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有些读者会把《未来世界》当做一部科幻小说，我对此有些不同意见。写未来的小说里，当然有很多属于科幻一类，比如说威尔斯（Wells.H.G.）的很多长篇小说，但若把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列入科幻，我就不能同意。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1984》中并不是主题。我们把写过去的小说都叫做历史小说，但卡尔维诺的小说《我们的祖先》里，也毫无真实历史的影子。有一些小说家喜欢让故事发生在过去或者未来，但这些故事既非对未来的展望，也非对历史的回顾，比之展望和回顾，他们更加关注故事本身。有了这点区别，我们就可以把奥威尔和卡尔维诺的作品从科幻和历史小说中区别出来，这些作品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小说。我想，这个名称就够了。
我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家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起码，和秃顶的大学教授相比，大家总觉得他们不像些知识分子。但我总以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敏锐的读者可能会说，我写这些无非是要说明，我写的是小说，我是知识分子。我的用意就是如此。有种文艺理论以为，作品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我认为，起码现实生活中的大多场景是不配被写进小说里的。所以，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至于说到知识分子，我以为他们应该有些智慧，所以，在某些方面见解与常人是不同的。我是这样想的。至于《未来世界》能不能使读者体会到这些想法，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1995年4月7日于北京
上篇我的舅舅
第一章
一
我舅舅上个世纪（二十世纪）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确的说法是不该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笔记、相片，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个肤色黝黑的大个子，年轻时头发很多，老了就秃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只是：当时烧煤，烧得整个天空乌烟瘴气，而且大多数人骑车上班。自行车这种体育器械，在当年是一种代步工具，样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两个轮子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钢管架子，还有一根管子竖在此架子之上。流传到现在的车里有一小部分该管子上面有个车座，另一部分上面什么都没有；此种情形使考古学家大惑不解，有人说后一些车子的座子遗失了，还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当时的人里有一部分是受信任的，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有座的车就属于他们。另一部分人不受信任，所以必须一刻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到活下去的权利，故而这种不带座子的自行车就是他们对gang门、会**实施自残自虐的工具。根据我的童年印象，这后一种说法颇为牵强。我还记得人们是怎样骑自行车的。但是我不想和权威争辩——上级现在还信任我，我也不想自讨没趣。
我舅舅是个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发表过，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因为这个原故，他的作品现在得以出版，并且堆积在书店里无人问津。众所周知，现在和那时大不一样了，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走向了光明。——不管怎么说吧，作为外甥，我该为此大为欢喜，但是书商恐怕会有另一种结论。我舅舅才情如何，自然该由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来评判，我知道的只是：现在纸张书籍根本不受欢迎，受欢迎的是电子书籍，还该有多媒体插图。所以书商真的要让我舅舅重见天日的话，就该多投点资，把我舅舅的书编得像点样子。现在他们又找到我，让我给他老人家写一本传记，其中必须包括他骑那种没有座的自行车，并且要考据出他得了痔疮，甚至前列腺癌。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我舅舅患有各种疾病，包括关节炎、心脏病，但上述器官没有一种长在gang门附近，是那种残酷的车辆导致的。他死于一次电梯事故，一下子就被压扁了，这是个让人羡慕的死法，明显地好于死于前列腺癌。这就使我很为难了。我本人是学历史的，历史是文科；所以我知道文科的导向原则——这就是说，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应当导向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结论。我舅舅已经死了，让他死于痔疮、前列腺癌，对我们有利，就让他这样死，本无不可。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知死在电梯里的那个老头子是谁了。他死时我已经二十岁，记得事。当时他坐电梯要到十四楼，却到了地下室，而且变得肢体残缺。有人说，那电梯是废品，每天都坏，还说管房子的收了包工头的回扣。这样说不够“导向”——这样他就是死于某个人的贪心、而不是死于制度的弊病了。必须另给他个死法。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因为我在中文系修了好几年的写作课，专门研究如何臭编的问题。
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这么说还是不明白。无数的史学同仁就因为弄不明白栽了跟头。我有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说到生活，就是今天比过去好；说到老百姓，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坏。这样导出的结论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们”是谁。
我舅舅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生于195年，长大了遇上了“文化革命”，到农村去插队，在那里得了心脏病。从“导向”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太过久远，故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后来怀才不遇，作品发表不了。这时候他有四十几岁，独自住在北京城里。我记得他有一点钱，是跑东欧做买卖挣的，所以他就不出来工作。春天里，每天下午他都去逛公园，这时候他穿了一件黄色灯芯绒的上衣，白色灯芯绒的裤子，头上留着长长的头发。我不知道他常去哪个公园，根据他日记的记载，仿佛是西山八大处，或者是香山一类的地方，因为他说，那是个长了一些白皮松，而且草木葱茏的地方。我舅舅的裤子膝盖上老是鼓着大包，这是因为他不提裤子。而这件事的原因又是他患过心脏病，假如束紧裤带就会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个原故，他看上去很邋遢。假如别人知道他是个大作家，也就不会大惊小怪，问题就在于别人并不知道。他就这样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来，叼在嘴上。这时候路上没有人，只有一位穿蓝色大褂的男人在扫地。后者的视线好像盯在地上，其实不是的。众所周知，那个公园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书：山上一级防火区，禁止抽烟，违者罚款×元。这个×是一变数，随时间增长。我的一位卓越的同事考证过，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增长除了体现了上世纪对防火的重视，还给受罚者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位穿蓝工作服的朋友看到我舅舅掏烟就心中窃喜，因为我舅舅不像会讨价还价的人，而且他交了罚款也不像会要收据。我舅舅叼着烟，又掏出一个打火机。这使扫地工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但是他打了一下，没有打出火，就把火机放回口袋，把香烟放回烟盒，往山下走去，而那位扫地工则跟在他身后。后者想到，他的火机可能出故障了，就想上前去借给他一盒火柴，让他点着香烟，然后把他捉住，罚他的钱；但是这样做稍嫌冒昧。我舅舅在下山的路上又掏了好几次烟，但是都没打着火。最后他就走出公园，坐上公共汽车，回家去了。那位工友在公园门口顿了顿笤帚，骂他是神经病，他也没有听到。据我所知，我舅舅没有神经病。他很想在山上抽烟，但是他的火机里既无火石，也没有丙烷气。他有很多火机，都是这样的。这都是因为他有心脏病，不敢抽烟，所以把烟叼在嘴上，虚打一下火，就算是抽过了。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又有一个坏处。好处是他可以在一切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坏处是吸完以后的烟基本保持了原状，所以就很难说他消费了什么。他每个星期天必定要买一盒香烟，而且肯定是万宝路，每次买新烟之前，旧烟就给我了。我当时正上初一，虽然吸烟，但是没有烟瘾；所以就把它卖掉。因为他对我有这种好处，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老家伙喜欢用牙来咬过滤嘴，我得用单面刀片把牙咬过的地方切掉，这种短香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他已经死了多年，这种香烟的来源也断绝了很多年。但是我现在很有钱，不需要这种香烟了。
二
以上事实又可以重述如下，我有一位舅舅，穿着如前所述，1999年某日，他来到西山上的一座公园里。当时天色将晚，公园里光线幽暗，游人稀少。他走到山路上，左面是山林，故而相当黑；右面是山谷，故而比较明亮。我舅舅就在右面走着，用手逐根去攀细长的灯杆——那种灯杆是铁管做的。后来他拿出了香烟，叼在嘴上，又拿出了打火机，空打了两下；然后往四下看了看，转身往山下走。有一个穿黑皮茄克的人在他身后用长把笤帚扫地，我舅舅经过他身边时，打量了他一下，那人转过脸去，不让他看到。但是我舅舅嗅到了一股麝香味，这种气味在上个世纪是香水必有的气味。我舅舅觉得他不像个扫地的人，天又晚了，所以我舅舅加快了脚步。但是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这当然是那位身穿黑皮茄克的扫地工跟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走快了没有用处，所以他又放慢了脚步，也不回头。走到公园门口时，忽然听到个浑厚的女中音在身后叫道：站住！我舅舅就站住了。那个穿黑皮茄克的人从暗处走了出来，现在可以看出她是个女人，并且脚步轻快，年龄不大。她从我舅舅身边走过去，同时说道：你跟我来一下。这时候我舅舅看了一眼公园的大门，因为天黑得很快，门口已是灯火阑珊。他很快就打消了逃跑的主意，跟着那个女人走了。
刚才的一段就是我给我舅舅写的传记，摘自第一章第一节。总的来说，它还是中规中式，看不出我要为它犯错误，虽然有些评论家说，从开头它就带有错误的情调和倾向。凭良心说，我的确想写个中规中式的东西，所以就没把评论家的话放在心上。众所周知，评论家必须在鸡蛋里挑出骨头，否则一旦出了坏作品，就会罚他们款。评论家还说，我的作品里“众所周知”太多，有挑拨、煽动之嫌。众所周知是我的口头禅，改不掉的。除此之外，这四个字还能带来两分钱的稿费，所以我也不想改。
我舅舅有心脏病，动过心脏手术，第一次手术时，他还年轻，所以恢复得很好。后来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所以酝酿要动第二次手术。但是还没等去医院，他就被电梯砸扁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医院不负责任，第一次心脏手术全动在胃上了。因为这个原故，手术后他的心脏还是那么坏，还多了一种胃病。不管根据哪种说法，他都只动了一次手术，胸前只有一个刀疤。除了这个刀疤之外，他的身体可称完美，肌肉发达，身材高大，简直可以去竞选健美先生。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的物理老师也常来吃饭，她就住在我们家前面的那栋楼，在家里我叫她小姚阿姨。这位小姚阿姨当时三十岁刚出头，离了婚，人长得非常漂亮，每次她在我家里上过厕所后，我都要抢进去，坐在带有她体温的马桶上，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她竟看上了我舅舅这个痨病鬼——可能看上了他那身块儿吧。我舅舅心脏好时，可以把一副新扑克牌一撕两半，比刀切的都齐，但那时连个屁都撕不开。除此之外，他的嘴唇是乌紫的，这说明他全身流的都是有气无力的静脉血。在饭桌上他总是一声不吭，早早地吃完了，说一声：大家慢慢吃。把碗拿到厨房里，就走了。小姚阿姨举着筷子说道：你弟弟很有意思。这话是对我妈说的。我马上加上一句：他有心脏病。我妈妈说：他准备过段时间去做手术。小姚阿姨说：他一点不像有病的人。要是有机会，想和他聊聊。我妈说：他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只是有点腼腆。我说：他没工作，是个无业游民。小姚阿姨说：小鬼，乱插嘴，你该不是嫉妒吧。我妈就笑起来。我就离开了饭桌。后来听见她们嘀咕，我妈说：我弟弟现在恐怕不行。小姚阿姨说：我对那事也不是太感兴趣。我妈就说：这件事你要多考虑。我就冲过去说：对！要多多考虑，最好别理他。小姚阿姨就说：这小子！真的爱上我了！我说：可不是吗。我妈就说：滚蛋！别在这里耍贫嘴。我走开了。这是依据前一种说法，也就是我所见到，或者我舅舅日记里有记载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常常是靠不住的，故而要有另外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小姚阿姨就是那个穿黑皮茄克的女人，但是在这种说法里，她就不叫小姚阿姨了。她在公园里叫住了我舅舅，把他带到派出所去。这地方是个灰砖的平顶房子，外形有点像厕所，所以白天游人多时，常有人提着裤子往里闯。但是那一次没有游人，只有一个警察在值班，并且不断地打呵欠。她和他打过招呼后，就带着我舅舅到里面去，走到灰黄色的灯光里。然后就隔着一个桌子坐下，她问道：你在公园里干什么？我舅舅说：散步。她说：散步为什么拿打火机？我舅舅说，那火机里没火石。没火石你拿它干吗？我舅舅说：我想戒烟。她说：把火机拿给我看看。我舅舅把火机递给她，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塑料打火机，完全是透明的，而且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壳子。现在好像是没有问题了。那个女人就放缓了声调说：你带证件了吗？我舅舅把身份证递了上去。她看完以后说：在哪儿上班？我舅舅说：我不上班，在家里写作。她说：会员证。我舅舅说：什么会员证？那女人说：作协的会员证。我舅舅说：我不是作协会员。她笑了：那你是什么人呢？我舅舅说：你算我是无业人员好了。那女人说：无业？就站起来走出屋去，把门关上了。那个门是铁板做的，“哐”的一声，然后唏里哗啦地上了锁。我舅舅叹了口气，打量这座房子，看能在哪里忍一夜，因为他以为人家要把他关在这里了。但是这时墙上一个小窗口打开了，更强的光线从那里射出来。那个女人说道：脱衣服，从窗口递进来。我舅舅脱掉外衣，把它们塞了过去。她又说：都脱掉，不要找麻烦。我舅舅只好把衣服都脱掉，赤身裸体站在鞋子上。这时候她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强健的身体，胸腹、上臂，还有腿上都长了黑毛。我舅舅的家伙很大，但悬垂在两腿之间。这房子里很冷，他马上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于是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眯着眼睛往窗口里看。后来他等来了这样一句话：转过身去。然后是：弯腰。最后是：我要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这么个人。往哪儿打？平心而论，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怪。上上下下都看到了，有这个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三
根据前一种说法，小姚阿姨用不着把我舅舅带到派出所，就能知道他身体是什么模样，因为我们一起去游过泳。我舅舅穿一条尼龙游泳裤，但是他从来不下水，只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倒是会水，只是水一淹过了胸口就透不过气，所以顶多在河里涮涮脚。小姚阿姨穿一件大红的尼龙游泳衣，体形极棒。美中不足的是她不刮腋毛，露出腋窝时不好看。我认为她的Ru房很接近完美的球形，腹部也很平坦。不幸的是我那时瘦得像一只小鸡，没有资格凑到她身边。而她总爱往我舅舅身边凑，而且摘下了太阳镜，仔细欣赏他那个大刀疤。众所周知，那个疤是一次针麻手术留下的。针麻对有些人有效，但对我舅舅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在手术台上疼得抖了起来，当时用的是电针，针灸大夫就加大电流，最后通的几乎是高压电，把皮肉都烧煳了，后来在穴位上留下了和尚头顶那种香疤，手术室还充满了烧肉皮的烟。据我妈说，动过了那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大爱讲话。小姚阿姨说，我舅舅很cool，也就是说，很性感。但是我认为，他是被电傻了。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是吗？这话傻子也会说。那时候小姚阿姨快决定嫁给他了，但我还没有放弃挑拨离间的打算。等到我和她在一起时，我说：我舅舅毛很多。你看得见的就有这么多，没看见的更多。他不是一个人，完全是张毡子。小姚阿姨说：男子汉大丈夫，就该有些毛。这话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当时没有什么毛，还为此而自豪，谁想她对这一点评价这么低。我就叹口气说：好吧，你爱和毡子睡，那是你的问题。她听了拧了我一把，说：小鬼头！什么睡呀睡，真是难听。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末，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万恶的旧世纪。不管在什么世纪，都会有像小姚阿姨那样体态婀娜、面目姣好的女人，性情冲动地嫁给男人。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事。不幸的是，她要嫁的是我舅舅这个操蛋鬼。
谈到世纪，就会联想到历史，也就是我从事的专业。历史中有一小部分是我经历过的，也就是三十年吧，占全部文字历史的百分之一弱。这百分之一的文字历史，我知道它完全是编出来的，假如还有少许真实的成分，那也是出于不得已。至于那下余的百分之九十九，我难以判断其真实性，据我所知，现在还活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判断，这就是说，不容乐观。我现在正给我舅舅写传记，而且我是个有执照的历史学家。对此该得到何种结论，就随你们的便吧。我已经写到了我舅舅被穿黑皮茄克的女人带进了派出所，这个女人我决定叫她F。那个派出所的外貌里带有很多真实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小时候和一群同学到公园里玩，在山上抽烟被逮住了，又交不出罚款来，就被带到那里去了。在那里我掏出我舅舅给我的短头香烟，对每一个警察甜蜜地说道：大叔请抽烟。有一个警察吸了一根，并且对我的前途做了一番预言：“这么点年纪就不学好，长大了一定是坏蛋。”我想这个预言现在是实现了，因为我已经写了五本历史书。假如认为这个标准太低，那么现在我正写第六本呢。那一天我们被扣了八个钟头，警察说，要打电话给学校或家长让他们来领我们，而我们说出来的电话号码全是假的。一部分打不通，能打通的全是收费厕所——我把海淀区收费厕所的电话全记住了，专供这种时候用。等到放出来时，连末班车都开走了，就叫了一辆出租回家。刨去出租车费，我们也省了不少钱，因为我们五个人如果被罚款，一人罚五十，就是二百五，比出租贵二十五倍，但是这种勤俭很难得到好评。现在言归正传，F搜过了我舅舅的衣服，就把它们一件一件从窗口扔了回去，有的落在我舅舅怀里，有的落在地上。但是这样扔没有什么恶意。她还说：衬衣该洗了。我舅舅把衣服穿上，坐在凳子上系鞋带，这时候F推门进来。我舅舅放下鞋带，坐得笔直。除了灯罩下面，派出所里黑色很多，F又穿了一件黑茄克。
纳博科夫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颜色单调是压抑的象征。我舅舅和F的故事也有一个纯粹黑黄两色的开始。我们知道，白色象征着悲惨。黄色象征什么，我还搞不大清楚。黑色当然是恐怖的颜色，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我舅舅坐在F面前，不由自主地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然后又把它收了起来。F说，你可以抽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火柴扔给了他。我舅舅拿起火柴盒，在耳边摇了摇，又放在膝盖上。F瞪了一下眼睛，说道：“哞？”我舅舅赶紧说：我有心脏病，不能抽烟。他又把火柴扔回去，说了谢谢。F伸直了身子，这样脸就暴露在灯光里。她化过妆，用了紫色的唇膏，涂了紫色的眼晕，这样她的脸就显得灰暗，甚至有点憔悴。可能在强光下会好看一点。但是一个女人穿上了黑皮茄克，就没有人会注意她好看不好看。她对我舅舅说：你胸前有块疤。怎么弄的？我舅舅说：动过手术。她又问：什么手术？我舅舅说：心脏。她笑了一下说道：你可以多说几句嘛。我舅舅说，十几年前——不，二十年前动的心脏手术。针刺麻醉。她说，是吗？那一定很疼的。我舅舅说，是很疼。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也许你会说，这已经超出了正常问话的程度，但是我舅舅没有提出这种疑问。在上个世纪，穿黑皮茄克的人问你什么，你最好就答什么，不要找麻烦。后来她问了一些我舅舅最不愿意谈的问题：在写什么，什么题材，什么内容等等；我舅舅都一一回答了。后来她说道：想看看你的作品。我舅舅就说：我把手稿送到哪里？那个女人调皮地一笑，说道：我自己去看。其实她很年轻，调皮起来很好看。但是我舅舅没有看女人的心情，他在想自己家里有没有怕人看见的东西，所以把头低得很低。F见他不回答，就提高了嗓音说：怎么？不欢迎？我舅舅抬起头来，把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完全暴露在灯光下。他的脸完全是蒙古人的模样，横着比竖着宽。那张脸被冷汗湿透了，看上去像柚子一类的果实。他说自己的地址没有变，而且今后几天总在家。
我舅舅的手稿是什么样子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种说法是用墨水写在纸上的，每个字都像大写的F一样清楚。开头他写简体字，后来变成了繁体，而且一笔都不省。假如一个字有多种变体，他必然写最繁的一种，比方说，把一个雷字写四遍，算一个字，还念雷。后来出他的作品时，植字的老要查康熙字典，后来还说：假如不加发劳务费，这活他们就不接。我给他校稿，真想杀了他，假如他没被电梯砸扁，我一定说到做到。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手稿是用牛奶、明矾水、淀粉写在纸上的，但是这些密写方法太简单、太常见了。拿火烤烤、拿水泡泡就露底了。我还知道一种密写方法，就是用王水溶化的金子来写。但是如此来写小说实在是罪孽。实际上不管他用了什么密写方法，都能被显出来，唯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写。我们现在知道，他没有采用最后一种办法。所以我也不能横生枝节，就算他用墨水写在了纸上吧。
四
现在传媒上批判《我的舅舅》，调门已经很高了。有人甚至说我借古讽今，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可怕的罪名。这还不足以使我害怕，我还有一些门路，有些办法。但我必须反省一下。这次写传记，我恐怕是太投入了。但投入的原因可不是我舅舅——我对他没什么感情。真正的原因是小姚阿姨。小姚阿姨当时正要成为我舅妈，但我爱她。
夏天我们到河边去游泳时，我只顾从小姚阿姨的游泳衣缝往里看——那东西实在严实，但也不是无隙可钻，尤其是她刚从水里出来时——所以很少到水里去，以致被晒脱了好几层皮，像鬼一样的黑。小姚阿姨却晒不黑，只会被晒红。她觉得皮肤有点痒时，就跳到水里去，然后水淋淋地上来，在太阳底下接着晒。这个过程使人想到了烹调书上的烤肉法，烤得嗞嗞响或者起了泡，就要拿出来刷层油或者是糖色。她就这么反复泡制自己的皮肉，终于在夏天快结束时，使腿的正面带上了一点黄色。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想看到她从水里出来时背带松弛，从泳衣的上端露出两小块Ru房，如果看到了就鼓掌欢呼。这使她每次上岸都要在肩上提一把。提了以后游泳衣就会松弛下来，连**的印子都没有了，这当然是和我过不去的举动。她走到我身边时，总要拧我一把，说道：小坏蛋，早晚我要宰了你。然后就去陪我舅舅。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她也腻了，就来和我坐一会儿，但是时时保持警惕，不让我从她两乳之间往里看；并且说，你这小坏蛋，怎么这么能让人害臊。我说：我舅舅不让人害臊？她说不。第一，我舅舅很规矩。第二，她爱他。我说：像这么个活死人，你爱他什么？不如来爱我。她就说：我看你这小子是想死了。假如姚老师爱上初一的男生，一定是个天大的丑闻。她害怕这样的事，就拿死来威胁我。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不可取的事，但还是觉得如此调情很过瘾。
我舅舅被F扣在派出所，在那里坐了很久。值班的警察伸着懒腰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了一趟，斜着眼睛打量了他一眼，说道：这家伙干什么了？他以为我舅舅是个露阴癖，还建议说，找几个联防队员收拾他一顿，放走算了。F说：这一位是个作家。警察耸耸肩说，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他又说：困了，想睡会儿。F说，那就睡去吧。警察说：这家伙块头不小，最好把他铐起来。F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警察就说：那我也不能去睡。出了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责任。F就从抽屉拿出一副手铐来，笑着对我舅舅说：你不反对吧？我舅舅把双手并着一伸。那位警察拿了铐子，又说：还得把他鞋带松开，裤带抽掉。我舅舅立刻松掉鞋带，抽掉裤带，放在地上。于是那位警察给他戴上手铐，捡起皮带往外走，嘴里还说：小心无大害。F说道：把门带上。现在房间里只剩了他们两个人了。
现在该说说我自己长大以后的事了。出于对未遂恋情的怀念（小姚阿姨是学物理的），我去考了北大物理系，并且被认为是自北大建校以来最具天才的学生，因为我只上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提出了五六个取代相对论的理论体系。当然，让不让天才学生及格，向来是有争论的。等到本科毕业时，我已经不能在物理学界混了，就去考北师大的历史研究生。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是理论物理研究构想的对象，故此学物理的人改行搞历史，也属正常。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或者按师姐师兄们的话来说，掉进了屎（史）坑，后来以一篇名为《始皇帝嬴政是阴阳人》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也得到了历史学家的执照，一张信用卡，还有一辆新车的钥匙。除了那张执照，其他东西都是出版公司给的，因为每个有照的历史学家都是畅销书作家。这时候小姚阿姨守了寡，每个周末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还说：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我总是去的，但不是去吃东西（我正在减肥），也不是去缅怀我舅舅，而是给她拿主意。第一个主意是：你的弹性太差了，去做个隆乳手术吧。第二个主意则是叫她去整容。每个主意都能叫她痛哭一顿，但是对她有好处。最后她终于嫁到了一个有钱的香港商人，现在正和继女继子们打遗产官司。不管打赢打输，她都将是个富婆。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学物理只能去当教师，这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差事；当商人的老婆就要好得多。当小说家也要倒霉，因为人家总怀疑你居心叵测；当历史学家又要好得多。还有一个行当是未来学家，不用我说你就能想到这也是好行当。至于新闻记者，要看你怎么当。假如出去采访，是坏行当。坐在家里编就是好行当。用后一种方法，最能写出一片光明的好新闻。
我舅舅和F在派出所里。夜里万籁无声，我舅舅没有了裤带，手又铐在一起，所以衣服松塌塌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或者空了一半的布口袋。F往后一仰，把腿跷到桌子上，把脸隐藏到黑暗里，说道：别着急。现在公园关了门，放你你也出不去。等明天吧。我舅舅点点头，用并在一起的手从口袋里掏出烟来，叼在嘴上，想了一想说：我想抽支烟。F说：抽吧。我舅舅说：没有火。F用脚尖踢踢桌上的火柴，说：自己拿。我舅舅把烟取下来，放到手里一握，烟变成了碎末。F见到后，想道：我忘了他没有裤带；然后起身拿了火柴走过去，从他口袋里取出香烟，自己吸着了，放到我舅舅嘴上，说道：你不要急躁嘛。我舅舅应道：是。然后她手里拿了那盒烟说：我也想抽一支。有没有你没咬过的？我舅舅双手捧着烟，摇了摇头。这个样子像只耍把戏的老狗熊。F看了笑了一笑，伸手揪揪他的头发，说道：头发该理了。然后挑了一支我舅舅咬得最厉害的烟来吸。这种情况说明，她问我舅舅有没有没咬过的烟，纯粹是没话找话。
现在我想到，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叫F。F是female之意。同理，我舅舅应该叫做M（male）。F和M各代表一种性别取向，这样用恰如其分。F穿了一双鹿皮的高跟靴子，身上散发着香水味，都是取向所致。我舅舅坐在凳子上像只耍把戏的老狗熊，这也是取向所致。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着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我所写到的这些，就是历史。
五
我说过，我写的都是历史，历史是一种护身符。但是每一种护身符用起来都有限度。我必须注意不要用过了分。小时候我和小姚阿姨调情（现在看来叫做调戏更正确），觉得很过瘾；这是因为和女同学约会、调情都很不过瘾。那些人专会说傻话，什么“上课要认真听讲”，“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之类，听了让人头大如斗，万念俱灰。我相信，笼养的母猪见了种猪，如果说道“咱们好好干，让饲养员大叔看了高兴”，后者也会觉得她太过正经，提不起兴致来；除此之外，我们毕竟还是人，不是猪，虽然在这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小姚阿姨比她们好得多，游泳时，她折腾累了，就戴上太阳镜，躺下来晒太阳，把头枕在我舅舅肚子上。看到这个景象我马上也要躺倒，把头枕在她肚子上，斜着眼睛研究她饱满的胸膛，后来我就得了很� ��重的内斜视，连眼镜都配不上。我们在地下躺了个大大的Z字。有时候有位穿皱巴巴游泳衣的胖老太太经过，就朝我们摇头。小姚阿姨对此很敏感，马上欠起身来，摘掉眼镜说：怎么了？对方说：不好看。她就说：有什么不好看的？他们都是男的嘛。这当然是她的观点，我认为假如有三位女同性恋者这样躺着就更加好看——假如她们都像小姚阿姨那么漂亮的话。
小姚阿姨其实是很正经的，有时候我用指尖在游泳衣下凸起的地方触上一下，她马上就说：想要活命的话，就不要乱伸爪子。这种冷冰冰的口气触怒了我，我马上跳到水里去，潜到河底去。那里的水死冷死冷，我在那里伏上半天，还喝上几大口；然后蹿出水来，往她腿上一躺，冰得她惨叫一声：喂！来治治你外甥！那个“喂”，也就是我舅舅，他爬起来，牙缝里还咬着一支烟，一把捞住我，举起来往水里一扔，有时候能丢出去七八米远。在这个混蛋面前，我毫无还手之力。谢天谢地，他被电梯摔扁了，否则我还会被他摔到水里去。
我舅舅在派出所里吸了一口烟，喷出来时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一个长久不吸烟的人乍抽起来总是这样的。他还觉得胸口有点闷。F在椅子上躺好了，说道：我要睡了。天亮了叫我。就一声不吭了。我舅舅吸完了那支烟，侧过手来看表：当时是夜里三点。他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把头抱住，直到第二天早上人家把他放出去。那天夜里的事就是这样的。
第二章
一
我现在是历史学家了，有关这个行当，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现在我们有了一部历史法，其中规定了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单无矛盾解释。”我记得这是逻辑实证论者的说法，但是这部法里没有说明这一点。一般说来，贼也不愿意说明自己家里每一样东西是从谁那里偷来的。从定义上看，似乎只能有一部历史，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该失业了。但是历史法接着又规定说：“史料就是：1.文献；.考古学的发现；.历史学家的陈述。”有脑子的人都会发现，这个简直是美妙无比，你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只要弄张历史学家的执照就行了。现在还有了一部小说法，其中规定，“小说必须纯出于虚构，不得与历史事实有任何重合之处”，不管你有没有脑子，马上就会发现，他们把小命根交到我们手里了。现在有二十个小说家投考我的研究生，但我每年只能招一个。这种情况说明，假如我舅舅还活着，肯定是个倒霉蛋。说不定他还要投考我的研究生哩。小姚阿姨至今认为，她嫁给我舅舅是个正确的选择，她说这是因为我舅舅很性感。我说，他性感在何处？她说，你舅舅很善良，和善良的人zuo爱很快乐。我问：你们经常zuo爱吗？她说：不经常。想了一下又说：简直很少做。除此之外，什么是善良她也说不大清楚。这种情况说明她智力有限，嫁给商人或者物理学家尚够，想嫁给历史学家就不够了。
F也觉得我舅舅性感，但是这种性感和善良毫无关系。她有时想到我舅舅发达的胸大肌，紧缩着的腹部，还有那个发亮的大刀疤——那个刀疤像一张紧闭着的嘴——就想再见到他。除此之外，她还想念我舅舅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无声地下垂的生殖器，她觉得在这些背后隐含了一种尊严。这种想法相当的古怪，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在工作的时间里，她见过很多张男人的脸，有的谄笑着，有的激愤得涨红，不论是谄笑，还是激愤，都没有尊严；她还看到过很多男性生殖器，有的被遮在叉开的五指背后，有的则嚣张地直立着；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尊严。相比之下，她很喜欢我舅舅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她常到山道上去等他，但是我舅舅再也不来了。
后来我舅舅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因为他觉得提着裤子的感觉不很愉快。但是他一直在等F大驾光临。他觉得F一定会去找他，这件事就这样简单地过去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待在家里等着。他们就这样等来等去，把整个春天都等过去了。
夏天快过完时，小姚阿姨决定了和我舅舅结婚。这个决定是在我舅舅一声不吭的情况下作出的。每天早上她都到我们家里来等我舅舅，但是我舅舅并不是每天都来。等到早上快要过去时，她觉得不能再等了，就和我一起出去买东西。她穿上高跟鞋比我高一个头，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我还会长高呢。结果事实不出我所料，我现在有一米九十几，还有点驼背。当时我穿了一双塑料拖鞋、小背心和运动短裤，跟在小姚阿姨的背后，胳臂和腿都特别脏。她教训我说：小男孩就是不像样。女孩子在你这个岁数，早就知道打扮了。我很沉着地说：你们那个性别就是爱虚荣。这种老气横秋的腔调把她吓了一跳。我记得她老往女内衣店里跑，还让我在外面等着。等到在快餐店里歇脚时，她才露出一点疑虑重重的口风：你看你舅舅现在正干什么？我说：他大概在睡觉。听了这话，小姚阿姨白净的脸就有点发黑，她恶狠狠地说：混账！这种日子他居然敢睡觉！这是一条重要经验：挑拨离间一定要掌握好时机。我舅舅当然可能是在睡觉，但是那一天他必然是觉得很不舒服才在家睡觉的。我又顺势说到我舅舅在想当作家前是个数学家，这两种职业的男人作为丈夫都极不可靠。小姚阿姨听了这番话，沉吟了半晌，然后紧紧连衣裙的腰带，把胸部挺了挺说：没关系。一定要把他拖下水。小姚阿姨是个知识妇女，这种妇女天生对倒霉蛋感兴趣，所以是不能挽救的了。
初夏里，F来找我舅舅时，穿着白底黑点的衬衣，黑色的背带裙子，用一条黑绸带打了一个领结，还拎了一个黑皮的小包，这些黑色使我舅舅能认出她来。我舅舅住在十四楼上，楼道里很黑。他隔着防盗门，而且一声不吭。直到F说：我能进来吗？他才打开了防盗门，让她格登格登地走了进来——那天她穿了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鞋——朝有光亮的地方走去，径直走进我舅舅的卧室里，往椅子上一坐，把包挂在椅子上，说道：我来看你写的小说。我舅舅往桌上一瞥，说道：都在这里。桌子上放满了稿纸，有些已经发棕色，有些泛了黄色，还有些是白色的。从公园里回来以后，我舅舅就把所有的手稿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她就拿了一部在手里。我舅舅住的是那种一间一套的房子，像这样的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卧室接着阳台，门敞开着。F拿着稿子往外看了一眼，说道：你这套房子不坏。我舅舅坐在她身后的床上，想说“房子是我弟弟的”（我还有一个舅舅在东欧做生意），但是没有说。他想：既然上门来调查，这件事她准知道了。后来她说：给我倒杯茶。我舅舅就到厨房里去。F趁此机会把我舅舅的抽屉搜了一下，连锁着的抽屉也捅开了。结果搜出了一盒避孕套。等我舅舅端着茶回来时，她笑着举起那东西说：这怎么回事？我舅舅愣了一下，想说“这是我弟弟的”（这是实情），但是想到出卖我小舅舅是个卑鄙的行为，就说：和我抽烟一样。这话的意思是说我舅舅不抽烟，口袋里也可以有香烟。但是F不知联想到了什么，脸忽然红了。她把避孕套扔回抽屉，把抽屉锁上，然后把钥匙扔给我舅舅说：收好了。然后就接过那杯茶。这回轮到我舅舅满脸通红：从哪里冒出这把钥匙来？这当然是从她的百宝钥匙上摘下来的，算是个小小的礼物吧。
我家住在一楼，所以就像别人家一样，在门前用铁栅栏围起了一片空地作为院子。我们住的楼房前面满是这样的空地。有人说，这里像集中营，有人说像猪场，说什么的都有。但我对这个院子很满意。院子里有棵臭椿树，我在树下放了一张桌子，一个白色的甲板椅，经常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在我身边的白布底下遮着装修厕所剩下的瓷砖和换下来的蹲式便器。在便器边上有个小帐篷，有时我在里面睡上半夜，再带着一身蚊子咬的大包躲到屋里去。这是一种哲学家的生活。有人从来没过过哲学家的生活，这不足取。有人一辈子都在过哲学家的生活，当然也是没出息的东西。那一年我十三岁，等到过了那一年，我对哲学再也没有兴趣。在那棵树下，那张椅子上，我得到了一些结论，并把它用自己才认识的符号记在纸片上。现在我还留着那些纸片，但是那些符号全都认不得了。其中一些能记得的内容如下：每个人的一生都拥有一些资源，比方说：寿命，智力，健康，身体，X生活；有些人准备把它消费掉，换取新奇、快乐等等，小姚阿姨就是这样的；还有人准备拿它来赚点什么，所以就斤斤计较，不讨人喜欢。除了这两类人，还有别的种类，不过我认为别的种类都属笨蛋之列。我非常喜欢小姚阿姨那类人，而且我又对她的肉体非常的着迷；每当我想到这些事，那个茄子把似的***就直挺挺的。但是这种热情有几分来自哲学思辨，几分来自对她肉体的遐想，我就说不清楚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对哲学的爱好并不那么始终如一。我想孔夫子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未见”当然包括自己在内，他老人家一定也迷恋过什么人，所以就怀疑自己。
二
我说过，我十三岁时，十分热衷于小姚阿姨的身体。我甚至想到，假如我是她就好了。这样我就会有一头黑油油的短头发，白皙的皮肤，穿着连衣裙，挺着沉甸甸的Ru房跑来跑去。这最后一条在我看来是有点累，不过也很过瘾。当然，我要是她，就不会和我舅舅结婚。我认真想过，假如我是小姚阿姨，让谁来分享我美好的肉体，想来想去，觉得谁都不配；我只好留着它，当一辈子老处女。那年夏天，蚊子在我腿上咬了很多包，都是我在院子里睡时叮的。夜里满天星星，我在院子里十分自由，想什么都可以。一个中国人如果享受着思想自由，他一定只有十三岁；或者像我舅舅一样，长了一颗早已死掉、腐烂发臭了的心脏。
我还说过，现在我有一张护身符——我是历史学家，历史可不是人人都懂的。有了它，就可以把想说的话写下来，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假如我年纪小，就有另一张护身符。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保护妇女儿童。有些小说家用老婆、女儿的名义写作，但这也有限度，搞不好一家三口都进去了。最好的护身符是我舅舅的那一种。心都烂掉，人也快死了，还有什么可怕？再说，心脏就是害怕的器官；它不猛跳，你根本不知道怕。我没见过我舅舅怕什么。
F看我舅舅写的小说，看了没几页就大打喷嚏。这是因为我舅舅的稿子自从写好了，就没怎么动过，随着年代的推移，上面积土越来越多。我不喜欢我舅舅，但是既然给他作传，就不得不多写一些。这家伙学过数学，学数学的人本身就古怪，他又热衷于数学中最冷门、最让人头疼的元数学，所以是古怪上加古怪。有一阵子他在美国一个大学里读博士学位，上课时愁眉苦脸地坐在第一排拿手支着脸出神，加上每周必用计算机打出一份paper投到全系每个信箱里，当然被人当成了天才。后来他就觉得胸闷气短，支持不住了。洋人让他动手术，但是他想，要死还不如死在家里，就休学回家来。后来他就住进了我小舅舅的房子，在那里写小说；当然也可以说是在等医院的床位以便做手术，不过等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一点。他自己说，等到把胸膛扒开时，里面准是又腥又臭，又黑又绿。但是直到最后也没人把他胸膛扒开，所以里面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在上个世纪，谁要想动手术，就得给医院里的人一些钱，叫做红包，或者劳务费，或者回扣，我个人认为最后一个说法实属古怪，不如叫做屠宰税恰当。我舅舅对早日躺上手术台并不热心，因为上一次把他着实收拾得不善，所以他一点钱都不给，躲在房子里写一些糟改我小舅舅的小说。
F看着那些小说，打了一阵喷嚏之后就笑了起来。后来她就脱掉高跟鞋，用裙子裹住臀部，把脚跷到桌子上，这样就露出了裹在黑丝袜里的两条腿。她还从包里拿出一小瓶指甲油，放在桌子沿上；把我舅舅的手稿放在腿上，把手放在稿子上面，一面看，一面涂指甲。这是初夏的上午，外面天气虽热，但是楼房里面还相当凉。后来她涂好了指甲，又分开了双腿，把我舅舅的稿子兜在裙子里，低着头看起来。后来，她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包开心果，头也不回地递到了我舅舅面前，说：你帮我打开。我舅舅找剪子打开了开心果，递给她。她把袋口放到鼻子下闻了闻，又把袋子朝我舅舅递了过来，说道：呶。我舅舅不明其意，也就没有接。“呶”了一会儿之后，她就收回了袋子，自己吃起来。与此同时，我舅舅坐在床上出冷汗。假如有个穿黑衣服的人坐在我办公室里，把我的电脑文件一个一个地打开看，我也会是这样。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那女人的牙很厉害，什么都能咬碎。
我现在想到：在我舅舅的故事里，F是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这一点很重要。那一年夏天，有个奥地利的歌剧团到北京来演出，有大量的票卖不掉，就免费招待中学教师，小姚阿姨搞了三张票，想叫我妈也去，但是我妈不肯受那份罪，所以我就去了，坐在我舅舅和小姚阿姨中间。那天晚上演的是《魔笛》，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戏。我舅舅的手始终压在我肩上，小姚阿姨的手始终掐着我的脖子，否则我会跳起来跟着唱。等到散了场，我还是情绪激昂，我舅舅沉吟不语。小姚阿姨说，这个戏我没大看懂。什么夜后啦，黑暗的侍女啦，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舅舅就说：莫扎特那年头和现在差不太多吧。他的意思是说，莫扎特在和大家打哑语。我也不是莫扎特，不知他说得对不对。总而言之，那个戏里有好几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舞姿婆娑，显得很地道。我还知道另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家讨债公司，雇了一帮人，穿上黑西服，打扮得像要出席葬礼，跟在欠账的人屁股后面，不出半天，那人准会还账。我说F穿了一身黑衣服，很显然受了这些故事的启迪。但是这些人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我们欠了他的账，也不是人家要杀我们，而是我们不知他们想干什么，而且他们是不可抗拒的。F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坐在我舅舅的椅子上看他的手稿，看着看着举起杯子来说：再给咱来点水。我舅舅就去给她倒了水来。她把开心果吃完了，又摸出一包瓜子来嗑，还觉得我舅舅的手稿很有趣。凭良心说，我舅舅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是挺好看的。但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
现在评论家们也注意到了F穿着黑衣服，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这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更确切地说，她是我的黑暗心理。这位评论家甚至断言我有变性倾向，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竟然急于把自己阉掉。我认为把**割掉可不是闹着玩的，假如我真有这样的倾向，自己应该知道。另一位评论家想到了党卫军的制服是黑的，这种胡乱比附真让人受不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了《魔笛》。但我也承认，这的确不容易想到。
小姚阿姨的身体在二十世纪很美好，到了二十一世纪也不错，但是含有人工的成分：比方说，脸皮是拉出来的，Ru房里含有硅胶，硬邦邦的，一不小心撞在脸上有点疼。将来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变成百分之百的人造品。在这些人造的成分后面，她已经老了，做起事来颠三倒四，而且zuo爱时没有***。每回干完以后，她都要咬着手指寻思一阵，然后说道：是你没弄对！她像一切学物理的女人一样，太有主意，老了以后不讨人喜欢。我把写成的传记带给她看，她一面看一面摇头，然后写了一个三十页的备忘录给我，上面写着：
1.我何时穿过黑？
.我何时到香山扫过地？
等等。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最近是否吸过可卡因？”我告诉她，F不是她，她惊叫了一声“是吗？”就此陷入了沉思。想了一会儿之后说：假如是这样的话，他（我舅舅）后来的样子就不足为怪了。小姚阿姨的话说明，只要F不是她，这篇传记就是完全可信的了。这是个不低的评价，因为虽然F不是小姚阿姨，我舅舅还是我舅舅。比之有些传记里写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他们本人，这篇传记算是非常真实的了。
三
我舅舅1999年住在北京城，当时他在等动手术的床位，并且在写小说。有一天他到公园去玩，遇上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F。后来F就到了他的小屋里，看他写的未发表的小说。这个女人对他来说，是叵测而且不可抗拒的。说明了这一点，其他一切都迎刃而解。F坐在椅子上看小说，嗑着瓜子，觉得很cool。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她觉得很舒服。后来她决定让自己更舒服一些，就把右手朝我舅舅的大概方位一捞，什么都没捞着。于是她吐出嘴里的瓜子皮，说道：你上哪儿去了？坐近一点。然后她接着嗑瓜子，并且又捞了一把，结果就捞到了我舅舅的右耳朵。然后她顺着下巴摸了下来，一路摸到了领扣，就把它解开，还解开了胸前的另一颗扣子，就把手伸进去。她记得我舅舅胸前有个刀疤，光滑，发亮，像小孩子的嘴唇一样，她想摸摸那个地方。但是她感到手上湿漉漉的。于是她放下了椅子腿，转过身来一看，发现我舅舅像太阳底下暴晒的带纸冰糕，不仅是汗透了，而且走了形。于是她就笑起来：哟！你这么热呀。把上衣脱了吧。然后她又低头去看小说。我舅舅想到：我别无选择。就站了起来，把上衣脱掉放在床上，并且喘了一口粗气。F又看了三四行，抬起头来一看，我舅舅赤着上身站在门口。我已经说过，我舅舅是虎体彪形的一条大汉，赤着上身很好看。F又发现我舅舅的长裤上有些从里面沁出的汗渍，就说：把长裤也脱了吧。我舅舅脱掉长裤，赤脚站在门口。F低下头去继续看小说，而且还在嗑瓜子。门口有穿堂风，把我舅舅身上的汗吹干了。我舅舅垂手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累，就把手扣在脑后，用力往后仰头。这时候F忽然觉得脖子有点酸，就抬起头来看我舅舅。我舅舅赶紧垂手站立，F继续嗑瓜子，并且侧着头，眼睛里带有一点笑意。我舅舅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内裤有点破烂。众所周知，我舅舅那辈人吃过苦，受过穷，所以过度的勤俭。后来她把稿纸一斜，把瓜子皮倒在了地上。然后穿上高跟鞋，站了起来，放下稿子，拿起了自己的包，走到我舅舅面前说：你的内裤不好看。我舅舅的脸就红了。然后她又指指我舅舅的伤疤，说道：可以吗？我舅舅不知所云于是不置可否。于是她就躬下身来，用嘴唇在我舅舅的伤疤上轻轻一触，然后说：下回再来看你的小说，我折好页了，别给我弄乱了。然后就格登格登地走掉了。我舅舅把门关上以后，到卫生间冲了凉，然后就躺倒睡着了。一直睡到了下午，连午饭都没吃。
小姚阿姨说，我舅舅的胸口是凉冰冰的，如果把耳朵凑上去，还能听见后面很遥远的地方在咚咚响。她也很喜欢他的那块刀疤，不仅用嘴唇亲吻，还用鼻子往上蹭。这种情况我撞上了好几回：小姚阿姨半躺在我家的长沙发上，头发零乱，脸色绯红；我舅舅端坐在她身边，胸前的扣子敞开了三四个，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只企鹅一样直挺挺。小姚阿姨说，如果亲热得太久，我舅舅就会很有君子风度地说：我觉得有点胸闷。她觉得我舅舅的表现像个胖胖的、脾气随和的女孩子见了甜食，非常可爱；但我觉得这种联想不仅牵强，而且带有同性恋倾向。
我觉得小姚阿姨对我舅舅有很多误解，举例言之，我舅舅说话慢条斯理，语气平和。她就说：听你舅舅说话，就知道他是个好人。其实不然，我舅舅的每一句话都是按数理逻辑组织起来的，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没有歧义；连个“嗯嗯啊啊”都没有。像我这样自由奔放的人，听见他说话，不仅觉得他讨厌，而且觉得他可恨。事实上，他非常古板，理应很招女人厌。但是像小姚阿姨这样的女人，根本等不到发现他古板，就和他粘到一块了。
现在小姚阿姨很不乐意听我说到我舅舅，倒愿意听我说说F。我到她那里以后，她总要把我让到卧室里去，然后她就坐在床上，对着我抠起了脚丫子——当然，你不要从字面上理解，实际上她是用各种工具在修理趾甲，不过那种翻来掉去的劲头，就像是在抠脚丫。这个时候她穿着一件短睡衣。虽然她的腿和脚都蛮漂亮，我也不爱看这个景象；所以我就说：你可以到美容院去修脚。她答道：等我官司打赢了吧。就在专注于脚的时候，她问：F长得什么样？我说：你猜猜看嘛。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写到过，她涂紫眼晕，用紫唇膏？我说：对呀。她就低下头去，继续收拾脚，并且说：这女孩一定是黑黑的。我心里说：我怎么没想到呢。赶紧掏出个笔记本，把这件事记下来。她还说：用绸带打领结，脖子上的线条一定是蛮好看的。而且她不怕把整个腿都露出来，一定挺苗条的，但个子不太高，因为穿着高跟鞋。高鼻梁大眼睛，头发有点自来卷——带点马来人的模样。然后她就问我：F到底长得什么样？我说：假如不是你告诉我，我还真不知是啥模样。后来她要看F的相片，我就照这个样子到画报上找了一个，是泰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扫到计算机里，又用激光打印出来，中间加工了一下，所以又不能说完全是那位空中小姐——这幅相片我还要用来做插图，可不要吃上肖像权官司。得到照片以后，小姚阿姨端详了她半天，说道：挺讨人喜欢的。我能不能认识一下？我说：你要干吗？搞同性恋吗？把她顶回去了。否则就要飞到泰国去，把那位空姐的母亲请来，因为假如F近二十年前是这位空姐的模样，现在准是空姐的妈了。这件事可以这么解释：F1999年在北京，后来领了任务到泰国去，在那里嫁了人，生下了这位空姐。我这样治史，可谓严谨，同时又给整个故事带来了神秘的气氛。但是这样写会有麻烦，所以就把这些细节都略去吧。
四
有一件事小姚阿姨可以作证，就是我舅舅有一台BP机，经常像闹蛐蛐一样叫起来。他自己说，有些商业伙伴在呼他，但不一定是这么回事。有一次在我家里，闹过以后，他拨回去，对方听他说了几句之后，马上就说：你怎么是男的呀！还有一次，他拨通了以后，就听到F浑厚的女中音：“在家吗？”这种嗓音和美国已故歌星卡朋特一模一样。他说：在我姐姐家吃饭。要马上回去吗？F说：那就不用了。改天再来找你。我舅舅从我家回去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出门了。这或者可以解释小姚阿姨为什么等不到他。不管怎么说，我对此没有任何不满之处，但小姚阿姨就不是这样的了。在商场里，每次看到一对男女特别亲热，她都要恶狠狠地说：我要宰了你舅舅！但是很久以后，我舅舅还活着。听了这句话，我昂起头，把胳臂递过去。她挽着我走上几步，就哈哈笑着说：算了算了，我还是拉着你走吧。有些人上初一时个子就长得很高，但我不是的，所以吃了很多亏。上了初二，我才开始疯长，但已经晚了。总而言之，那一年夏天，我身高一米三二，不像个多情种子的模样。每次她让我在更衣室外等她时，我都只等一小会儿，然后猛地卧倒在地，从帘子底下看进去，看到小姚阿姨高踞在两条光洁的长腿上面，手里拿了一条裙子，朝我说道：小子，你就不怕别人把你逮了去！然而没人来逮我，这就是一米三二的好处，超过了一米五就危险了。
我舅舅在家里第二次看到F时，问了她一句：你现在上着班吗？她可以回答说：上班时间跑你这儿来？我敢吗？如果这样回答，对我舅舅的心脏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她觉得这样回答不够浪漫，所以答道：不该打听的事别瞎打听。我舅舅马上把嘴紧紧闭住，并且想道：好吧，你就是拿刀子来捅我，我也不问了。我个人认为，对付他这样的一条大汉，最好是用手枪，从背后打他的后脑勺。当时是在我舅舅的门厅里，F的穿着和上一次一样，只是背了一个大一点的包。她从我舅舅身边走过去，我舅舅跟在她后面。她到卧室里找到了那份稿子，正要坐下看，忽然听到楼下有人按喇叭，就拿着稿子跑到凉台上去，朝下面说道：喂！然后又说：看牌子！就回来了。当时有个人开了一辆车想进院子，看到另一辆汽车挡路，就按了一阵喇叭。听了F的劝告之后，他低头看看前面那辆车的车牌，看见是公安的车，就钻进自己的车，倒了出去，开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舅舅从另一个窗子里也看到了这个景象。然后她又坐回老地方，忽然把稿子放下来说：差点忘了。就打开皮包，拿出一大堆塑料包装的棉织物来，递给我舅舅说：我给你买的underear。我舅舅有好几年不说英文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是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接了过来，把那些东西放在床上，自己也随后坐在了床上。F就接着看小说，嗑瓜子。过了一会儿她说：怎么样呀？我舅舅说：什么？噢，underear。他拿起一袋来看了看，发现那东西卷得像一卷海带一样，有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都是中国制造，出口转内销的纯棉内裤，包装上印了一个男子穿着那种内裤的髋部，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模样。虽然都是XL，但是捏起来似乎不比一双袜子含有更多的纤维。他说：谢谢。F头也不抬地喷出两片瓜子皮，说道：去试试。我舅舅愣了一会儿，拿起一袋内裤，到卫生间里去了，在那里脱掉衣服，挂在挂衣钩上，然后穿上那条内裤，觉得裹得很厉害；然后他就走出来，垂手站在门边上。这一次F侧坐在椅子上看稿子，把右手倚在椅背上，用左手嗑瓜子。地下很快就积满了瓜子皮。我舅舅不仅不嗑瓜子，而且不吃任何一种零食，所以他看到一地瓜子皮感到触目惊心，很想拿把笤帚来打扫一下。但是他又想：一个不吃零食者的举动，很可能对吃零食的人是一种冒犯。所以他就站着没有动。
小姚阿姨回家时，提着满满当当的一只手提包。我问她：你都买了一些什么呀？她就从包里掏出一袋棉织内衣来，乳罩和三角裤是一套，是水红色的。她问我：这颜色你舅舅会喜欢吗？我看着商标纸上那个女人的胴体出了一阵神，然后说道：你不穿上给我看看，我怎么知道？她在我额头上点了一指头，把那东西收回包里去。这时候我看到她包里这种塑料袋子有一大批，里面的衣服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绿色的。回到家里她问我妈：大姐，你胸围多少？这说明她遇上了便宜货，买得太多了，想要推销出去一些。现在她还有这种毛病，门厅里摆着的鞋三条蜈蚣也穿不了。
女人上街总是像猎人扛枪进了山一样，但是猎取的目标有所不同。比方说我姥姥，上街总是要带一条塑料网兜；并且每次见到我出门，都要塞给我一块钱，并且说：见到葱买上一捆。当然，现在的女人对葱有兴趣的少了，但是女人的本性还是和过去一样。F在街上看到了她以为好的男内裤，就买了一打，这件事没什么难理解之处。她买了这些东西之后，就到我舅舅家里来，让我舅舅穿上它，自己坐在椅子上嗑瓜子、看小说。有一件事必须说明，那就是我舅舅一点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他不想问，他也不关心。
五
小姚阿姨和我舅舅谈恋爱，我总要设法偷听。这件事并不难办，她家的后窗户正对着我的院子，离我的帐篷只有十几米。我们家有台旧音响，坏了以后我妈让我修，被我越修越不成样子，她就不往回要了。其实那台机器一点毛病也没有，原来的毛病也是我造出来的。小姚阿姨不在家时，我撬开她的后窗户进去，把无线话筒下在她的沙发里面，就可以在帐篷里用调频收听他们说话，还可以录音。因为我舅舅在男孩子里行大，小姚阿姨管他叫“老大”。有一天，小姚阿姨听见邻居的收音机在广播他们的谈话，就说：老大，大事不好了！然后还说：我们也没说什么呀！我舅舅“喂喂”地吼了两声，然后说：“你等我一下。”我听到了这里，就从帐篷里落荒而逃，带走了录音带，但是音响过于笨重，难以携走，还是被我舅舅发现了，很快又发现了沙发里的话筒。好在他们还比较仗义，没有告诉我妈。小姚阿姨见了我就用手指刮脸，使我很是难堪。这件事的教训是：想要窃听别人说话，就要器材过硬，否则一定会败露。我听到过小姚阿姨让我舅舅讲讲他自己的事，他就说：我这一生都在等待。小姚阿姨很兴奋地说：是吗，等待谁？我舅舅沉默了一会儿说：等待研究数学，等待发表小说。小姚阿姨拉长了声音说：是吗。然后呢？我舅舅说：我现在还在等待。小姚阿姨说：噢。那你就等待吧。说着她就踢踢蹋蹋地走出去了。这件事说明我舅舅只关心他自己，还说明了女人喜欢被等待。等到窃听的事被发现以后，我就告诉小姚阿姨：我一直在等待你。她听了说：呸！什么一直等待，你才几岁？
在学校里时，老师告诉我们说，治史要有两种态度，一是科学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的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虽然这两种态度互相矛盾，但咱们也不能拿脑袋往城墙上撞。这些教诲非常重要。假如我把话筒的事写入了我舅舅的传记，那我就死定了。众所周知，我们周围到处是窃听器。我想知道我舅舅和小姚阿姨在新婚之夜说什么，有关部门也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这样写，能不是影射、攻击吗？
F在他家里时，我舅舅靠门站着，一声不吭。后来她终于看完了一段，抬起头来看我舅舅，把他� �下打量了一番后，面露笑容，偏着头嗑了一粒瓜子，说：挺帅的，不是吗。我舅舅在心里说：什么帅不帅，我可不知道。然后她又低头去看小说，看一会儿就抬头看一眼我舅舅，好像一位画家在看自己的画。但我舅舅可不是她画的。他是我姥姥生的，生完之后又吃了四十年粮食才长到这么大，不过这一点和有些人很难说明白。她只顾看我舅舅宽阔的胸膛，深凹的腹部，还有内裤上方凸现的六块腹肌。那条内裤窄窄的，里面兜了满满的一堆。她对这个景象很满意，就从桌子上捞起个杯子说：去，给咱倒杯水来。我舅舅接过那个杯子去倒水，感到如释重负。
第三章
一
F和小姚阿姨一直认为我舅舅是个作家，这个说法不大对。我舅舅活着的时候没有发表过作品，所以起码活着的时候不是作家。死了以后遗著得以出版，但这一点不说明问题：任何人的遗著都能够出版，这和活着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死掉是最好的护身符。我认识的几位出版家天天往监狱跑，劝待决犯写东西，有时候还要拿着录音机跟他们上刑场，赶录小说的最后几节。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一去不回了，等他老婆找到他时，人已经躺在停尸房里，心脏、肾、眼球、肝脏等等都被人扒走了，像个大梆子一样——你当然能想到是崩错了人，或者执行的法警幽默感一时发作，但是像这样的事当然是很少发生的。这些死人写的书太多了，故而都不畅销。可以说我舅舅成为作家是在我给他写的传记在报上连载之后，此时他那些滞销的遗著全都销售一空。小姚阿姨作为他的继承人，可多抽不少版税。但是她并不高兴，经常打电话给我发些牢骚，最主要的一条是：F凭什么呀！她漂亮吗？我说：你不是见过相片了吗？她说：我看她也就一般，四分的水平——你说呢？我不置可否地“嗯”了几声，把电话挂上了。F不必漂亮，她不过是碰巧漂亮罢了。我舅舅也不必写得好才能当作家，他不过是碰巧写得好罢了。人想要干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最重要的是不必为后果操心。只要你有了这个条件，干什么、写什么都成，完全不必长得漂亮，或者写得好。
我舅舅和小姚阿姨的谈话录音我还保留着，有一回带到小姚阿姨那里放了一段，她听了几句，就说：空调开得太大！其实当时根本就没开空调。又听了几句，她赶紧把录音机关上了。我舅舅那种慢条斯理的腔调在他死了以后还是那么慢条斯理，不但小姚阿姨听了嗦嗦发抖，连我都直起鸡皮疙瘩。那一回小姚阿姨问他为什么不搞数学了，他说：数学不能让他激动了。后来他还慢慢地解释道：有一阵子，证明一个定理，或者建好了一个公理体系，我的心口就突突地跳。小姚阿姨说：那么写小说能使你激动吗？我舅舅叹了一口气说：也不能。后来小姚阿姨带着挑逗意味地说：我知道有件事能让你激动——就是听到这里，小姚阿姨朝录音机挥了一拳，不但把声音打停，把录音机也打坏了。但我还记得我舅舅当时懒洋洋地说道：是吗——就没有下文了。我舅舅的心口早就不会突突跳了，但是这一点不妨碍他感到胸闷气短、出冷汗、想进卫生间。这些全是恐惧的反应，恐惧不是害怕，根源不在心脏，而在全身每个细胞里。就是死人也会恐惧——除非他已经死硬邦了。
现在该谈谈F在我舅舅那里时发生的事了。他去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桌子上，然后还站在门口。F用余光瞥见了他，就说：老站着干啥，坐下吧。我舅舅就坐在床上，两手支在床沿上。后来F的右手做了个招他的手势，我舅舅就坐近了。F换了个姿势：跷起腿，挺起胸来，左手拿住手稿的上沿，右手搭在了我舅舅的右肩上，眼光还在稿纸上。你要是看到一个像我舅舅那样肌肉发达皮下脂肪很少的男子，一定会怀疑他吃过类固醇什么的。我敢和你打赌说他没有吃，因为那种东西对心脏有很大的害处。F觉得我舅舅肩膀浑圆，现代力士都是这样，因为脖子上的肌肉太发达。她顺着他肩膀摸过来，一直摸到脖子后，发现掌下有一个球形的东西，心里就一愣：怎么喉结长在这里？后来又发现这东西是肉质的，就问：这是怎么了？我舅舅也愣了一下才说：挑担子。有关这件事，我有一点补充：我舅舅不喜欢和别人争论，插队时挑土，人家给他装多少他就挑多少。因此别人觉得他逞能，越装越多。终于有一次，他担着土过小桥时，桥断了，连人带挑子一起摔进了水沟里。别人还说他：你怎么了？连牲口都会叫唤。总而言之，他就是这么个倒霉鬼。但是他的皮肤很光洁。F后来把整个手臂都搭在他脖子上，而我舅舅也嗅到了她嘴里瓜子香味。我已经说过，我舅舅从来不吃零食，所以不喜欢这一类的香气。
现在可以说说我舅舅的等待是什么意思了。他在等待一件使他心脏为之跳动的事情，而他的心脏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器官，先是受到了风湿症的侵袭，然后又成了针刺麻醉的牺牲品，所以衰老得很快。时代进步得很快，从什么都不能有，到可以有数学，然后又可以有历史，将来还会发展到可以有小说；但是他的心脏却衰老得更快。在1999年，他几乎是个没有心的人，并且很悲伤地想着：很可能我什么都等不到，就要死了。但是从表面上看，看不出这些毛病。我舅舅肌肉坚实，皮肤光洁，把双手放在肚子上，很平静地坐在床上。F抬起头来看他的脸，见到他表情平静，就笑吟吟地说：你这人真有意思。我舅舅说：谢谢——他非常的多礼。然后她发现我舅舅的脖子非常强壮，就仔细端详了一阵他的脖子。她很想把自己的绸带给我舅舅系上，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小姚阿姨说，我舅舅很爱她，在结婚之前，不但亲吻过她，还爱抚过。她对我说，你舅舅的手，又大、又温柔！说着她用双手提起裙子的下摆，做了一个兜，来表示我舅舅的手；但是我不记得我舅舅的手有这么大。我舅舅那一阵子也有点兴奋，甚至有了一点幽默感。我们一家在动物园附近一家久负盛名的西餐馆吃饭时，他对服务员说：小姐，劳驾拿把斧子来，牛排太硬。小姐拿刀扎了牛排一下，没有扎进去，就说，给你换一份吧。把牛排端走了。我们吃光了沙拉，喝完了汤，把每一块面包都吃完，牛排还是不来。后来就不等了，从餐馆里出来。他们俩忽然往一起一站，小姚阿姨就对我妈说：大姐，我们今天结婚。我妈说：岂有此理！怎么不早说？我们也该有所表示。我跟着说：对对，你们俩快算了。我舅舅拍拍我的脑袋，小姚阿姨和我妈说了几句没要紧的话，就和我舅舅钻进了出租车，先走了。我感到了失恋的痛苦，但是没人来安慰我。没人把我当一回事，想要有人拿我当回事，就得等待。
F把我舅舅的脖子端详了一阵之后，就对他说：往里坐坐。我舅舅往里挪了挪，背靠墙坐着。F站了起来，踢掉了高跟鞋，和我舅舅并肩坐着，嗑了几粒瓜子之后，忽然就横躺下来，把头枕在我舅舅肚子上。如果是别人，一颗头发蓬松的脑袋枕在肚子上，就会觉得很逗，甚至会感觉非常好。但我舅舅平时连腰带都不敢束紧，腹部受压登时感到胸口发闷。他不敢说什么，只好用放在腹部的手臂往上使劲，把她托起一点。因此他胸部和肩膀的肌肉块块凸起，看起来就如等着健美裁判打分，其实不是的。F先是仰卧着，手里捧着一些稿纸，后来又翻身侧卧，把稿纸立在床面上。这样她就背对着我舅舅，用一只手扶着稿子，另一只手还可以拿瓜子。在这种姿势之下，她赞叹道：好舒服呀！我认为，我舅舅很可能会不同意这句话。
二
我很喜欢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骑士》。这位骑士是这样的，可以出操、站队，可以领兵打仗，但是他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揭开他的面甲，就会看到一片黑洞洞。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不存在的骑士也可以吃饭，虽然他只是把盘子里的肉切碎，把面包搓成球；他也能和女人zuo爱，在这种情况下，他把那位贵妇抱在怀里，那女人也就很兴奋、很激动。但是他不能脱去铠甲，一脱甲，就会彻底涣散，化为乌有。所以就是和他做过爱的女人也不知他是谁，是男是女，更不知他们的爱情属于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范畴。你从来也看不见F打呵欠，但是有时会看到她紧闭着嘴，下颌松弛，鼻子也拉长了，那时她就在打呵欠。你也从来看不到她大笑，其实她常对着你哈哈大笑，但是那种笑只发生在她的胸腹之间，在外面看不见。躺在我舅舅肚子上看小说时，她让我舅舅也摸摸她的肚子，我舅舅才发现她一直在大笑着（当然，也发现了她的腹部很平坦）。这一点很正常，因为我舅舅的风格是黑色幽默。由于这种笑法，她喝水以后马上就要去卫生间。她笑了就像没笑，打了呵欠就像没打，而不存在的骑士吃了就像没吃，做了爱就像没做。我舅舅也从来不打呵欠、不大笑，也不大叫大喊，这是因为此类活动会加重心脏负担。他们俩哪个更不存在，我还没搞清楚。
小姚阿姨对我说，那个F是你瞎编的，没有那个人吧。我说：对呀。她马上正襟危坐道：你在说真的？我说：说假的。她大叫起来：混球！和你舅舅一样！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舅舅和我一点儿都不一样。其实小姚阿姨和其他女人一样，一点都不关心真假的问题；只要能说出你是混球就满意了。当时我们在她的卧室里，小姚阿姨穿一件红缎子睡衣，领口和袖子滚着黑边，还系着一条黑色的腰带。她把那条腰带解开，露出她那对丰满的**房说：来吧，试试你能不能搞对。等事情完了以后她说：还是没弄对。到了如今这把年纪，她又从头学起理论物理来，经常在半夜里给我打电话，问一些幼稚得令人发笑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一辈子学两次理论物理。
现在该继续说到我舅舅和F了。我舅舅坐在床上，手托着F的头，渐渐觉得有点肌肉酸痛。他又不好说什么，就倒回去想起元数学来。这种东西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说是全部数学的基础，它的功能就是让人头疼。在决定了给我舅舅作传以后，我找了几本这方面的书看了看，然后就服了几片阿斯匹林；这种体验可以说明，我舅舅是因为走投无路，才研究这种东西。一进入这个领域，人的第一需要就是一支铅笔和一些纸张。那些符号和烦琐的公式，光用脑子来想，会使你整个脑子都发痒，用纸笔来记可以解痒痒。但当时的情况是他得不到纸和笔，于是他用手指甲在大腿的皮肤上刻画起来。画了没几下，F就翻过身来说：干什么呀你！抠抠搜搜的！我舅舅没有理她，因为他在想数学题。F翻回身去继续看小说，发现我舅舅还是抠抠搜搜，就坐了起来，在我舅舅喉头下面一寸的地方咬了一口。但是她没有把肉咬掉，只是留下了一个牙印。然后她就往后退了退，看着我舅舅瞪大了眼睛，胸前一个紫色的印记在消退，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她又指着我舅舅的右肩说：我还想在这儿咬一口。我舅舅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右肩送了过去。她在那里咬了一口，然后说：把手放在我肚子上。我舅舅就把手放在那里，发现她整个腹部都在抽动，就想：噢，原来这件事很逗。但是逗在哪里，他始终没想出来。
F对我舅舅的看法是这样的：块头很大，温驯，皮肉坚实（她是用牙感觉出来的），像一头老水牛。小姚阿姨对他的看法也差不多，只是觉得他像一匹种马；这是因为她没用牙咬过我舅舅。那天晚上他们俩坐出租车回到家里，往双人床上一躺，小姚阿姨把脚伸到我舅舅肚子上。我已经说过，我舅舅的肚子不经压，所以他用一只手的虎口把那只脚托起来。小姚阿姨把另一只脚也伸到我舅舅肚子上，我舅舅用另一只手把她的脚托了起来。人在腿乏的时候，把脚垫高是很舒服的。小姚阿姨感觉很舒服，就睡着了。而我舅舅没有睡着。当时那间房子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电灯，我从外面趴窗户往里看，觉得这景象实属怪诞；而且我认为，当时我舅舅对螃蟹、蜘蛛、章鱼等动物，一定会心生仰慕，假如他真有那么多的肢体，匀出两只来托住小姚阿姨的脚一定很方便。而小姚阿姨一觉醒来，看到新婚的丈夫变成了一只大蜘蛛，又一定会被吓得尖声大叫。我觉得自己的想象很有趣，就把失恋的痛苦忘掉了。
现在该说说我自己了。我失恋过二十次左右，但是这件事的伤害一次比一次轻微，到了二十岁以后就再没有失恋过，所以我认为失恋就像出麻疹，如果你不失上几次，就不会有免疫力。小姚阿姨的特殊意义，在于她排在了食堂里一位卖馅饼的女孩前面。她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还叫我带她去看看；买了几块馅饼之后，我们俩一齐往家走。她说道：有胡子嘛。那姑娘上唇的汗毛是有点重，以前我没以为是个毛病，听她一说，我就痛下决心，斩断了万缕情丝，去单恋高年级的一个女孩，直到她没考上重点高中。要知道我对智力很是看重，不喜欢笨人。这些是我头三次失恋的情形。最后一次则是这样的：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迎面走来，很是漂亮，我就爱上了她。等我走到她身后，嗅到了一股不好闻的味儿，就不再爱她了。小姚阿姨说我用情太滥、太不专。我说，这都是你害的。她听了叫起来：小子，我是你舅妈呀！现在我叫她舅妈她就不爱听了，这说明女人在三十岁时还肯当舅妈，到了四五十岁时就不肯了。
三
有人说，卡彭铁尔按照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韵律写了一本小说，到底这本小说是不是这样的，只有贝多芬本人才能作出判断，而他写这本书时，贝多芬已经死了。我舅舅的全部小说都有范本，其中一本是《逻辑教程》。那本书的第78页上说：
1.真命题被一切命题真值蕴涵；
.假命题真值蕴涵一切命题。
我舅舅的小说集第78页上也有他的一段自白：在一切时代都可以写好小说，坏小说则流行于一切时代。以上所述，在逻辑学上叫做“真值蕴涵的悖论”，这一段在现在的教材里被删掉了，代之以“……”，理由是宣扬虚无主义。我舅舅的书里这一段也被“□”取代，理由也是宣扬虚无主义。像这样的对仗之处，在这两本书里比比皆是，故而这两本书里有很多的“……”和“□”。他最畅销的一本书完全由“□”和标点符号组成，范本是什么，我当然不能说出来。它是如此的让人入迷，以致到了人手一本的地步，大家都在往里填字，这件事有点像玩字谜游戏。F读这些小说时，其中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舅舅流冷汗的原因。但是F并没有指出这些不妥之处，可能是因为当时她已经下班了。到天快黑时，F跳了起来，整整头发，走了出去。我舅舅继续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到听见汽车在楼下打着了火，才到窗口往下看。那辆汽车亮起了尾灯、大灯，朝黑暗的道路上开走了。他慢慢爬了起来，到厕所里擦了一把脸，然后回来，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读，可能是本数学书，也可能是本历史书，甚至可能是本小说。但是现在我舅舅已经死了，他读过了一些什么，就不再重要了。在读书的时候，他想象F已经到了公园里，在黑暗的林荫道上又截住了一个长头发的大个子。那个人也可能拿了个空打火机，可能拿了一盒没有头的火柴；或者什么都没有拿，而是做出别的不合情理的举动。被她截住后，那人也可能老老实实，也可能强项不服。于是F就用浑厚的女中音说道：例行检查，请你合作啊！“合作”这个词，在上个世纪被用得最滥了。起初有一些小副食商店被叫做“合作社”，后来又有合作化等用法，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你束手就擒之意。最后演化为甜蜜、nice的同义语，是世纪末的事。F的工作，就是检查每个人是否合作。我舅舅想，也许她会发现一个更合作的人，从此不来了。这样想的时候，心里有点若有所失。但这是他多心，很少有人比他更合作——换言之，很少有人比他更甜蜜、更nice，因为他是个没有心的人。
因为我说我舅舅是个很合作的人，有读者给报纸写信说我笔下有私。他认为我舅舅根本就不合作，因为他把“真值蕴涵的悖论”偷偷写进了小说里。我怀疑这位读者是个小说家，嫉妒我舅舅能出书。但我还是写了一篇答辩文章，说明我舅舅不管写了什么，都是偷偷在家里写；而且他从来不敢给报纸写信找历史学家的麻烦。这样答辩了以后，就不再有人来信了。这种信件很讨厌，众所周知，现在数理逻辑正在受批判，官方的提法是，这是一门伪科学，正如上世纪初相对论在苏联，上世纪中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一样。再过些时候，也许会发现没有数理逻辑不行，就会给它平反。在这之前，我可不想招来“宣传数理逻辑”的罪名。
我舅舅生活的时代夜里路灯很少，晚上大多数窗口都没有灯光。他点了一盏灯看书，就招来了一大群蚊子、蛾子，劈劈啪啪撞在了纱窗上。后来他关掉了灯，屋子里一片漆黑，只剩下窗口是灰蒙蒙的，还能感到空气在流动。虽然住在十四楼上，我舅舅还是感觉到有人从窗口窥视，随时会闯进来。他想的是：假如有人闯了进来，就合作。没人闯进来就算了。想完了这些，他躺下来睡了。
小姚阿姨说，我舅舅在新婚之夜也很合作。那天晚上她一觉醒来，看到屋里黑洞洞，就爬起来开灯。灯亮了以后，发现我舅舅坐在床头在甩手。她觉得这样子很怪，因为她不知道我舅舅一直用手托着她的脚，故而血脉不通，两手发麻。因为她卧室里安了一盏日光灯，那种灯一秒钟闪五十下，所以她看到我舅舅有好多只手，很是怪诞。后来我舅舅甩完了，那些手也消失了，只剩下了两只，但她还是觉得我舅舅很陌生。据我所知，有些女人在初次决定和某男人zuo爱时，对他会有这种感觉，小姚阿姨就是这些女人里的一个。她对我舅舅说：去洗洗吧。我舅舅进了卫生间，等他出来时，小姚阿姨没往他身上看，也进了卫生间，在那里洗了一个淋浴，穿上她那套水红色的内衣内裤，走了出来。这时候我舅舅已经关上了大灯，点亮了床头灯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小姚阿姨走过去，拉起那条毛巾被，和我舅舅并肩躺下。后来我舅舅说道：睡吧。然后就没了声息，呼吸匀静，真的睡着了。小姚阿姨想起我妈过去说过的话，“我弟弟可能不行”，原来她已经把这话忘掉了。但是她还是决定要有所作为。等我舅舅睡熟以后，她悄悄爬了起来，关上了台灯，自己动手解下了胸罩，揭开了毛巾被，骑跨到我舅舅身上，像一只大青蛙一样；把脸贴在我舅舅胸前那块冷冰冰的地方，也就是心脏的所在；然后也睡着了。小姚阿姨给不少人讲过这件事。有些人认为，“合作”应当男女有别，一个男人在新婚之夜有这种表现，不能叫做“合作”。在这种时刻，男人的合作应该是爬起来，有所作为。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小姚阿姨的意见：合作是个至高无上的范畴，它是不分时刻，不分男女的。它是一个“接受”的范畴，有所作为就不是合作。
那天夜里天气闷热，我舅舅很难受。他觉得胸闷气短，脖子上流了不少热汗。午夜时下了一场雨，然后凉爽很多，我舅舅就在那时睡着了。他醒来时，窗外已是灰蒙蒙的，大概有四点钟光景。虽然是夏季，这时候也很冷。朦胧中，他看到F站在床头，头发湿漉漉的，正把裙子往书架上挂。然后她转过身来，我舅舅看到她把衬衫的前襟系住，露出黑绸内裤，而黑色的丝袜正搭在椅子上。并且伸了个懒腰——手臂没有全伸开，像呼口号时那样往上举了举——打了个呵欠，鼻子皱了起来。我舅舅知道F打呵欠别人是不应当看到的，所以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了。然后F就撩起我舅舅身上的毛巾被爬到床上来，还用肩膀拱拱我舅舅说：往里点。我舅舅当然往里缩了缩——换言之，他把身子侧了侧，F就背对着我舅舅躺下了。我舅舅认为，F可能是在梦游，或者下班时太困，所以走错了路。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F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舅舅是谁。而且我舅舅不能断定F在梦游，故而也不能断定提醒她一句是不是冒犯。假设你是个准备合作的人就肯定会同意，不能断定对方是否在梦游，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噩梦：假如你以为对方睡着了，而对方是醒着的，你就会有杀身之祸，因为你不该污蔑说对方睡了；假如你以为对方是醒着的，而对方睡了，也会有杀身之祸，因为你负有提醒之责。我舅舅僵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后来F用带了睡意的声音说道：你身上有汗味，去洗洗吧。我舅舅就轻轻爬了起来，到卫生间淋浴去了。
那天早上我舅舅洗冷水淋浴，水管里的水流完了之后，出来的是深处的水，所以越洗越冷，他的每一个毛孔都紧闭起来。因此他**紧缩，双臂夹紧双肋。他关上水龙头往窗外看，看到外面灰茫茫的一片。然后他从卫生间出来，看到F在床上伸展开四肢，已经睡熟了。
四
二十一世纪心理学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人随时随地都会梦游，睁着眼睛进入睡梦里，而且越是日理万机的伟大人物，就越容易犯这种病。这给我们治史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人在梦游时，你越说他在梦游，他就会沉入越深的梦境，所以必须静悄悄地等他醒来。但是有时实在叫人等不及，因为人不能总活在世界上。
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久，就越会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人总是在梦游。由此产生的沟通问题对心脏健康的人都是一种重负，何况我舅舅是一个病人。我舅舅坐在椅子上，而F在睡觉，衬衫上那个黑领结已经解开了，垂在她肩上。那间房子里像被水洗过一样的冷，并且弥漫着一股新鲜水果才有的酸涩味。起初周围毫无声响，后来下面的树林里逐渐传来了鸟叫声。F就在这时醒来，她叫我舅舅站起来，又叫他脱掉内裤，坐到床上来。我舅舅的那东西就逐渐伸直了，像一根直溜溜的棍子。F向它俯过身去，感到了一股模糊不清的热气。她又用手指轻轻地弹它，发现它在轻轻颤动着。F舔舔嘴唇，说道：玩吧。然后就脱掉上衣。这时候我舅舅想说点什么，但后来什么都没有说。
我舅舅的传记登在了《传记报》上，因为上述那一段，受到了停报三天和罚款的处分。为了抵偿订户的损失，报社决定每天给每户一筒可乐。总编说，我们已经被罚款了，这可乐的钱不能再让我们出。我本可以用支票或信用卡来支付买可乐的钱，但我借了一辆小卡车，跑遍了全城去找便宜可乐。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最便宜的，只差三天就到保质期。最让我高兴的是：这是一种减肥可乐，一点都不甜，只有一股甘草味。中国人里没人会爱喝，而我恰恰是要把这种东西送给中国人喝。这种情况说明我不想合作，心里憋了一口气——众所周知，我们从来都是从报社拿稿费，往报社倒贴钱的事还没有过——但我不能不合作，因为是我的稿子导致报社被停刊，假如不合作，以后就不会有人约我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很是气恼、难堪，整整一天都是直撅撅的。因为这种难得的经历，我能体会到我舅舅当时的感觉。他赤身裸体坐在床上，背对着F，周围空气冷冽。F弓起身来，把脸贴在他大腿上，眼睛盯着他的那玩意儿，这使他感到非常的难堪；而那玩意儿就在难堪中伸展开来，血管贲张。不管怎么说吧，别人没有看到我的难堪，而我舅舅却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因此他面色通红，好像很上劲的样子。其实假如F不说“玩吧”，他就要说“对不起”，“sorryforthat”之类的话了。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那样子是不是合作，因为从下半截来看，他是一副怒气冲冲、强项不伏的样子，这不是合作的态度；从上面看，他满面羞愧，十分腼腆，这样子又是十分合作的了。就是在干那件事时，他也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后来就像挨了打的狗一样在床上缩成一团。好在后来F没有和他再说什么，她洗了个冷水澡，穿上衣服就走了。对于我舅舅传记的这个部分，《传记报》表示：您（这是指我）的才气太大，我们这张小报实在是无福消受；再说，明知故犯的错误我们也犯不起。这是从报社的角度提出问题，还有从我这面提出问题的：您是成名的传记作家，又是历史学会会员，犯不上搞这样直露的性描写——这是小说家干的事，层次很低。但是我舅舅干出了这样直露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是历史事实的事是这样的：我舅舅和小姚阿姨结了婚后，就回到他原来住的房子里，找出一台旧打字机，成天劈劈啪啪地打字。小姚阿姨叫我去看看他，但我不肯去。这是因为小姚阿姨在我心目里已经没有原来的分量了。后来她答应给我十块钱，这就不一样了。骑车到我舅舅那里，来回要用一小时。在十三岁时，能挣到十块钱的小时工资，实在不算少。我认为，十块钱一小时，不能只是去看一看，还该有多一点的服务，所以就问小姚阿姨：是不是还要带句话去。她就显得羞答答的，说道：你问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不回家。我的确很想记着问我舅舅一句，但是到了那儿就忘了。
我给我舅舅写传记，事先也做过一些准备工作，不是提笔就写的。比方说，我给他过去留学时的导师写过信，问我舅舅才情如何。那位老先生已经七十岁了，回信说道：他记得我舅舅，一个沉默的东方人，刚认识时，此人是个天才，后来就变得很笨。我再写信去问：我舅舅何时是天才，何时很笨？他告诉我，我舅舅初到系里当他研究生时是个天才，后来回中国去养病，就变笨了；经常寄来一些不知所云的paper，声称自己证出了什么定理，或者发明了什么体系。其实这些定理和体系别人早就发现了，这老先生说，你舅舅怎么把什么都忘了？开头他还给我舅舅寄些复印件，告诉他，这些东西都不新鲜了；后来就不再搭理我舅舅。因为我舅舅的发现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换言之，他先发现高级的和复杂的定理，再发现简单和原始的定理，最后发现了数学根本就不存在；让人看着实在没有意思。考虑到收信人是他所述那位先生的外甥，他还在信尾写了几句安慰我的话：据他所知，所有的天才最后都要变成笨蛋。比方说他自己，原来也是个天才，现在变成了一个“没了味的老屁”。这段话在英文里并不那么难听，是翻成中文才难听的。如此说来，从天才变老屁是个普遍规律，并且这个事件总发生在男人四十多岁的时候；具体到我舅舅这个例子，发生在他和小姚阿姨结婚前后。这件事也反映到了他的小说里，结婚前他写的小说里“□”很多，婚后“□”就少了，到他被电梯砸扁前几个月，他还写了一篇小说，现在印出来一个“□”都没有。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从事什么样的事业。有些人从来就证不出最简单的数学定理，写的小说也从来就不带“□”，还有些事业从来就显不出天才。女人身上也有个类似的变化，从不穿衣服更好看，变到穿上一点更好看。这个事件总发生在女人三十多岁的时候。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女人和什么衣服，有些女人从来就是穿上点好，有些衣服也从来就是穿了不如不穿。原来我打算以此为主题写写我舅舅和小姚阿姨，但是有关各方，包括上级领导、《传记报》编辑部，还有我舅舅小说的出版商都不让这样写，他们说：照我这个逻辑，大家不是已经变成了老屁，就是从来就是老屁；不是已经变成了“遮着点”好，就是从来都是遮着点好。现在四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太多了，我们得罪不起。因此我就写了我舅舅和F这条线索。谁知写着写着，还是通不过了。早知如此，就该写小姚阿姨。作为我舅舅的遗孀，她一点都不在乎我把我舅舅写成个老屁。对于这件事，她有一种古怪的逻辑，根据这种逻辑她说：这么一来，我们就扯平了。
五
我说过，我舅舅很年轻时就得了心脏病。医生对他说：你不能上楼梯，不能呛水，不能抽烟喝酒，不能……有很多不能；其中当然包括不能zuo爱。但是大夫又说：只要你不想活了，想干什么都可以。领导对我们说：只要你不出格，写什么都可以。这两句话句式相似，意思却相反，想活和出格的意义完全相悖。所以我舅舅一旦不想活了，就可以干一切事，而我们不出格，就什么都不能写。我舅舅一直很想活，所以假如哪天回家时看到电梯停了电，就在楼下等着。到天黑时还不来电，他就叫一辆出租车到我家来，和我挤一张床。我那张床一人睡还算宽敞，再加上一条九十公斤的壮汉，地方就不够了。因为这个原故，新婚之夜他对小姚阿姨说，睡吧。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看到小姚阿姨睡在他怀里，当时她有一对纯天然、形状美好的Ru房，身体其他部分也相当好看。我舅舅看了以后，马上就变了主意，不想活了。他立刻奔回家来给自己料理后事，把没写完的小说都写完，并且搜罗脑子里有关数学的主意，把它们都写成论文投寄出去。这些事干得太匆忙，所以小说没有写好，论文也带有老屁的味道。他这个人独往独来惯了，做这些事的时候，忘掉了或者根本就不会想起要和小姚阿姨打个招呼。后来他倒是托我告诉小姚阿姨，他忙完了就回去。我回去以后总是忘记把这话告诉小姚阿姨。所以她现在怀疑� ��这段时间里，我舅舅在和Fzuo爱，天天云雨不休。那位F穿了一件白底带黑点的衬衫、一条黑裙子，脖子上系着黑绸带，内衣是黑色的。小姚阿姨告诉我说，她从来不穿黑色的内衣，因为觉得太不正经。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总而言之，我舅舅再回到小姚阿姨那里时，头顶已经秃了，皮肤变成了死灰色，完全是个老屁的模样。他要求和小姚阿姨zuo爱，小姚阿姨也答应了，但是觉得又干、又涩、又难为情，因为“你舅舅那个大秃脑袋像面镜子，就放在我胸口上”！
小姚阿姨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在她家里。我说道：不对呀。你说过，我舅舅是个善良的人，和他zuo爱很快乐，现在怎么变成了又干又涩呢？她就把自己的拳头放在嘴里咬了一口说：我说过的吗？我告诉她时间、地点、上下文，让她无法抵赖。这是我们史学家的基本功。不过，时间地点上下文都可以编出来。她说：不记得了。又说：就算说过，不能改吗？我对后一句话击节赞赏，就说：你别学物理了，来学历史吧。我看你在这方面有天才，我招你当研究生好了。她愣了一下说：你说话可要算话呀。这话使我又发了一阵子愣，它说明女人没有幽默感，就算有一点，也是很有限。其实我并不想招她当研究生，而且今年上面很可能不让我招研究生——我已经出格了。
现在该说说我出格的事了。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张传票，让我到出版署去一趟。到了那里，人家把我的史学执照收去打了一个洞，还给我开了三千元的罚单，让我去交钱。因为执照上已经有了三个洞，还被停止著述三个月，并且要去两星期的学习班。此后每天都要去出版署的地下室，和一帮小说家、诗人、画家坐在一起。有一位穿黑皮茄克的女孩子坐在主席位子上，手里拿了一根黑色的藤棍，说道：大家谈谈吧。新来的先谈。你怎么了？我羞答答地说：我直露。她砰地一声把藤棍抽到卷宗上，喝道：什么错误不能犯，偏要直露！你是干啥的？我说：史学家。她又砰地抽了一下桌子，说道：史学家犯直露错误！新鲜啊。以为我们不查你们吗？我低声下气地检讨了一阵子。等到午餐时间，我和她去吃饭，顺便把给她买的绿宝石项链塞到她包里。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小子，不犯事你是不记得我呀。我当然记得她，她是个真正的虐待狂，动起手来没轻没重。如果求别人有用的话，绝不能求她；但我的执照上已经有了三个洞，不求不行了。我说：我想考张哲学执照。她说：有事晚上到家里去谈吧。钥匙在老地方……带上一瓶人头马。我擦擦脸上的汗水，说道：我去。于是她站了起来，挥了一下藤鞭说：下午我有别的事。谁欺负你了，告诉我啊。
我在学习班里，的确很受欺负，但这不意味着我要找督察（就是那位穿黑茄克的女孩，她也是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所以是我的师妹）告状。下午分组讨论时，听到了很多损我的话。有位小说家阴阳怪气地说：我以为犯直露错误是我们的专利哪。还有位诗人说：这位先生开了直露史学的先河，将来一定青史留名。有位画家则说，老兄搞直露史学，怎么不通知兄弟一声？让我也能画几张插图，露上一手。这种话听上一句两句不要紧，听多了脸上出汗。我禁不住要辩解几句：诸位，我写的是我家里的人，是我嫡亲的娘舅。所以虽然犯了直露错误，还有些有情可原的地方。结果是那些人哄堂大笑起来，说道：以前还不知道，原来史学家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呀！这种遭遇使我考哲学执照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众所周知，哲学家很少会出格，就是出了格也是宣传部直接管，不会落到层次如此之低。
第四章
一
我到出版署的那个女孩家里去，带去了一瓶人头马。她住在郊区的一所花园公寓里，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每回我到她那里去，她都要带我去看那棵树。那棵树很大，弯弯曲曲的，能供好几个人上吊之用，看到它，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晚上花园里黑森森的，一棵老树一点都不好看。看完了那棵树回到客厅里，她让我陪她玩一会儿，还说：轻松一下。咱们是朋友嘛。最早一回“轻松”时，我是前俄国海军上将波将金，这个官儿着实不小；但她是沙皇叶卡婕琳娜。所以我要单膝下跪去吻她的手，并且带来了一个蛋糕，说是土耳其苏丹的人头。她让我把它全吃下去，害得我三天不想吃饭。上一回她是武则天；我是谁就不说了，免得辱没了祖宗——总而言之，我奏道：臣**伟岸。她就说：拿出来我看看——就这个样子也叫伟岸？搞得我很难堪。这一回她不过是个上世纪的女红卫兵，扎了两条羊角小辫，身穿绿色军装，手舞牛皮武装带，而我穿了一件蓝色中山服，头上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她大喝一声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三天不打，皮肉就发痒啊。我则哭咧咧地答道：思想没改造好——噢！错了，回小将的话，思想没改造好嘛。她说：那就要先触及你的肉体，后触及灵魂。你可有不同意见？我说：小的哪里敢。她说：胡扯。“小的”是什么时候的话，亏你还是史学家。我还真不知该说些什么（红卫兵哪有打人前问被打者意见的），只好说：就算我罪该万死，你来砸烂狗头好了。然后她就说：去！刷厕所！我去刷洗了厕所、厨房，回来的时候四肢酸痛，遍体鳞伤。奇怪的是她好像比我还要累，但要把我背上的淤伤算在内，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她往沙发上一躺，说道：和历史学家玩，真过瘾！二十世纪真是浪漫的世纪，不是吗？但我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浪漫的。假如让我来选择，我宁愿当波将金。这就是说，我以为十八世纪更加浪漫。但我也不想和督导大人争。
后来我就是哲学家了，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我交了一篇哲学论文，通过了答辩，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凭此学位，就拿到了哲学家的执照，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出版署执照处文史督导，也就是我师妹给我打了招呼，这个速度还不算太快。但假如没有人打这个招呼，我就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天才了。我现在有两张照，一张是粉红色的，上面有三个洞。另一张是大红色的，崭新崭新，也没有洞，像处女一样。从皮夹里拿出来一看，感觉真好。但我要时刻记住，我不是武则天，不是叶卡婕琳娜，也不是红卫兵。从本质上说，我和我舅舅是一类的人。虽然我舅舅拿不到执照，我能够拿到执照，但我拿到了执照，也只是为了在上面开洞。用督导大人的话来说，这就叫贱。我和我舅舅一样，有一点天才，因此就贱得很。
《传记报》来约我把我舅舅的传记写完，并且说，我想写啥就写啥，他们连稿都不审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虚构成这样，动机何在，是何居心，简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固然可以辩解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人家也可以把眼一瞪，说道：我觉得这种事就不该发生！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是你把眼一瞪，说道：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我解释出来，你能听懂吗？很显然，这最后一种情形对作者最为有利，这也是我拼命要拿哲学照的原因。报纸关心这些事的原因是：作者出了问题，报纸也会被停刊、罚款。所以我舅舅的传记又开始连载时不叫人物传记，而叫哲理小说了。读者反应还不坏，有人投书报社说，狄德罗写过《拉摩的侄子》，现在我们有了《我的舅舅》，实在好得很。还有人说，不管它是人物传记也好，哲理小说也罢，总之现在又有的看了。讨厌的是哲学界的同行老来找麻烦，比方说，有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著文攻击我说：《我的舅舅》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父权制社会下个人受压制的故事，可惜这个故事被歪曲了。那位舅舅应该是女的（这样她就不是我舅舅，是我的姨妈），而F应该是男的（这样他就不叫F，叫做M）。这真叫扯淡，我舅舅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吗。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菊兰也好，淑芬也罢，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穿着高领毛衣来掩饰喉结，裙子底下是一双海船大小的高跟鞋，身上洒了过量的香水，放起屁来声动如雷；搞得大街上的收费厕所都立起了牌子：哲学家免入。你可以说我舅舅是数学家、小说家，但不能说他是哲学家；故而不管他所处的社会是不是父权社会，他都是男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不过凑巧是男的罢了。
说到我舅舅是男的，我就联想到我的哲学论文。众所周知，我是免了资格考试去拿哲学博士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招人恨。学位委员会的人势必要在答辩时给我点颜色看，故而作什么论文十分关键。假如我作科学哲学的论文，人家就会从天体物理一直盘问到高深数学，稍有答不上，马上就会招来这样的评语：什么样的阿猫阿狗也来考博士！学两声狗叫，老子放你过去。我做的是历史哲学论文，结果他们搬出大篆、西夏文、玛雅文来叫我识，等到我识不出来时，他们就叫我自杀。我赖着不肯死，他们才说：知道你有后门我们惹不起。滚吧，让你通过了。从以上叙述可知，哲学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相关学科。女权主义哲学其实是最好的题目，只要你男扮女装到学位委员会面前一站，那些女委员都会眼前一亮。再说，除了花木兰、樊梨花，她们也真盘不出什么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明现在女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特别多。我师妹也劝我做女权主义哲学，她说在这方面朋友多。我宁愿忍辱偷生，也不肯扮作女人。虽然我已说过，身为妇女儿童，不管是真还是假，都是一个护身符。还有一个最管用的护身符，那就是身为低智人。
二
我舅舅和F熟了以后，就常到F家里去做客，有时候他是臭老九，有时候他是波将金，有时他是犹太人；F有时是红卫兵，有时是女沙皇，有时是纳粹。在我的故事里，他始终也没有变成老屁，始终保持了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和沉郁的神情。这和历史不符，但我现在是哲学家，另有所本。所谓沉郁的神情，实际是创造力的象征。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说我舅舅到死时还保有创造力，这也与事实不符。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非常短暂。有的人活到了三十岁，有人活到了四十岁。有的人根本就没活过。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实际上，从丧失了创造力到自己觉察到，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位实际死掉的时间要早得多。
我现在还保有创造力，有关这一点，小姚阿姨是这么说的：你有点像你舅舅，就是比他坏得多。而我那位做督察的师妹有另一种表达方式：一见到就想揍你一顿！众所周知，挨揍不是什么好滋味。她为什么那样的爱揍我是一个谜。她的头发有点自来卷，肤色黝黑，总爱穿黑色的内衣。她还有件夏天穿的绉纱上衣，是白底黑点的，领子上缀了一条黑丝带。说实在的，我就怕执照出毛病，但还是出了毛病。我给我师妹打电话，她说：连哲学照你都给弄上了洞，本事真不小啊！说吧，这一回你想要什么照？我说：这回什么照都不想要。你能不能介绍我到出版署工作？她沉吟了一阵说：师哥，你可要想好了。你要是在我们这里工作，写什么是都方便。但是出了毛病，就要往脑袋上打洞了。我说：打就打。晚上我到你那里去，要不要再带瓶人头马？这件事告诉我说，所谓创造力，其实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屙屎的能力当做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
我和我舅舅不同的地方是我有点驼背，皮肤苍白，胸前只有一些肋骨，没有肌肉。这是很不体面的，所以我加入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到那里去举哑铃，拉拉力器。练了一天，感觉肌肉酸痛，就再也不去了。夏天我也到海滨去过，在那里的沙滩上晒太阳，不过我又没耐性在沙滩上躺太久。所以我的皮肤还是像一张白色的无光纸。唯一像我舅舅的是那杆大枪，我师妹见了这个模样就捂着嘴笑起来说：师哥，你真是逗死了——快收起来吧。我不是我的舅舅，我师妹也不是F。我觉得她有点喜欢我，因此很放松，嘻嘻哈哈的，再加上她老叫我“收起来”，所以什么事也搞不成。因为这个原故，后来我就没当成出版署的公务员，也没当上我的师妹夫，这后一种身份又称“出版署家属”，非常好的护身符。我还拿着打了两个洞的哲学家执照鬼混——用它还能把我舅舅的故事写完，以后怎么办，再想办法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