地起出，先行公祭，再由金兆梓、汪旭初、范烟桥、谢孝思、周瘦鹃等恭送灵柩赴杭州安葬，周瘦鹃并撰一联挽之：
天其诏乎！昔诵遗言惭后死；
国已兴矣！今将喜讯告先生。
如此，西子湖畔，一代名将张苍水，一代宗师章太炎，生前隔代，死后相逢，同听烟雨清声共赏平湖秋月，桂子飘香时，灵魂也芬芳。
笔者曾去寻访过他们的墓地，忽而想起：章太炎先生的晚年究竟是渐入颓唐，还是渐入佳境？
真是：“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
.杨度
1916年5月1日，袁世凯辞世前三十五天，帝制垮台已成定局。
《京津泰晤士报》记者敲响了北京丰盛胡同杨度寓所的大门。
杨度泰然对答，记者谓他“态度安闲，词意坚决”。
这是笔者在故纸堆里找到的杨度关于帝制运动的最后一次谈话。
杨度说：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
1916年6月以后的日子，对杨度来说，实在是不好过的，袁世凯既败亡，杨度以获罪之身居通缉之首犯，为帝制元凶之第一人。不过那时光的通缉似乎是场面上交代的因素居多，并非是军警拎着手枪、铐子一路摸去，故杨度并未远走，匿居天津租界便也相安无事了。
不过，还有使杨度伤心的是，1916年10月至11月，他的同乡、师友中又痛失三杰：
1916年10月0日，王闿运病故于湖南湘潭。
1916年10月1日，黄兴病故于上海福开森路寓所。
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一个历经世事迭变，心上伤痕累累的人，当他发觉自己除了友谊别的已经一无所有之后，那么恩师、友人的相继辞世所带来的哀痛真是不可形容的了。
杨度对王闿运，始终恭敬，执弟子之礼。杨度一生倘若没有王闿运的推崇，很可能也就是做个西席混饭糊口了，不过倒也不会被通缉。而今恩师辞世，更有一层深深的悲哀便是恩师生前曾有委婉的劝告，于今想来这是王老先生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博古通今后对世事的洞明：人能激流勇进不易，人敢激流勇退更难。
杨度挽王闿运曰：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黄兴也是老友了。
几经聚散，不能忘怀。武昌起义后，黄兴俨然义军统帅与清兵对峙于黄鹤楼下，以后的南北议和袁世凯也得力于杨度的从中调和，他与黄兴的旧交之情使袁世凯首先从黄兴和汪精卫处得到了某种承诺，而此种承诺往往是在谈判桌上既不便公开提出也更难到手的。这个承诺最终导致了孙中山让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便有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转折。
杨度对黄兴的最后的情感，便倾注在他的挽联中：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紧接着是蔡锷病逝于日本。
杨度挽蔡锷联写道：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三人辞世，三联写罢，杨度意犹未尽。提笔又撰一联再悼黄兴，也兼及其恩师及蔡锷，这一联具体撰写时间不详，当于蔡锷病逝之后，想来那是1916年寒风肃杀的岁末了。
居恒抵掌论英雄，功成不喜，事败勿忧，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各有生平。
1917年月，杨度通电反对张勋复辟。
这一年京剧谭派宗人谭鑫培去世，杨度的挽联毕竟吐露着他的才华和性情，那也真是按捺不住的：
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是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在这之后，杨度尚有三副名联传世。一是四十四岁自寿联。1919年1月9日，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杨度的生日，十二月十八日为盘古的生日，杨度自寿道：
开天辟地，先盘古十日而生；
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195年月，有挽孙中山联：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199年月，又有《吊梁启超联》：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杨度后来学佛号称虎禅师，可是杨度又哪是只向佛而不问人间风雨的人？五四运动前后，杨度即与李大钊、邵飘萍等人有了交往，后来又为林白水、李大钊而奔走。为筹集营救李大钊的经费，杨度把自己在北京的寓所“悦庐”变卖，得四千五百银元，从此真的两袖清风。199年秋，既是冒险家乐园又是赤色熔炉的上海。杨度由伍豪即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后，和杨度单线联系的是夏衍。最初，夏衍知道的也就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住在杜月笙那里，相熟之后，某日他对夏衍说：“我就是杨皙子。”
191年七八月间，为其学生董健吾新婚抱病撰写了他一生中为他人写的最后一对联语：
但哦松树当今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191年9月17日上午11时，杨度辞世于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弄1号寓所。
临终前，杨度撰自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有分教：
若于生灭外，
别求真如理，
去妄而求真，
舍波而寻水。
.杨仁山
在革命的年代里，革命也不是生活的全部，置身革命之外的杨仁山——金陵刻经处创办者便是一例，杨仁山何许人也？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有载：
少时读书能文，兼习驰射击刺之术。及长，专研佛学，移居金陵，创设刻经处，刊印经书佛像。光绪间，先后随曾纪泽、刘芝田游历英、法，归后仍肆力于佛经；并蓄佛教西行之志，与英人李提摩太译《大乘起信论》为英文，在金陵刻经处创佛学学堂，名曰“祇桓精舍”，以中西文教授生徒，宣统元年，创立“佛学研究会”，被推为会长，亲主讲席。……综其生平，致力于佛教者，垂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其学以马鸣为理宗，以法藏为行愿，以贤首莲池为本师，性相圆融，禅净彻证，并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及《阴符发隐》，《道德经发隐》，《庄列发隐》诸书传世。
与杨仁山一起办佛学堂的有陈散原，陈散原父陈宝箴，戊戌变法失败，因陈宝箴举荐谭嗣同，故父子均被“革职圈禁。”光绪二十六年后迁南京四条巷，与杨仁山过往甚多，同参禅理，是有“共营梵校”即兴办佛学学堂之举。杨仁山并亟请精通英文、日文的“革命和尚”苏曼殊讲授英文。
清宣统三年，辛亥也，南京水灾，杨仁山于人间灾难无不怀慈悲、怜悯、同情，便去察看，筹谋救灾，回家后染病不起，仍强行检视所刻经卷，并亲作目录如下：
《华严部》三十二、《方等部》六十六、《涅槃部》十二、《般若部》二十三、《法华部》十六、《法相部》二十五、《密部》五十六、《净土部》五十七、《小乘经律论》二十七、《大乘经律论》三十八，及《西土》十六部、《撰集》九部、《禅宗》三十部、《台宗》十四部、《传记》十三部、《宏护》十三部、《旁通》十部，及《导俗》若干部，凡二十一种，四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二十卷。已刊刻完成者两千卷，达计划三分之二。（《新编古春风楼琐记》高拜石著作家出版社）
有弟子陈穉庵，随杨仁山宏法三十年有余，仁山仙逝后有联挽曰：
承愿力再来人，花开见佛；
公生平来了事，书本藏经。
有道是：你自革命，我自刻经，硝烟散去，且听梵音。
4.方地山与夏丏尊
方地山与夏丏尊虽同为民国时人，却并无交结，笔者集二位先生若干联语于后，共赏之。
1915年除夕，方地山时客北京，从厂甸归，其时也，“筹安会”杨度等，正筹备“洪宪”登极，方地山作一联，似有深意在：
埋怨无地，泪眼看云，叹事事都如旧日；
剪纸为花，抟泥作果，又匆匆过了新年。
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方地山在幕府中，教袁寒云读书。袁寒云聪慧之极，读书过目不忘，诗也写得好，但本性散漫，好游玩，袁世凯每每问及，方地山均答之曰：甚好！甚好！项城敬重方地山，还给他候补了七品京堂小官，方地山一笑置之，刻了一方印章自嘲：文字多于语言，饮食少于男女。其醇酒妇人，名士派头与袁寒云可谓师徒相近。方地山有一姨太太，天足，为人背后耻笑，方地山自书一联贴于门上，请人观览：
做七品官，无地皮可刮，
住三间屋，拥天足自娱。
每年岁末，衙门惯例封印不办公。某日，袁世凯遣仆问：先生今年回扬州度岁否？其时方地山有客，提笔写一联答云：
出有车，食有鱼，当代孟尝能客我；
裘未敝，金未尽，今年季子不还家。
袁仆持联以禀，袁世凯读毕一笑，“让招儿看看，学问为何？”
方地山每到年终，便换一门联，191年为：
如此江山，多少豪杰
且食蛤蜊，莫问狐狸。
191年为：
说破庙风雪什么，不五鼎烹，当五鼎食，
有醇酒妇人足矣，先天下乐，后天下忧。
方地山为青楼女子做的联语美不胜收，一联《赠嫦娥》，情怀佳构，惊世骇俗：
灵药未应偷，看碧海青天，夜夜此心何所寄；
明月几时有，怕琼楼玉宇，依依高处不胜寒；
时人以为袁克文劝谕其父莫做皇帝的“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之句、之意，有方地山的痕迹在。
袁克文“早年刊有《寒云诗集》，是乃实甫选定的，共三卷，装成三册，越年既久，因所印不多，散佚无存，只方地山处尚有朱印的第一、第三两卷，第二卷也遗失了，结果这残缺的孤本，方地山送给他，并题一绝：‘人间孤本寒云集，初写黄庭恰好时，手叠丛残还付与，要君惜取少年时’”（《郑逸梅选集》三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方地山对袁克文的爱惜之情，溢于言表，其时袁克文住上海白克路侯在里，方地山带郑逸梅往见，袁克文知郑逸梅有建万佛楼的心愿，当即挥毫以隶书一联相赠：
挥洒千秋心灵三藐，
因缘万佛天地一楼。
夏丏尊是“开明书店”创办者之一，创办《中学生》杂志名盛一时，他所译的《爱的教育》，今天读来仍是佳作，更别提民国时的一版再版，几致洛阳纸贵。
夏先生与弘一至交，自己也是佛教徒，人间世，看得要比别人透彻明了。
在南京时，先生作联云：
命苦不如趁早死，
家贫无奈作先生。
曾邀约弘一住过的白门山庄大门有联道：
这般世界，
如此江山。
另屋门上，别有一联：
青山当户，
白眼看人。
白马山庄有一小小农场，联云：
天高皇帝远，
人少畜牲多。（参见《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方、夏之外，一时名联尚有：民国八年，林琴南居北京，时局动荡，春节时作联云——
忤名初得安身法，
墐户仍非避世方。
某岁，吴江名士金鹤望在苏州租屋而居，书一联：
骐骥志千里，
鹪鹩借一枝。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寓居上海劳合路，附近多妓院，书联云：
老骥伏枥，
流莺比邻。
南社易大厂的联语“较为闲适放达”：
竹叶春杯人日酒，
梅花老屋岁朝图。
郑逸梅“效为一联，傍诸室门”：
梅花数点，
月色一寮。（《郑逸梅选集》）
5.李叔同
李叔同，弘一法师，富家子弟，热衷革命的才子，引进西洋油画之第一人，中国近代音乐拓荒者之一，办《音乐小杂志》，组话剧团体“春柳社”于日本演《茶花女》，后在浙江两级师范执教。“1918年7月1日披度于杭州虎跑大慈寺，发名演音，号弘一”（《浙江文史资料选辑》6辑，李鸿梁）。
弘一大师的相关文字已有不少，只记诗词几则。
送别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年少时风流倜傥，走马章台，与坤伶杨翠喜、名妓谢秋云、歌郎金娃娃过从甚密，却是游戏人生而已，有赠金娃娃的《金缕曲》流传一时：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喜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崑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斛，未收起。
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光绪三十一年左右，李叔同将去日本，又作《金缕曲》，家国情怀，依依惜别，洋溢其中：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留，恨年年絮飘萍泊，总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更有革命豪情、魂魄精卫的《满江红》：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195年至196年，弘一法师因平生知交夏丏尊之约，在上虞白马山庄小住，法师撤去床上被褥，以随身所带的一领破席为卧具。“不久，北伐军兴，江南政局骤变，到处高唱破除迷信的口号，并有毁除佛寺的行动。弘一邀约浙江省党政当局青年朋友数人……他劈头便对他的学生宣中华说：‘你们为什么连做和尚最后一条路都不留下去了？’”（《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弘一圆寂前曾书二偈：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弘一之绝笔为：
悲欣交集。
6.赛金花
194年冬，时任北平亚东新闻社社长的颜仪民，偕同副社长王宗明先生访问蛰居北平天桥居仁里、人老珠黄的赛金花。与赛氏相依为命的女仆顾妈，热情地把我们迎了进去。赛氏已然卧病在床，但她虽年逾花甲，而风韵犹存。顾妈端上了茶和苏州瓜子，赛氏招我们在床头坐下。床前曲蜷着一只黑白花的哈巴狗，似乎在窥视主人的病情。
以下为问答。
问：“您在庚子事变年间，对保护北京老百姓和保护皇宫内院，还是有一定的功绩啊，您能把当时的情形，回忆一下吗？”她听了我的话，像是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刻精神振作，笑容满面，露出了整齐白玉般的牙齿。我没好意思问一问是真牙，还是镶的假牙；后来王先生告诉我，从赛金花白嫩面庞看，几乎看不到皱纹，那牙齿，肯定是真的。
赛金花说：八国联军攻北京城，我还在天津。听说八国联军统帅是瓦德西，我根本不认识他。我陪同文卿（洪钧）出使德国时，我叫傅彩云。那时在德国我是交际场中的风云人物，所以上层人物我多半相识。瓦德西到了北京，还是汉奸们为了逢迎他，把我的情形告诉了瓦德西。瓦德西知道后很吃惊。由汉奸搭桥，才把我召到北京来，就陪同瓦德西住在中南海仪鸾殿。
问：您会说德语吗？
赛：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我16岁起陪同文卿到了几个国家，我是学话不学文。首先请人教我外国话。我的记忆很强，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很快地就能说他们的话了。可我只能说，因此文字我认识得不多，连外文报纸都看不下来。
问：听老北京的清朝遗老们说，您对北京城做了不少功德，能把当时的情形略述一二？
赛：八国联军刚一进北京城，烧杀淫掳，无所不为，留在北京的和议大臣像李鸿章、庆王爷等，都托宫女向我求情，说不要杀老百姓，要保护紫禁城，不要让联军进去等等，我便劝瓦德西。他真下了命令，不准杀无辜的黎民百姓。有时我还不放心，抽时间我就和瓦德西骑马走街串巷。那时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城，八国军队分驻四九城，所以各占领区我们都要巡查，几条繁荣的大街，客商照常公买公卖。老北京人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荣禄也写信偷偷叫宫女转给我来求情。
问：您怎么认识荣禄？
赛：我在天津挂牌时，荣禄知道我到了天津，他就闻风而至。后来他又把我接到他的公馆去住。那时候我认识了袁世凯，他们密议要请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到天津阅兵，想搞假兵变，谋害光绪皇上，我全知道。袁世凯也约我去紫竹林跳舞，他们的秘密全不背着我。
问：那时兴跳舞吗？
赛：天津是各国丛聚的地方，紫竹林舞场在光绪年间就有。
问：您做过钦差夫人，为什么还操旧业？
赛：自打文卿死后，洪家容不下我，逼我“上梁山”。我到上海挂牌，上海的许多士绅都和洪家有关系。他们认为上海离苏州近，有辱洪家门风，故而我才到天津，改名赛金花。我一到天津，天津报纸就宣传开了，幸而荣大臣把我接出去。那时从早到晚，嫖客盈门，我真是应接不暇了。
问：您在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赛：那就是“克林德的石头牌坊”。听说清兵和义和团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我在德国时就认识克林德夫人。自打克林德被打死，庆王爷也托宫女向我求情，因为瓦德西不答应，德皇威廉二世也不答应，清朝廷着了慌，要给克林德设坛祭奠，然后把灵柩运回德国，派大臣再设坛追悼。瓦德西是不依不饶。我给出了个主意，叫朝廷给立一个像东四牌楼一样的大牌楼来做纪念，可以永垂不朽。后来怎么改石头牌坊，详细情形我就不知道了。今天移在中山公园那座牌坊，可跟从前东单总布胡同西口的原石头牌坊不完全一样。记得是平行三个白石座。牌坊建立，朝廷与联军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八国联军便撤走了。
问：您跟瓦德西感情不错，他们撤走时，对您一定留恋吧！
赛：您说的，我对他们是逢场作戏。就瓦德西本人来说，他在中国苦恼极了，他一时也不愿留在中国。
问：为什么？
赛：您想，做一个八国联军统帅，日子并不好过。各国都为了各自利益，互相明争暗斗。在朝廷协议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俄国暗自与朝廷勾结，反对英国提议；俄国又向瓦德西反映说英国暗自与李鸿章交涉。一次俄国一位将军跑来说英国污辱他们的国旗，非叫英国赔礼道歉不可。瓦德西虽然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一点儿也统帅不了。
问：您在仪鸾殿住了多久？您分得财宝不少吧？
赛：我在中南海住了半年，可以说是“两袖清风”。我要是想发财，我跟文卿出使外国早就发财了。我住仪鸾殿时，遇了一场大火，又跟瓦德西搬进丰泽园颐年殿小住，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七八月间，瓦德西离开中国，我留在北京。
问：瓦德西离开中国以后，您在北京做什么？
赛：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西太后自西安回到北京，进了皇宫内院，她哪里知道是谁保护了皇宫。李鸿章可以作证，可是他已死了。北京总算平安了，许多王公大臣几乎把我包围了。他们都想在我身上找点便宜。这一段时间，我回一趟苏州，可我到苏州，还是呆不下去，于光绪二十八年冬，我又回到了北京。一些王公贵族，有好人，也有坏人，有的劝我开班子，后来就在前门外陕西巷组织了妓班，重操旧业，麻烦也就来了。有一天，户部有位陆老爷约定在班子里请客吃饭，因为一个姑娘慢待客人，我责备她重了些，她服毒自杀了。地方上把我解送到刑部衙门审问，因为部里上下都是熟人，虽然把我押进狱中，关在一个洁净的单间，每天有鱼肉。没有几天叫我具结把我释放了。我把姑娘们都解散了。我非常后悔，我过去做了许多蠢事，今日落得如此地步。
颜仪民对赛金花说：“您过去是因家境贫寒才被父母送进‘火坑’的，几十年当中，虽然也做了许多蠢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您在庚子年间，您不但没有趁火打劫，助纣为虐，反而保护了许多老百姓，保护了紫禁城。设想您在庚子事变中，趁火打劫，助纣为虐，紫禁城很难说不是圆明园的第二？今天虽落此地步，北平城不是还有许多慷慨之士，解囊相助，他们不是都具有一片赤诚的同情之心么？”
当年名噪一世的“赛二爷”，会心地笑了。（《文史资料》合订本4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颜仪民文）赛金花，民国奇女子也！
7.袁克文
袁世凯大殓后在中南海停灵二十一天，所有的丧葬仪式均如中国历代帝王一般，6月8日起灵由一众子女扶棺回彰德洹上村，这也意味着袁氏家属最后的显赫是以袁世凯的丧葬结束的，从此新华门内将另有新主，这一处风水宝地成了多少人的伤心地？
6月7日傍晚。
袁克文出得中南海，拐到西单的人丛中，顿时觉得身心自由，他喜欢和陌生人一起漫无目的地走路，在最后的夕照里，让天色渐渐地黑下来，然后走进一家旅店开个房间，最好有一个红粉知己陪着，品茗饮酒，何其乐也！
他曾和易哭庵研讨过：
“人本过客。所谓过客者，走路、住店、交友而已！”
袁克文喜欢住饭店，不是为了阔气，而是更合他那种过客的心态，“家是个累赘，娘却必须得孝顺。”
不过，今儿晚上他却不能住店，也不能走太多的路，八大胡同更是去不得，袁克文只想重访一番陶然亭。
其时，陶然亭在北京，还算不得名园。它位于西南角，右安门内东北处。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于古寺慈悲庵内建敞厅三间，取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笑一陶然”而名为陶然亭，也有称为江亭的，江藻所建，此其一；园中多杂草、芦苇、水潭，使人想起大江东去，此其二。哪知道杂草、芦苇的荒凉，却也引来了一批文人，每每于春秋之际在园内畅饮、题诗；倘若天气清明，登园中之高还可以远眺西山，云、树历历在目，倒也宁静养心。
191年冬，袁克文曾与易哭庵、黄秋岳等七人结吟社于流水音，汪鸥客有名画《寒庐茗话图》传世，世称“寒庐七子”，这七子便去过陶然亭几回，秋风荻花，此景难忘，有几首诗袁克文至今还记得。
易哭庵《咏秋风之陶然》只两句：
秋风万里新入关，
长安一隅旧陶然。
黄秋岳的《秋岳陶然》：
秋岳有名本陶然，
荻花无意度关山，
但以冰封雪为邻，
却看寒庐生紫烟。
袁克文漫步在陶然亭的青草间。
重重暮色在他的脚下铺展开去，家父去世，举国声讨，好友星散，前程渺茫。
他忽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袁克文急匆匆地从原路步出陶然亭，渐近右安门时又有了灯火及行人，他踏上了一辆人力车……
由此开始，他还要走十五年的路。
袁克文的家安在天津有两宅，一在地纬路，一在两宜里。他另在租界的国民饭店开有包房，有时候还住在戏班子里，最低等的妓院“老妈堂”里他也宿夜。偶尔回家看一看，夫人刘梅真便又哭又闹，说：“没有你这么荒唐的。”袁克文只是看看孩子，放下几包时鲜果品，扔下几两银子，便哈哈大笑又出门去了。
上海是袁克文的另一处居住地。
0世纪0年代初，正是上海热闹的时候，新文学、旧文学杂陈，各有地盘和市场。袁克文常常交往的是包天笑、周瘦鹃、严独鹤、毕倚虹、刘半农、张光宇、胡寄尘等，也都是上海文坛称雄一时的巨子，无非是诗文酬酢，饮酒品茗。为了应付十里洋场，也是克文好凑热闹的脾性，在上海加入了“青帮”，按帮中“大、通、悟、学”排辈分，袁克文是大字辈的，那就是老头子了，可以开香堂、收徒弟。
袁克文热衷的还是醇酒、妇人，也写作，收集古泉，穷得付不出房租时便给人写字，换了钱便去找红粉知己，或者换鸦片来抽。当时上海的时价一石大米为10元，他抽鸦片烟的钱却是0元，他抽鸦片烟时只想到明天还有没有钱抽。那几年常常出现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叫唐志君的浙江平湖人，江南淑女，亭亭玉立的身材，樱桃小嘴，且粗通文字。袁克文对别的朋友介绍时说：“尤物也。”
袁克文有时也画画，不知师承何人，大概是借着书法的功底，竟也落笔成趣。他好画梅花扇面虬屈一枝红梅几蕊，画完后问志君：“这该送给谁？”
志君：“当然是梅兰芳先生。”
袁克文：“那好，我题款。”
志君两只手拎着画的两角，小心翼翼地站在榻前。
袁克文吐一口鸦片烟，喷云吐雾中取过羊毫小楷，却既不站起也不坐起，仰躺在鸦片榻上左手接过志君手中的画，右手提笔悬腕，凌空疾书，只见笔笔有力嗖嗖有声宣纸微有颤动，两行小字脱颖而出：
一虬三屈终是香
梅开二度傲雪霜
梅兰芳先生教我
克文浪游南北，一年春天宿西湖广化寺凌云阁，只有志君同行。本想忘情山水饱览一番西湖景色的，时值早春，湖上烟气淡淡湖中荷花刚刚长出巴掌大的叶片，偶有鱼儿跃起，竟也搅起了一片涟漪。
第二天，广化寺内便传开了袁克文正住在凌云阁内。清晨，袁克文一开门，便见十几个僧众正聚集在院子里，为首的是谷云，纷纷双手合十� �：“久仰公子大名，敝寺有幸，小僧有幸！”
袁克文当即抱拳还礼，心里却有点儿慌乱，想让谷云等僧众进屋饮茶，志君却还在内室躺着，昨夜云雨几度，早晨撒娇说：“我真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再说，寺庙清净之地，原本不该带着风月场中的人来同宿的，一见志君婀娜娉婷，眉梢上还带着昨夜的浪意倦容，叫那些还没有“入定”的小和尚们怎生联想？
谷云却是极机敏的人，说道：“小僧只是请公子为敝寺留得一副楹帖墨宝，不情之请还望厚谅。”
袁克文宽怀：“好说，一个时辰后来取如何？”
谷云谢过告别。
袁克文写对联也有一绝：不用桌子，把宣纸悬空，由侍者拎着，他看过一眼便挥毫淋漓。志君侍候笔墨，裁好上等宣纸，把联纸拎在手中，双手举过头顶，袁克文略一思量，顿时写成楹联三副：
四望林峦归几席，
千重云水荡胸脾。
登凌云阁，涉凌云想；
饮六一泉，读六一词。
右通岳墓，左接苏坟，忠骨香魂都咫尺；
后倚孤山，前临西子，潭光塔影共徘徊。
袁克文回到上海寒庐，又恰遇毕倚虹日前从杭州赶赴上海，两人在西子湖畔失之交臂，上海聚会时便格外亲密无间。
毕倚虹是其时上海滩头《星期》周刊的小说健将，十里洋场的街头巷尾可谓无人不知，对袁克文却一直敬重有加：
“寒云兄，你有一首诗，将来在历史中有位置，就是民国四年反对洪宪帝制作的。”
袁克文点头：“中南海那个地方实在帝王之气太重，金碧辉煌极为巧妙地遮掩着衰朽腐败。”
毕倚虹：“因此才有‘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我再说一遍，这首诗将来在历史上要有位置。”
袁克文边笑边问：“只是今夜良宵，你我何以打发？”
两人大笑。
袁克文风流名士却也忙忙碌碌，写文章、抽鸦片、饮酒、狎妓，有钱的时候还是出了名的“票友”，没钱的时候便替人按照“润例”写字，小字大字都写。时人谓之“不仅能坐而言，还能立而行”。民国八年，上海新舞台为赈灾演《红拂记》，克文饰李靖。是年冬天，赴南通客串，与小荣祥合演《折柳》，与欧阳予倩合演《审头》、《佳期》，博得满堂掌声。
最为震惊上海演艺界的是他与俞振飞合演《群英会》，克文饰蒋干，俞振飞饰周瑜，台上铢两悉称，克文演来一身的书卷气，台下无不击节！
袁克文还客串过建文帝，有剧照登载于其时上海的《游戏新报》，并有范君博的题词：
有脚不踏河北尘，
此身即是建文身。
闲僧满腹兴亡史，
自谱宫商唱与人。
你道范君博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那是因为在台下看克文演戏，和方地山一起看到落泪，袁克文在台上本是客串的票友，可演建文帝时又恰恰触及了自己的身世，便神情沉郁，语气苍凉，使闻者回肠荡气。一曲唱罢，台下的竟然纷纷太息、落泪！
都说袁克文活得潇洒，那是因为他把人生的行李丢弃了很多，在袁世凯如日中天时他不以为荣，对于做“皇二子”更是从心底里讨厌，所好的不过是醇酒妇人、诗画演艺，朋友中大多是清客、名士。袁世凯称帝败亡，他也不以为耻，仍然落落大方地我行我素。袁世凯的故旧如曹锟、张作霖都希望他做一份挂名差事，白领一份干薪，袁克文一笑，拒绝了。
他的放浪形骸使他更真实。
真实到赤裸裸。
他仿佛知道自己的一生比苦短还苦短，便拼命地吸鸦片，走马灯一样地爱着一个又一个女人，除此以外，如写作，随写随丢，常常有头无尾，害得发他连载的报刊主编急得眼冒金星；如写字，只在付不出房租、朋友缺钱的时候写；如演戏，兴来去客串兴尽便下台……
他一生花去最多精力做得最认真的是不断地爱女人，自己也说不清爱了多少个，他是真爱，哪怕偶然相识春风一度也爱得很认真，他在穷困时一直有女人爱着，也从没有女人在他生前身后指责过他。他把心撕成碎片，一片一片地给他爱的爱他的女人，能说那一片血淋淋的心不是心的全部？
袁克文爱的每一个女人必有诗文或联语相送，那些女人也从不把这些真迹抵押拍卖，而当作信物珍重着，谁道青楼女子不识爱？
光是那些女子的名字——算是朋友们知道的——便已经琳琅满目了：无尘、温雪、栖琼、眉云、初霞、金铃、雨香、醉红七娘、小桃红、雪里青、苏台春、琴韵楼、高齐云、小莺莺、花小兰、圣婉、唐志君等等。
摘录当时流传的几副联语：
赠春宵楼九娘
春去春来，门外风花都不管；
宵长宵短，楼头欢好自无涯。
赠醉红七娘
万古闲愁，凭消月子三分，春风十里；
一宵沉醉，安得珍珠百颗，玳瑁双栖。
赠初霞
初时相见，便已留情，况移酒近眉，登楼把手；
霞绮成裳，犹嫌污色，愿裁云作履，踏月为盘。
赠金铃
柳绽金时，春色湖边应早绿；
雨淋铃曲，歌声天上许重闻。
赠雨香
小雨隔帘，重云出岫，
微香催梦，浊酒催吟。
赠小莺莺
漫与谈心，衔花偶向南台见，
初知学语，选树还来上苑花。
另有一青楼女子名莺莺，又名小桃红，刚巧与袁克文先前的两个旧欢同名，克文不禁感慨万端，有联道：
提起小名儿，怅昔梦已非，新欢又坠；
漫言桃叶渡，念春风依旧，人面谁家？
又云：
薄幸真成小玉悲，折柳分钗，空寻断梦；
旧心漫与桃花说，愁红泣绿，不似当年。
志君的离去似乎没有多少道理，克文却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在袁克文所有的红粉知己中，志君是随侍时间最长的，大约有三年吧。为其操持一切，从穿着到饮食，乃至侍候抽鸦片。也跟着袁克文不停地搬家，先住上海远东饭店，后搬至霞飞路宝康里对面70号，再迁至爱多亚路九如里口14号，还有一段时间则住在白克路宝隆医院隔壁弄堂里。
每搬一处，袁克文便在门口挂上手书的“洹上袁宅”的牌子。
一到晚上，袁宅门口便开始热闹起来，克文已过足烟瘾，志君忙里忙外招待客人，文友、弟子满堂，还有一位是《晶报》主笔余大雄，为索稿不怕奔走，常常一日数次空手而归，后成为袁克文的至交，克文戏称之为“脚编辑”，那是因为本来坐而编稿者却成了放脚奔波人之故。
群贤毕至的一夜，大家忽然觉得本来轻松的气氛有些异样，缺了什么似的，志君不在了，走了。也不必问什么缘故，克文自己就说过：“或不甘居妾媵，或不甘处淡泊，或过纵而不羁，或过骄而无礼，故皆不能永以为好焉。”
志君离去后，为人批命算八卦以图生计，有好事者劝她以“洪宪皇帝袁项城之媳循阴阳五行为铁板神算”登报做广告，必能生意鼎盛。
志君摇摇头：“那怎么对得起克文？”
191年月，袁克文出现在天津，早春的北方气候还冷，克文还是那副堂堂仪表，戴六合帽，帽上缀有一颗明珠，上身着海龙皮裘，戴眼镜，不蓄须，举止洒然地出入于国民饭店，4号房间是他回到天津后的常包房，里面住着新近认识的一个北国佳丽叫小阿五。
中旬，克文觉不适，回两宜里家中小住，继而高烧不退，名医诊治后是猩红热，服药静卧，好不容易退烧了，人却很虚弱。
夫人梅真似有预感，说：“你好好将养些时日。”
袁克文：“我好了，想出去走走。”
梅真：“你太虚弱，经不起折腾了。”
袁克文：“知道。”
袁克文穿戴整齐后出门直奔六国饭店，只觉得有点儿头重脚轻，是夜和小阿五同宿。次日又觉头疼发热回家后高烧重起，并危及肾脏，再延医抢救，两天后不治而终。
临终前，清醒时忽而长叹：
“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难言之痛，呜呼！”
言毕，泪如雨下。
191年月日午刻去世，享年4岁。
袁克文青帮中的徒子徒孙闻讯后便集结于天津，集资为袁克文办丧事并善后，那时的克文真的已经一贫如洗了，从他的笔筒里只找出0元交通券。
袁克文在天津的丧事集一时哀荣之盛。道场佛事且不说，送葬的徒子徒孙有000多人，这行列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百余人淡妆素服青衣白鞋的女人一路扶棺痛哭，那是京津沪三地闻讯赶来吊丧的克文旧时相好。
消息传到上海，余大雄在《晶报》上接连发表哀挽文字，志君第一个赶到《晶报》询问其详，语不成声，花容失色。上海友好并于4月6日假座牯岭路普益代办所公祭袁克文。悼文、挽联中有两联传诵一时：
其一
身世难言，词赋江关空寄慨；
华年逝水，烟霞风月彀销魂。
其二
穷巷鲁朱家，游侠声名动三府，
高门魏无忌，饮醇心事入重泉。
是夜更深，在袁克文第一次来上海、最后一次离开上海前下榻的远东饭店门前，有人听见一个女子的凄凉泣唱之声，唱的是袁克文所写曾发表于报章上的为纪念日本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国耻放歌》——
炎炎江海间，
骄阳良可畏，
安得鲁阳戈，
挥日日教堕。
五月九日感当年，
曜灵下逼山为碎，
泪化为血中心摧，
哀黎啼断吁天时，
天胡梦梦不相语。
中宵拔剑为起舞，
誓捣黄龙一醉乎，
会有谈笑吞骄奴，
壮士奋起兮毋踌躇！
声也悠悠，情也悠悠……
8.徐世昌
袁世凯称帝败亡其间，众叛亲离，最后为他收拾残局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拒不“劝进”而又终其一生，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的徐世昌。011年月号《北京观察》有徐世昌第五代嫡长孙徐定茂之文，及徐世昌在戊戌变法其间的日记若干，徐定茂认为“故将训政归于袁世凯告密说法恐怕难以成立”。把百日维新终结成喋血菜市口的这一百年大案，一般的说法如本书前文所述，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力说袁世凯杀荣禄，救光绪皇帝，而结果则是光绪被囚，慈禧训政，不是袁世凯告密是谁？中华书局1994版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有同样记述：“9月18日（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9月0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表达自己的忠心，当晚赶回天京，向荣禄告密。”
徐定茂的文章及徐世昌此一期间的日记，颇值一读。
题为《戊戌年间的徐世昌》一文，先是清楚地交待了其时徐世昌的地位：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营务处参赞；徐世昌的任务：在天津小站协助袁世凯编练新军七千人。可以视之为袁世凯的心腹、助手，然后是康梁与袁世凯之间交往，自京师强学会相识，定交，徐定茂记并录徐世昌日记云：
袁世凯确实一直积极与维新派建立联系，曾多次同先祖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嵩云草堂组织的各项活动。
乙未，三十日，晨起。看书。写信。云甫、子封（沈曾桐，字子封，沈曾植之弟，光绪十二年进士）来。午后看书。检什物。慰廷、巽之（张孝谦，字巽之，光绪十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来，略坐，约同至高云草堂，谈至二更后归。
八月，朔日，晨起。写信。出门。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陈次亮（陈炽，字次亮，光绪年举人，曾任军机处章京）、陈养元（疑为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曾参与强学会活动）、康长素（康有为，字广夏，号长素）、叔衡（丁立钧，字叔衡，光绪六年进士）、子培（沈曾植，字子培，光绪六年进士）、子封、慰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归。小坐后寝。
九月，十九日，晨起。出门。归。子封在家，午后同其共赴强学会请宴。巽之承办。座有于晦若式枚（于式枚，字晦若，光绪六年进士）、文芸阁（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光绪十六年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梁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汪伯棠（汪大燮，字伯棠）、沈子培，英人李提摩太，字菁岳，美人李佳白，字启东（李提摩太和李佳白均为传教士），毕德格（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入李鸿章幕府），字子明，二李皆能谈中国经史。
廿四日，晨起。写信。来数客。巽之、子封约同看新租强学会书局房舍，午后又同请宴。日西赴李季皋（李经迈，字季皋，为李鸿章之三子）侍郎之约。晚赴辅唐、雨人之约，二更归。
徐定茂文章称：
但康有为又终因袁与荣禄的关系非同一般，恐其为荣禄所用，仍有些放心不下。所以便特派亲信弟子徐仁禄通过先祖去探听袁世凯的虚实。
近代史上对于徐仁禄小站之行的通常说法，如《民国历届总统》（团结出版社，***年版）一书中讲，袁有意对徐仁禄大肆称赞康有为，称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故意挑拨他与荣禄的关系，说康、梁屡次推荐他（袁），荣禄即从中作梗，怎么关系这样不融洽。袁世凯回答，以前翁同龢主张给我增兵，荣禄说汉人不能握大兵权。翁说，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而荣禄不同意，是对他的不信任；曾、左可以握大兵权，袁不可以，表示袁非嫡系。徐仁禄将袁的表演向康有为进行了汇报，康终对袁放了心。此说法主要依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但从先祖记述中看，徐仁禄在小站时均由先祖接待，营内只不过是“到文案处”。与先祖交谈时，只有新建陆军督练处文案言敦源（字仲远）在座。在十四号那天的交谈中，最后就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字云台）曾“来”而已，并没有袁世凯直接与徐仁禄见面的记录。先祖到天津去见荣禄，回到小站后便立即“到慰廷家久谈”，足见袁世凯对后派思想动向的重视。据传，袁世凯大事必先就商于徐世昌，“事先关照、时常承教、拜聆一切。”（《袁世凯致徐世昌》，《近代史资料》，1978年）在先祖向袁世凯介绍与荣禄的谈话内容过程中，从常理上讲徐仁禄应该不便在座。先祖的记述也是徐艺郛“同来”小站，而不是到慰廷家久谈时徐艺郛“同座”。而徐仁禄在天津已与先祖“聚谈半日”，先祖对徐仁禄来到小站的目的应该是基本清楚了。袁世凯综合了各方面情况，尤其是荣禄的态度后提出一个尽量由先祖出面应酬而其避而不见的方略也是正常的。所以郭剑林、郭晖先生在《翰林总统徐世昌》（团结出版社，010年版）中提出，“康有为于6月间首先派徐仁禄到天津小站去探袁世凯的虚实。徐仁禄到天津由徐世昌出面接待。王照（王照，字小航，号水东，光绪年进士，曾参与戊戌变法）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写道：‘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徐致靖，字子静，光绪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之侄义甫（疑为艺郛之笔误），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指徐世昌）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这种看法是指徐仁禄赴小站游说，与袁世凯根本就没有谋面，仅由徐世昌一人接见。后者始终以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徐仁禄涉世不深，仅凭肤浅的观察、简单的对话即回京报告康有为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有成，遂使维新派倚北洋军为护军，实属决策失误。
综观形势，其实当时关注小站动态的也不仅仅有康有为。从先祖记述的情况上看，还有身在武汉的张之洞等人也密切关注着小站动向。
在徐仁禄于十五日匆匆冒雨返回京城后，小站随即进行了重点课目为防守调配的军事演习。
十九日，晨起。办公。慰廷来。久谈。会客。校书。午后又校书。写信。由邮政局发一书，上孝达尚书。夜出查各营，操演防守，调其备战队皆应甚速且寂静。
天津小站已成为帝、后两派瞩目之地。徐定茂录徐世昌日记，关于阅兵：
先祖是于七月初十日得到了天津阅操的通知：
初十日，晨起。会同翼长点步队；左一、右一、左二，三营名。午后点右三、右二，两营名。办公。会客。写信。得电谕：太后、皇上派九月初五日启銮，驻驿南苑，看御前侍卫等各京营操演；十五日启銮，由铁路驻驿天津，阅操。廿五日回銮。灯下，冯华甫、张勋来商酌修理操场。
十一日，慰廷自津归。
徐定茂文又说，当时北京确已杀机暗伏，袁世凯奉诏进京见光绪帝，此后风云大起：
不过戊戌年间的京畿，却已经是阴风阵阵杀气腾腾了。
袁世凯奉诏进京，被召见后又连夜给小站打来紧急电话，把先祖约至天津。适值天降大雨，道路湿滑。先祖清晨上路，终于在日落前见到了袁世凯。
《翰林总统徐世昌》中讲，“袁世凯来京时，幕府智囊徐世昌随其同来。”其实，先祖是在天津与袁商谈后，按照袁的嘱托，早袁一天，先来到了北京。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个近代史上被认为比较关键的事件，即所谓袁世凯的戊戌告密。通常历史的说法是，在慈禧准备废掉光绪皇帝用暴力扼杀变法的最后关键时刻，维新派将一切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袁于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将维新派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托出。当晚，荣禄进京，面见慈禧。次日凌晨，太后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由宣布自己临朝训政。维新运动至此失败。当时民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讲的就是这段过程。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讲，“9月18日（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9月0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的忠心，当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这一重大时期的徐世昌日记为：
七月廿六日，晨起。写信。办公。会客。到冯华符（甫）处。午后校书。办公。会客。晚慰廷自津来德律风（应为电话之音译），约明日赴津……
廿七日，慰廷约赴津，黎明冒雨行，道路泥泞。乘车行三十余里，骑马行三十余里，日西到。与慰廷谈……夜归又与慰廷谈，嘱明日赴京。
廿八日……上火车，申刻到京，宿梧生（徐坊，字梧生，宣统皇帝之师）宅中，出门访数友。
廿九日，叔峤（杨锐，字叔峤，戊戌六君子之一）、钱念劬（钱恂，字念劬，曾出使欧洲）来谈，敬孚约早饭，又看数友。慰廷到京，住法华寺。往看，天晚遂宿城内。
三十日，出城到敬孚处早饭，午后……又访数客。
八月，朔日，梧生约早饭。之后到敬孚处。午后看数客。
初二日，到城内，住法华寺。
初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闻有英船进口。
初四日，出城，到梧生宅，束装而行。上火车，申刻到津。
初五日，访范孙（严修，字范孙，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久谈……慰廷出京到津。闻英船已开走。晚与慰廷谈。
初六日，策马回营。各统领营务处来。
先祖关于这几天的记述的确比较简单，如初三日，也只是出城又进城，并没有留下去到哪里，见到了什么人的一丝痕迹。后有学者研究提出，“由于袁世凯赴北京是应光绪皇帝的召见，出于维新派的引荐，故有召见和升官之命。袁世凯认识到要和维新派打交道，特地把徐世昌从小站找到天津，并要徐先期赴京联络。徐到京宿梧生宅，梧生宅在城外，此时的徐世昌所访数友，很可能有维新派在内。当第二天袁世凯来到北京后，徐世昌就进到城内，与袁同住法华寺。法华寺在东城报房胡同，属内城；康有为住南海会馆，在宣武门南，属外城。八月初一日袁世凯去颐和园觐见皇帝，住在了海淀，徐世昌则在外城活动。八月初二日袁见过皇帝返回法华寺，徐世昌也立刻来此同住。而八月初三日，徐世昌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其实是应维新派之约，从法华寺出城，到南海会馆看到了光绪的密诏，共商举兵救光绪之策。晚间又匆匆进城来到法华寺，其实是和谭嗣同一起来找袁世凯的。谭嗣同亦非不速之客，当是徐世昌携来。袁世凯和谭嗣同对话之前应对事态开展和谭的来意已然一清二楚，而徐世昌又是谭嗣同、袁世凯谈话的参与者。梁启超说，当谭嗣同与袁世凯面谈杀荣禄围园劫太后时，谭问袁：‘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这时有一位幕友插话述说荣禄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并说‘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梁启超未言明此幕友是何人。但有资历、有条件参与这次秘密谈话的人，必是徐世昌无疑。”（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和袁和维新派之关系》）
但从先祖的记述中看，袁世凯的确是在八月初五日，即公元1898年9月0日由北京回到了天津。据先祖丁酉年间赶赴小站时的记载，尽管火车作为当时京津两地最快的交通工具，从丰台到天津运行时间尚需七个小时左右。由此推算，如果袁世凯八月初五日先去见光绪皇帝后再回到天津，即便赶到荣禄处去告密，只能是夜间了。荣禄则万难也无法当夜进京把消息向慈禧反馈的。当时的火车开通时间不长，也只能白昼运行，没有夜车调度安排，也没有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及技术。所以荣禄在八月初五日夜间根本不可能赶到北京，而慈禧实行训政是在初六日上午，故将慈禧训政归于袁世凯的告密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只不过随着慈禧由间道入西直门，回到宫内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而将光绪囚于南海瀛台后，袁世凯的的确确捞取了政治资本。
八月初十日……德律风传，慰廷代理北洋大臣。
光绪二十五年，全军上下在小站军营迎来了新春佳节。只是当夜有暴风雪，袁世凯因此小染风寒，卧床不起了。
己亥，元旦，丑刻，合营团拜，为慰廷拜年……是日风雪。
初六日，晨起，到操场祭旗，开操。慰廷感冒，为代祭。到慰家久坐。午后回营。写信。看书。灯下又看书。
己亥年到了。
徐定茂所存录之徐世昌戊戌间日记，简而又简，所存者，蛛丝马迹也，徐定茂文中称徐世昌“到南海会馆看到了光绪皇帝的密诏，共商举兵救光绪之策”，有《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记为证：
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摺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幼博早已料之矣。
徐菊人即徐世昌参与其间共商救光绪之计，“徐菊人亦哭”，不仅可以说明徐世昌与康梁关系非同一般，亦能看出徐世昌在帝后之间的立场，当无疑义。但，徐世昌陪谭嗣同见袁世凯，徐世昌、康有为均无所记，然其不记可以理解，于徐世昌为自我保护，于康有为则为保护徐世昌。
徐定茂认为：“袁世凯八月初五日先去见光绪皇帝后再回到天津，即便赶到荣禄处去告密，只能是夜间了。荣禄则万难也无法当夜进京把消息向慈禧反馈的。”读到这里，人们必定问：荣禄何以万难进京？徐定茂的回答是：“当时的火车开通时间不长，也只能白昼运行，没有夜车调度安排，也没有夜间行车的设备，所以荣禄在八月初五日夜间根本不可能赶到北京。”徐定茂全文叙说平和，又以徐世昌日记为依傍，诸多信息于治戊戌史者大有益，惟上述引文所言，有可存疑者二：
其一，从天津至北京的夜车虽不能开行，倘袁世凯已经告密，如此重大危及慈禧的信息，荣禄决无坐等一夜之理。一卒一马持荣禄信函快骑而去，这一夜工夫还到不了北京？
其二，徐世昌日记中几次提及德律风，电话也，小站有电话，慈禧处假如有电话，电话速告可也，何必火车？何必快马？其时宫里已有电话，颐和园中似乎没有没电话的理由。
然亦可为徐定茂之说一辩的是，光绪帝维新之接二连三的大动作，慈禧早已反击、设防，包括调动军队，对维新已经形成必杀之势。袁世凯深知内情，告密与否，已无关大局，慈禧训政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筹谋。
总之，袁世凯是否告密还是个谜，而袁世凯生前从未作过任何解说，直至亡故。
有哲人云“人是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秘密”，言生命之出现、灵智之闪烁也。于此书末，徐刚另有联想说，关于人类历史的多少秘密和真相，我们永远是未知者，由死者保存，在坟墓中，不见天日，任尔猜度，永远沉默。有人以为可惜，我却以为可喜，惟未知可以长思、长想、长问，此为不解之诱惑也。谓予不信，请叩袁公林。
199年5月9日
脱稿于北京一苇斋
011年新正
修订于北京
跋我离民国有多远
后记，余绪也，书成，尚有不吐不快者，或为许些倾诉，或为内心独白，愿和读者分享者，盖写书人之往往自作多情，视他人为至爱亲朋也。
我生也晚，少小时似乎离民国不太远，父母均生于清末，民国人也，我父于我出生三个月不及百日便病故，为我守寡终身之母亲是“半大脚”，何故？原来正当我母亲痛苦地被裹脚时，民国取大清而代之，于是“放脚”，比天足小比小足大，乡人称之为“半大脚”。在崇明岛西北角的一个村子里，我母亲以走路快闻名，犹记得东邻才元好公总是笑嘻嘻地说：“元郎娘子跑得急兜兜勒！”元郎，我父之小名，“急兜兜”，又急又快。乡人很少说“走路”，而好用“跑”字，有急迫意。方言语词的此种选择大概与崇明岛孤悬海上，时有风暴潮没之灾相关，救灾或者逃命皆需快跑也。相沿成习，崇明农人步速都比较快，而在女人中，我母尤甚，无论做农活种花地或者上镇，回家时都“急兜兜”的，家门口，姐姐正带着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等我母回家做饭，玉米面粥，南瓜，番薯，却是热汤热水。今老矣，浑身器官退化，唯胃尚健，我母哺育之恩也。我母生前偶尔提及往事艰辛，亦笑言道：“亏得半大脚”！民国“放脚”，有功德，而创“不缠足”者康有为也。
托人民共和国之福，母亲有厚望，我六岁即开学念书，乡间老户人家有民国时水印木刻、绘图绣像之各种旧小说，诸如《三国》、《水浒》、《西游记》、《七剑十三侠》之类，便借来看，略知其意，竟从此入迷，乃我文学启蒙之始。我就读的初中在崇明岛亦百年名校，始创于1911年，设在破庙中，初小，后成高小，继而为初级中学。办学者为吾乡汤姓、施姓之读书人，亦乡绅望族，为崇明西沙之农家子弟能知书识礼，则是办学初衷。校名为“三乐学校”，“三乐”取《孟子》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有教育楼，两层，名“雨花楼”。有民国时旧学尚未扑尽之流风余韵。
蒙作家出版社诸公错爱，今年年初约写康有为，并修订写于199年、1995年之袁世凯、梁启超二书，于是，晨昏皆与康梁、民国为伴，寻觅于旧书故纸，康有为的一则资料称，南海之墓于1966年8月被青岛红卫兵掘而毁之，并以其颅骨示众，震惊之余，心中默念：“我亦罪人矣！”其时，我也在崇明岛上做红卫兵，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为着我曾经历的时代，为着我所生活的世界走向真正的和平、美好，为着中国不再蒙受此等残暴之耻辱，我要说：我有责任！我当承担！“人类是一体的，与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没有别人，我们全体只是一个，这是唯一的真相。”（刘群）也因此，当我再读康、梁，追记康有为时，笔下有了稍有新意却更加沉重的流淌：天造先知，于世界，光也，亮也，福也；于本人，忧也，苦也，祸也。如是观之，康有为历劫受难却毕其一生以“铸我新中国”（康有为诗）及世界大同为追求，此康有为之所以为康有为也！倘言离民国之远近，则不可以岁月计，如我尚能吮吸于经典，华夏之远古苍茫、文明初始，皆可视之、闻之、想象之，何况民国？
后记不可喋喋，徐刚词穷矣，且以纪伯伦先知之语作结：
环顾四周，你们会发现他在与你们的
孩子玩耍。
仰望天空，你们会看到他在云端漫步，
在闪电中伸臂，在雨水中降临。
你们会看到他在花丛微笑，又在树
上挥手。
我永远在沙岸行走，
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
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
风也会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
却将永远存在。
晚安，亲爱的读者，愿你的梦梦着我的梦……
徐刚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