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之时年二十七岁，除陪侍司马昱这一公务外，他沉心于书法，章草、隶书、行书，全面推进且卓有建树。征西将军，庾亮的小弟庾翼时在荆州，听说京城那边上下左右、智愚贵贱、宫廷江湖几乎都在学羲之书，很不服气。庾翼的书法一度与王羲之齐名，但是，在庾翼止步处，羲之继续精进，是故后来者居上，而庾翼犹为不忿。庾翼在荆州写给家人的信中这样说：你们这些小儿辈都是些贱家鸡而爱野鹜的东西！为什么纷纷去学王逸少书？难道没有比他写得更好的了？告诉你们，等我回京都时，定要跟他王羲之比试比试，也好见出个高低来！
庾翼把羲之改革了的行草书体视为“野鹜”，是因他还在坚持传统的“章草”观念。这一时期，王羲之的书法已在创新之路上走出很远，且成就卓伟，世人无不觉得耳目一新。虽然庾翼讥讽王书为“野鸭子”——类似今日说某人的书画是“野路子”、“野狐禅”——但是羲之书法已成时尚，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从庾翼的信可以看出，王羲之的创新字体已经流行开来，青少年都爱学。庾翼的“野鹜”说反证了羲之书法的卓越成就和普及程度。
一年之后，庾翼的褊狭看法发生了彻底逆转。九月，后赵将领郭敬攻打襄阳。当时南中郎将周抚监沔北军事，屯襄阳，大败，回奔武昌，因此被朝廷就地免官。周抚的好友王羲之闻此，致书周抚，表达了对中原时局的关心。十月，西蜀李寿侵占巴东。朝廷委任周抚为益州刺史。这一段时间里，庾亮在政治上不很得意，多有感怀文字，也关心书法。庾亮曾向羲之求书，羲之答云：“稚恭在彼，岂复假此？”稚恭，庾翼的字号。王羲之的意思是：你家稚恭就是好写手，我就不要献丑了。庾翼善草、隶（今楷），最长于章草，其技艺原本在羲之之上。当然，羲之这么说，也是自谦。
后来羲之实在推辞不掉庾亮的恳求，就用章草书体给他写了回信。庾翼见之，大为叹服，深悔前日放言失于浅薄。当然，庾翼的态度转变，除了羲之的章草技法确实高超之外，羲之的谦恭虚怀也为庾翼所赞佩。此时庾翼改任鄱阳太守，从他对王羲之书法的不服到叹服可以见出，即使在庾翼所擅长的草书、隶书方面，羲之的成就也已超过庾翼，至少是比肩而立。一年前，庾翼自恃才高、意气泱泱，其盛气凌人之状跃然纸上。此时他能称赞羲之的章草，足见其人之性情率直，另一方面也见出羲之的书法已经达到公认的高妙——即使是高手也不得不心悦诚服。
不久，王羲之自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有些史料中称之为临川内史。临川为魏晋时的一个王国，王国置内史，掌太守之任。羲之到任后，专心料理政事，行政头头是道，深得士民好评。然后，羲之置宅于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现在羲之旧宅处还有墨池在。
自咸和元年担任秘书郎，数月后转任会稽王友，至二十八岁出任临川太守，其间大约四年时间。秘书郎官职虽然低微，但一出仕就能进入核心权力圈，不能不说是士族的一种特权。王羲之起家秘书郎，事在常例之中。在山阴的那段时日，王羲之陪伴八岁的小王子，尽职尽责，几年后改任地方行政长官，这样的擢升速度虽然有名至实归的成分，但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王羲之是靠哪些条件提拔起来的呢？首先是其家族力量。魏晋时期，凡出身士族大家的，都享有特权，秘书郎是当时官场的起步价。各大士族之间，或因血缘，或因乡党，或因师承，或因婚姻，彼此关照，相互提携，因袭成习，见多不怪。王羲之出身东晋第一大士族琅邪王家，政治上必然受惠。他既是当朝大臣郗鉴的女婿，又是当今王子的王友，多种政治资源同在，提拔重用是顺理成章的事。
王羲之本人的声誉也是擢升的要件。羲之当时已有相当大的名气，一是人品好，名声甚佳；二是本人才干卓越，至少在王子友任上颇得上下赞誉；三是书艺高妙得风气之先，上下争习之，有相当好的社会声誉。羲之的“讷于言”并不是表达能力差，而是遇事深思熟虑，说话慎重的表现，至少说明他这人不轻狂。纵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凡卓越超群者，少有随意放言、草率臧否、夸夸其谈、不知天高地厚者。王羲之为人耿直，“以骨鲠称”，气质清贵，每每言别人所不能言，贤明之德，连周伯仁老先生都“察而异之”。羲之对人、对事、对社会、对艺术的看法都有准确、深入、公正的鉴裁，这是他得以擢升的基础。社会上一度赞誉的“王氏三少”中能得周顗、庾亮、郗鉴三老首肯的，只有王羲之一人。这足以说明羲之的出仕主要是靠了自身的德才禀赋。
书法成就是羲之被擢升的另一因素。汉魏之世，书法界公认的艺术巅峰是蔡邕、钟繇、卫恒。卫夫人出于卫恒本族，其书法在当时已名满天下。王羲之不仅有伯父王导赠予的《宣示表》，父亲王旷私藏的《用笔诀》，还浏览过王廙从皇室借阅的大量书法珍品。这样的师从背景无人过之。经过二十年的苦练与领悟，羲之的书法已经达到最高层次，大文豪庾亮向他求字，书法大家庾翼看了也深表佩服。这样的声望，在那个时代等于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文化要素，世人以此衡量个人价值。春秋以散文，战国以雄辩，秦汉以辞赋，两晋以书法，唐以诗歌，宋以书画文章，明清以八股训诂，时人逃离不开现实潮流的推助与裹挟。羲之所在的年代，谁的书法上乘谁就是文化精英。唐人多以诗歌入世，故朝中多诗人；宋代重策论，故重臣多是文章大家。书法虽然不能与学识人品画等号，但当时的风尚就是那样。
另一个原因是自然淘汰，青年人不可避免地走上政治舞台。两晋转换之际，社会多次颠簸，战场杀伐，逃亡流徙，老一代官僚死的死，杀的杀，残存者多已老迈年高，德才兼备、能文能武、修养全面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少。自羲之出生至于此时，差不多三十年过去，“八王之乱”后出生的一代都已长大成人，具备了入仕的年龄和知识条件。自然规律将羲之这一代人推到了政治的前台，也是天道自然。
临川太守任上的羲之年近而立，精力充沛，兴趣广泛，正是最肯做事的年纪。临川郡属江州，下辖十县，幅员广阔，人口却只有数万。太守的日常工作可以概括为“刑名钱粮”四字，其中包括治安、河道、交通、驿站、教化、征兵、徭役、赋税等。王羲之勤于政务，礼贤下士，又能入乡随俗，和百姓多有接触。公务之余，羲之尚有许多兴趣爱好：一是游览山水，一是求养生之道，一是精研书法。难得妻子郗璿与他志趣相投，羲之夫妇常常漫步抚河之滨，仰观俯察，体会自在自由之乐。
据传，羲之夫妇游览过赣南的三清山，而且在山中小住过数日。刘小川先生在其《品中国文人.王羲之》一文中写道：他们吃山中杂粮，住茅屋草寮，简朴之风，为百姓所称道。这期间，好友周抚曾到访临川，羲之陪他游览了赣南山水，还在密林中打过猎。周抚原为王敦手下武将，兼通文墨，与羲之最是要好。后来此人主蜀，与羲之多有书信来往，羲之《十七帖》中有半数以上是写给周抚的。
当时的江州刺史是老将陶侃，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陶侃曾巡视临川，羲之为之安排宿处，调节饮食，一切务求清雅。陶侃受此待遇，感激地说：官场的那些俗礼就免了吧，我在这里受到的优待比哪里都要好，再多劳烦就不好意思了。由此可见，二人交情颇深。陶侃与羲之同游庐山，盘桓数日，极口称赞山水之美，感慨道：“吾与名山失之交臂矣，吾子孙当遂我愿。”陶侃此言后来真还应验了——陶侃的玄孙陶渊明后来隐居此处，创造了魏晋三百年风流之高标，也首创了深具质朴之美的中国田园诗。
据说羲之夫妇还游览过衡山。南岳衡山在湖南，从临川去那边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不知羲之夫妇何以达之。衡山有个女道士，曰魏夫人，擅长养生之道。郗璿平时很注意养生（当时流行此道），多以植物精华为务，所用节制，从不排挤平凡饮食。郗璿曾问魏夫人：我丈夫的寿数如何？魏夫人说：临川太守若能守静，寿至百岁何难！事实上，羲之的寿数远不如妻子郗璿的长。魏夫人的话中有个假设——若能守静——这就难说了。王羲之虽然文质彬彬娴静优雅，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火热的情感和无以言说的甘苦。他的书信中多有痛悼、哀哉、不胜哀痛、怅然、怆然、奈何奈何、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等强烈感慨，可见其不能守静之一斑。世事纷繁，多舛时很难叫人平静，个性和命运常常并不配合。
这种内在的激情有时也表现在羲之的书法上。该时期，羲之的书法继承了卫夫人的温婉柔美、灿若仙子的绰约之美，同时也将内心的炽热情怀融入其中，形成了筋力深厚的新体，渐有矫若游龙的姿态。也许因了王廙叔叔“自书自画”思想的影响，羲之并不死守勤奋。他曾有过这样的感叹：我的字与钟繇相比，可与之并驾齐驱。说我的草书可与张芝比肩，似乎还有些勉强。但是，如果我像张芝那样逐日苦学以致池水尽墨，决不会输给他的。
由此可知，临川时期的王羲之在书法上很可能加大了勤学苦练的成分。这一时期，他摹写了许多名帖，广撷博采，精研体势，在气韵态度上也下了大功夫。史料称：“羲之自于山谷中临学钟氏及张芝草书二十余年，竹叶、树皮、山石之上及板木等不可知数。至于素纸、笺壳、藤纸，或反复书之，尽心精作，得意转深，有言所不能尽者。”从羲之所使用的品类繁多的纸张就可看出，当时临川地区的造纸业已相当发达，王羲之遇到什么纸就用什么纸，不曾有分秒的荒废。这一时期，羲之多次书写《黄庭经》，渐有“言所不能尽者”。什么是“言所不能尽者”？就是那种超凡脱俗，形而上的艺术意味。
除了日常功课，王羲之这一时期还写了许多书信，其中有多帖留存后世。著名的《奉橘帖》就是写给一位朋友的便条：“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位朋友想必是崇拜王羲之书法的——他竟将此便条珍存起来，世代珍藏，妥善流传，至于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书圣的笔墨风采，可见文化艺术是有心人的事业。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作《墨池记》，言及王羲之的为人和书法。这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早已成为国人文学启蒙的范文，故此附录。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此文译成现代汉语：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在溪水旁边，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果真是这个样子吗？当王羲之决心不再做官的时候，他曾游遍东方各地名胜古迹，出游东海，在游山玩水的时候愉悦身心。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达至精妙，看来他之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仅是天才所致。后世在书法上之所以没有人能赶得上王羲之，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羲之吧！看来要学好一门功夫，一定要舍得精力，更何况那些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大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担忧关于羲之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以标明史迹。他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他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后世人呢！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荀伯子是南朝宋人，其在世时间距东晋不远。荀伯子生于公元三七八年，王羲之是公元三六一年去世的，其间只差十几年。此人是颍阴人，三国曹操手下功勋最高的谋士荀彧的后代，祖父为荀羡。荀伯子博学多才，曾撰《晋史》，著《桓玄传》等，为人颇自傲，常自视名门之后而瞧不起新兴士族。官至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临川记》中所言之羲之洗砚，应属实有。
人们以墨池纪念羲之，说明羲之在临川的政绩不差。常言说，政声人去后——？一个官员的政声好坏要在去职多年之后才能得到民心的验证，当朝的毁誉和自说自话不足为凭。王羲之的墨池能被后人所仰慕，不仅因书法，其中还包含了人们对其为政的评价，传说与纪念反映了民间感情。史上多有写一手好字的人，如蔡京，如秦桧，这些人临池习书难道不曾研墨洗砚吗？为什么人们不曾缅怀他们的墨池？袁世凯的字也不差，现在哪还有瞻仰的！羲之的墨池能被后人纪念，因其德行好，为人民做了好事。曾巩的《墨池记》也强调了这一点。
临川时期，羲之的书法体势在隶书、楷书之间，但不仅限于隶书和楷书。后来出土的文物印证了这一时期的书体多为隶书楷书，但是时俗所重，毕竟是沿袭旧体者为多，文物并不能否认羲之的行书当时已经渐入佳境或臻于完善的事实。既然庾翼讥之为“野鹜”而少年“皆习逸少书”，说明王羲之的字体已有所革新并在社会上形成争相效仿的风气。即使羲之还写隶书、楷书、章草，也应有许多变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