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原名承瓒，字晢子，湖南湘潭人，为近代通硕大儒王闽运先生的高足。他曾先后两次游学日本，并当选为留日学生会副会长。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二人相谈志非道异，孙中山先生为他的纵横才气所惋惜。但是，他却狂妄地许下诺言：“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清廷逊位，杨度出任袁世凯总统府政事堂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深得袁世凯的宠信，并亲书“旷世逸才”赐赠杨度。一九一五年八月五日，杨度等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起组织“筹安会”，时人称“筹安会六君子”。在一片筹安请愿声中，袁世凯废民国为洪宪，弃总统为皇帝，又登极坐殿了！袁世凯做完八十三天皇帝梦，在一片讨袁声中魂归地府。他在弥留期间，抱恨惊呼“杨度误我！”对此，杨度作一挽联，献在袁世凯的灵前，进行无声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民国再兴，杨度在搜捕通缉声中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下大赦令，杨度再次出山。之后，他精心留意各家救国之道，刻意研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久，孙中山先生蒙难广州，北上避居上海。在这期间，杨度自津门南下谢罪，表示愿意“从公奔走”。孙中山先生见杨度不食前言，践旧约，遂通电海内外，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杨度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之后，又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中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他和陈独秀早为熟人，但正如当时的黄炎培先生因厌恶陈独秀的私德，宁可由沪北上会晤李大钊，洽谈有关共产主义学说一样，想会见不曾相识的李大钊，研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救国的大事。接着，他商请同乡老友——和李大钊有着很深私谊的章士钊先生代为引荐。二人相见恨晚，遂结为忘年之交。
关于杨度结识李大钊的时间和地点，一说是在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后避居上海期间，李大钊应邀南下在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商谈国共合作时相识的；一说是由杨度的同乡好友——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作伐，在章宅晤面的。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极少可能，因为孙中山和李大钊会谈，以及李大钊参加的孙中山和苏俄特使越飞会谈是保密的，除少数核心成员外，其他人是不准参与其事的。据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马湘的回忆：“在这期间，先生嘱我，无论何人都不予以通传和不许登楼。”虽说杨度这时曾到上海慰问中山先生，并践行愿“从公奔走”的前言，估计孙中山先生不会贸然安排他和李大钊相见。笔者以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原因是杨度和李大钊同住京城，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章士钊，在章宅晤面相识是顺理成章的。故拙作《李大钊》等均取第二种说法。
张作霖入主北京以后，商请杨度出山入阁。待他得到李大钊“入阁与否，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历史功过的标准”的回复以后，遂应邀入阁。当他获悉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以后，巧妙地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积极活动北洋军阀政府向张大帅提出：“移交法庭办理”，以图营救。李大钊等同志殉难之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屋，冒着生命的危险周济遇难者的遗族，所蓄为之一空。蒋介石入主北京之后，杨度等人为避“风头”南下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今人皆知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员。原因之一，毛泽东同志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对他的同乡长辈章士钊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之二，周恩来同志于病危之际，请夏衍同志写文章纪念杨度同志，证明杨是中共党员。
但是，关于杨度由何人介绍入党，历来没有定论。夏衍同志认为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并写在纪念杨度和潘汉年的文章中。王冶秋同志虽未公开反对此说，但他著文说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根据现存的史料，基本可以确认，潘汉年不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一是杨度的入党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天，这时的潘汉年正忙于筹备“左联”的事情，他作为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很少可能介绍负责收集战略情报的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杨度的关系，是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五月，经由陈赓之手介绍给潘汉年的，而这时的杨度早已是中共党员了。持第一种看法的同志认为，杨度南下上海之后，“先是参加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所组织的‘自由大同盟’，旋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此说前后矛盾，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于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杨度入党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天；其二是潘汉年这时和中央特科还没有直接发生关系。笔者认为，如果要搞清杨度入党介绍人是谁，必须弄清是谁帮着杨度最早和党发生关系的。对此，《潘汉年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那时陈赓有一个同乡，又是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外号叫“王老九”。此人和杨度相熟。王老九有时从杨度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便向陈赓报告。逐渐地，杨度便成为一个情报来源……他（杨度）知道王老九和中共方面有联系，便打算通过王老九的联系接近中共。他向王表示，自己一生经历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眼见都失败了。看来只有中共的社会主义必将兴盛，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他表示愿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尽一份力量。王老九将他的心意向党作了报告。党中央认为杨度能够看到世界革命潮流的趋势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这是难能可贵的。杨度现在是杜月笙的内幕人物，对我们的情报工作很有帮助。中央情报系统派人和他作一次长谈，并直接向他布置收集情报的任务。……
笔者不敢轻信上述说法。一、杨度生于一八七四年，陈赓生于一九○三年，杨度长陈赓二十九岁。换言之，这位陈赓儿时的朋友“王老九”也必然小杨度近三十岁。时年已经五十五岁的杨度，且又是饱历官场之苦，怎么会轻易地向一个年轻人吐露心曲呢？要知道那时谈上边那些话是要掉脑袋的啊！二、杨度是一位大儒，他怎么会向名不见经传的“王老九”讨教共产革命呢？如无确切的证据，很难使人信服。因此，笔者对上述说法是存疑的。
然而谁是杨度和中共最早的联络人呢？笔者认为这个人就是由李大钊等发展的秘密党员胡鄂公。
胡鄂公，字新三，号南湖。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出任湖北军政府高等侦探科科长和鄂军水陆总指挥，后来，又任过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以及教育次长之职。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胡鄂公遂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业已自新悔过的杨度结为好友。与此同时，他也通过章士钊的介绍，结识了小他许多岁的李大钊。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坚决反对曹锟贿选，支持南方的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据史记载，他较早获知张作霖搜捕李大钊的消息，并通过好友杨度、章士钊等转告李大钊，希冀从苏联大使馆中撤走。李大钊被捕之后，他又和杨度、章士钊等社会贤达一起积极奔走营救。李大钊等革命烈士惨遭张作霖杀害之后，他又和杨度、章士钊愤而离京，相继南来上海。过去的一些著作，包括拙作《李大钊》等，概因历史的原因，把胡鄂公当作一位有良知的达官显贵，而今终于查清了他的真正的政治面貌是中国共产党员。请看张友渔同志的记述：
胡鄂公是我党的秘密党员，他曾当过国会议员，是老研究系的，很有地位，因此在他家开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家在地安门慈慧殿，家里有一所大房子，我到他那里参加过几次会。
在筹备市委期间，我们主要工作是对过去的党员重新调查登记……同时，搞上层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我和胡鄂公做。我负责文化界、新闻界方面的统战工作，胡鄂公负责政界方面的统战工作。
经过一段筹备工作，十一月间，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北京临时市委。书记谭哨云，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马骏，秘书长张友渔，宣传部长胡鄂公……大概在十一月下旬（已经下雪了）许锡仁被捕叛变，临时市委因此遭到破坏……只有胡鄂公未被捕，大概因为许锡仁供的是他的化名吴南湖或者他事先知道了消息，逃往上海。
另外，据正史记载：即使到了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叛变前后，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党中央还再次把胡鄂公、杨献珍等同志派往北平、天津，恢复遭到破坏的顺直省委。
综上所述，这时的胡鄂公是党的秘密党员，且和中央特委会保持着绝密的单线联系，他在做上海政界方面的统战工作，自应首先知道好友杨度的政治倾向。换句话说，杨度作为急剧转向的政治家，他会从好友胡鄂公的身上嗅出特有的政治气息。因此，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寻找共产党，也自然应该首先想到胡鄂公。结论：杨度通过胡鄂公向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政治要求，比上述那个“王老九”更为可信。因此，这部拙作就是以此为契机，逐步地又是艺术地再现杨度和党的关系。
杨度为什么要求晋见周恩来呢？原因有二：
一、诚如前文所述，杨度是一位笃信真理的大儒。他历经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感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与此同时，他被无数烈士的鲜血擦亮了眼睛，看清了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完全抛弃了三民主义，正在建立类似袁世凯的独裁政权。为此，他下定决心，在历史急转弯的关头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上述的推理，他应当向胡鄂公等人袒露心迹。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胡鄂公难以做主，一定要通过陈赓向中央负责组织问题的周恩来反映。
二、杨度南下留沪期间，他的同乡老友章士钊俨然已是上海的第一大律师了。同时，他还受聘为杜月笙的首席律师。杜要章为他撑门面，章也需要杜的帮会势力做后盾，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相处极好，一直保持到杜月笙死于香港。这时的杜月笙虽是上海知名的闻人，但他深知自己与学问无缘，是难以在上层社会中露脸显面的，也难以造就更大的事业。因此，他需要章士钊这样的通硕大儒来提高他的身价、地位和名望。当杜听说袁世凯的重臣杨度到了上海，且过着清寒卖字为生的日子，遂请章士钊出面向杨投递门帖，公开声称拜杨为师。对此，杨度不能不想起当年张作霖请他入阁的往事，所以他又像当年请教李大钊那样，通过老友胡鄂公等人向周恩来请示将如何走活这步棋。
周恩来少有大志，远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就思索救国之路。因而，他清楚记得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捧窃国大盗袁世凯当皇帝的丑剧；自然，他也知道北洋军政府通缉杨度，迫杨避患津门的往事。不久，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翌年回国，因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不久，遂西渡欧洲勤工俭学，一去四载。在这期间，他不大可能知道杨度的行踪和政治信仰的猝变。但是，当他于一九二四年初秋回到广州之后，他一定会获悉杨度愿“从公奔走”以及和中共的领袖人物李大钊等人的关系。党的六大之后，他作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且又负责中央特委会，他理所当然地知道胡鄂公的政治身份。就常理而言，他还要通过组织关系向胡鄂公布置统战任务。自然，由胡鄂公做杨度的工作也就成为必然。由此可以断定：这时的周恩来，相当了解杨度的思想情况。
周恩来或许深知杨度这特殊的社会地位，抑或是知道解决杨度入党等事宜非亲自出马不可，因此，当他听完陈赓全部报告之后，遂断然地说道：
“请安排个合适的时间，我要亲自拜会这位杨晢子先生。”
诚如前文所述，杨度倾家营救李大钊等革命烈士之后，几乎是孑身一人来到上海。一年多以来，他为了应付上层社会的各种酬酢，搞得清贫如洗，最后落得靠卖字为生。加之他碍于自己的身份和面子，所开润格高得惊人，很少有人登堂入室买字。结果，一代大儒真的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与此同时，他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故不止一次地萌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然而当他想到自己的经历和地位，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会相信自己吗？”故又陷入茫然、失落的痛苦中。不久以前，他终于向老友胡鄂公说出了自己新的革命追求，并希望与中共要人面谈一次，获得理解，尽快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但是，时日一天天过去了，仍未见有中共要人相约，遂又陷入更为深远的痛苦中。这天晚上，他独自驻步简易的书房之中，时而喟然长叹，时而隔窗眺望长夜中的星空。最后，他走到案几前面，提笔展纸，信笔写下了这副借以明志的有名的联语：
但哦松树当公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事有凑巧，杨度刚刚写完这首联语，年长的仆人走进书房，报告有客人求见。他闻报一怔，下意识地自问：“前来造访的贵客会是谁呢？为什么没有提前约好……”他执笔凝思片时，又很不自信地自问：“难道会是他们？……”故急忙掷笔，边说“有请，有请”，边离开书案相迎。
今晚前来拜访的贵客果真是周恩来。他在陈赓等的陪同下走进杨度的书房门口，恰好迎上惶恐走来的杨度。他主动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杨度的双手，分外热情地说道：
“不用介绍，您就是鼎鼎大名的杨晢子先生。”
杨度一听来者说话的口气，知道来者绝非是一般的中共人士。但是，他一见周恩来的表情，又本能地感到是把他当作了“自己人”，遂又很自然地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慰藉感。当他再一品味“不用介绍，您就是鼎鼎大名的杨晢子先生”这句话，内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愧疚感，故摇了摇头，说：
“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了！”
“不能这样说嘛，”周恩来微笑着摇了摇手，“我记得中山先生曾昭示海内外，说先生‘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嘛！”
杨度听后愕然，没有想到周恩来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背出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评语，足可以知来者非等闲之辈，遂脱口而出：
“没想到先生你……”
“不仅是践行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忠诚弟子，而且还记得中山先生对晢子先生的评价，对吧？”
“对，对……”
接着，杨度闪身一边，伸出右手，微微躬起上身，十分客气地请周恩来、陈赓进书房落座。
周恩来急忙上前，执晚辈礼，挽着杨度先生走进书房。待到他把杨度扶坐在主人的位置之后，他才向着书案旁边的那张太师椅走去。欲要落座，他一眼看见了杨度方才写的那副联语，禁不住地小声念道：
“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好！写得好……”
“好，算不上，这只不过是我心境的真实写照罢了！”
“诗言志嘛！”周恩来说罢落座，望着怅然摇首的杨度，又说道，“我读后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先生写的一副挽联：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先生你……”
“我只是喜爱杨先生文章的一名普通读者。”周恩来边说边望着惊愕不已的杨度先生，遂又深沉地说道，“我以为先生写的这副挽梁启超先生的诗联，不仅公允地评价了梁先生的一生，而且也是先生对自己一生追求的评定。”
“然，然……”杨度为周恩来的学识、谈吐所折服，他虽然尚不知坐在他面前的就是周恩来，但他从与周恩来这短暂的接触中，竟然想起了当年袁世凯书赠的“旷世逸才”这四个字。他或许太想“书归正传”了，可他刚想转移话题的时候，竟然又有些结巴了，“今天，请先生来……”
“就是想和我谈谈‘愿与梅花结后缘’的事。”
“是的，是的，不过嘛，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不知梅花愿否与我这样的人结后缘？”
“今天，我来拜访先生，只能这样相告：当年你和守常先生是有缘分的，只是守常先生猝遭不幸，使得先生暂时失去了后缘之机。”
“是的，是的……”
“至于先生变卖京城家业营救守常……”
“区区小事，为情、为友、为义，我都是应该做的。”
“杨先生，我是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句话的。同时，我也请杨先生相信，只要时令一到，先生必能和梅花喜结后缘的。”
杨度不知何故，竟然站起身来，走到周恩来的面前，紧紧握住业已站起的周恩来的双手，说道：
“有先生这句话，我杨某人就安心了！”
周恩来的谈话是带有很浓的感情se彩的，这使精神长期陷于郁闷的杨度先生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最后，周恩来有意打量了一下这不算大的书斋，说道：
“杨先生，我听说海上闻人杜月笙想帮您把书斋换个大些的，可您……”
“我深知名节的重要。”
“杨先生的意思是……”
“把话说白了吧，”久久未插话的陈赓说道，“他怕后人骂他早年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帮凶，晚年又是青帮大亨的客卿！”
“我看杨先生是多虑了！”周恩来显得是那样的平静，“明太祖朱元璋曾入白莲教，中山先生和洪门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后人谁以此而为难他们呢？”
杨度信服地点了点头。
“杨先生，”周恩来加重了语气，“有朝一日，我等来庆贺先生和梅花结后缘的地方，是在杜月笙为先生安置的书斋里，岂不又增添了几分传奇？”
“好！近期我就主动去往访闻人杜月笙。”
位于旧上海华格臬路有一所戒备虽不森严，却令人望而生畏的豪华宅邸，这就是威震上海滩的杜公馆。毫不夸张地说：上自蒋介石，下到上海的市政军宪的要员，无一不到这座杜公馆“拜码头”。仅就前文所述，杜公馆的主人杜月笙在上海各界所扮演的角色，就可知此公是何等重要的人物了！
对此，杨度是知情的。
虽说杨度因过分清高，或为了表示革面洗心，从未光顾过这座非同凡响的杜公馆，但他的同乡好友章士钊却是这座杜公馆的常客，经常为公馆的主人杜月笙谋划着未来。所以，章士钊与杨度走进杜公馆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他们走进第一进大厅之后，章士钊就颇有兴致地先请杨度参观大厅中的陈设品，并指着大厅正中放着的紫檀木八仙桌，两旁镶着文石镂花的八仙椅，以及镂花紫檀木几上摆着的足有三尺高的福禄寿三星细瓷彩像等装饰品讲个不停。对此，杨度不感兴趣，从内心讲还认为有些俗气。杨度于无意中蓦然抬头，看见大厅正中朝南的墙上挂着一副黑底金字的对联，上书：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杨度一看墨迹，知道出于黎元洪任大总统时的秘书长饶汉祥的笔下；再一看这副联语的内容，意寓杜月笙富甲王侯、食客三千的王者气派。因此，他的内心中泛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他为了尽快离开此地，有情绪地问道：
“杜先生在什么地方召见我这个食客？”
“老兄可不是杜先生门下的食客，而是由我作伐，拜老兄为先生。”章士钊看了看表情阴沉的杨度，故作神秘状，“你是杜先生的贵客，按杜先生的规矩，在第二大厅拜你为先生。”杜公馆的第二大厅是一座西式客厅：地上铺着猩红色的地毯，四周摆着成套原色的牛皮沙发，墙上悬挂的也多是西方的画作，就连茶几上陈放的茶具，也是英国产的喝咖啡用的瓷器。杨度由第一大厅来到这座西式大厅的直感是：崇尚洋风才是杜月笙的本质啊！这是因为他是靠着洋主子起家的哟。
杜月笙在闻人面前，是龙头老大的气派；在政界要人面前，他则是蒋介石顾问的形象；他在社会名流面前，遂又摆出一副名流中的名流的样子；今天，他拜见一代大儒杨度，又按着祖宗的教诲执弟子礼，就连讲话的语气也变得分外文雅了：
“我早就听行严先生说过，晢子先生是湘籍大儒王闽运先生的高足，又是我国当代名满天下的宪政专家，能得到您的指点，真是三生有幸啊！”
对此，杨度绝无受宠若惊的感觉，相反他却感到有些别扭。另外，他清楚杜月笙出身卑贱，素无传统文化的根基，故表情有些冷峻地说：
“我是笃信英雄不论出处的。我虽然是湘籍通硕大儒的高足，却有悖于恩师的教诲；中山先生虽是一名普通的华侨弟子，他却能开一代先河，不仅是推翻帝制的第一元勋，而且还创立了新三民主义学说。”
杜月笙听后有些尴尬，再细一品味杨度说的内容，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滋味。为此，他收起想在“圣人面前卖字画”的套路，非常客气地说道：
“先生言之有理，令我茅塞顿开，今后若能常常聚谈，我一定可收胜读十年书之效啊！”
“看，尚未拜师，晢子先生就谈为人之道，而杜先生也执起弟子之礼了！”章士钊从旁打趣地说道。
接着，在章士钊的搭桥下，很快完成了拜师的程序。随即，他们三人就又进入随意闲谈阶段。杜月笙颇有感慨地说道：
“我还听行严先生说过，先生虽是一代大儒，却急公好义，为朋友事可以两肋插刀。”
“是的，是的，”章士钊不失时机地敲着边鼓，“所以他才落得今天的下场，在上海滩靠卖字画为生。”
“我也是一个重友情、爱交友的人啊！”杜月笙说罢叹了口气，“用我们的行话说，做人不能不吃‘三碗面’哟！”
“请教杜先生，何为‘三碗面’呢？”杨度有些惊诧地问道。
“实际上是句大俗话，”杜月笙粲然一笑，“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说句老实话，在现今的社会里，这三碗面是很不好吃的啊！”
杨度听后颇多感触，在杜月笙的嘴里，竟然倒出了处世做人的大道理，故不无感慨地说：
“是啊，靠吃这‘三碗面’做人的人，一定不是正派的人；可是细想一下，又有哪一个自称正派的人，不是靠吃这三碗面过日子的呢！”
“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杜先生刚刚入室，就随着晢子先生变成哲人了！”章士钊十分得体地从旁打着哈哈。
“听行严先生说，先生生活艰难，住处狭小，弟子愿月送五百大洋。另外，我在薛华立路有一幢房子，虽说不大，但还整洁，愿奉送先生，请万勿推辞。”
“初次相见，就蒙受厚爱，令我……”
“受之无愧，他日杜先生还有借重的时候嘛！”章士钊说道。
就这样，杨度成了杜月笙有所借重的客卿。同时，他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住在杜公馆中的战略情报员。一天，他将一盒雪茄交给陈赓，并请陈赓转给中央。周恩来打开雪茄盒一看，是一份有关南京近期召开三中全会前后政治走向的战略情报。对此，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暗自说道：
“杨先生的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