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子回国来，赶上了丈夫的葬礼，但一些朋友非议甚至愤怒的是，她戴的黑纱还未摘下，家里居然就冒出了一个俄国帅哥，总是戴一顶绒线圆帽，穿一件方格大图案的粗麻衬衫，没事时就哗哗哗拧一个魔方。小安子的说法是，她想给女儿装修一下房子，但她不会干这个，伊万就主动要求前来帮忙。
俄国帅哥果然很能干，笑一笑，便刷好了墙。笑一笑，又重装了便池和热水器。再笑一笑，还淘来几个配件给丹丹装了一台电脑——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他干不了的活。他说不了几句中国话，但似乎能听懂不少，常用点头或摇头回应别人的言语。
丹丹倒是很开通，并不排斥母亲的男友。见他来自俄国，还翻出很多书本来讨教有关知识，比如她崇拜的托尔斯泰。
“骗子！”伊万指着书中托尔斯泰的照片。
丹丹吃了一惊，又翻出屠格涅夫。
“骗子！”
丹丹又翻出诗人布罗茨基。
“骗子！”
“为什么呀？”
伊万耸耸肩，向小安子嘟囔了一句，小安子替他翻译了：“他说，俄国就是被这些骗子给坑了。”
“你才是一个大骗子呢。你好大的狗胆，敢辱骂我的偶像……”丹丹忍不住大笑，抡起书本往对方砸去。两人用汉语和俄语胡吵一通，打闹成一团。
小安子懒得理他们，只是独自倚门，拎一瓶子喝啤酒，间或撇一撇嘴，用嘴角吹出的气流整理自己飘乱的鬓发。自回国以来，她似乎不大适应家乡的口味，很少吃饭，只是喝了一箱又一箱的啤酒。从她后来捎回的日记里得知，她也不再适应家乡的潮湿，觉得自己成天活在蒸笼里。她更受不了街头巷尾的脏乱，觉得自己成天活在一个垃圾场，再在这里活下去一定疯掉。她对熟人们（特别是男人）的挑剔一如既往，对我也大失所望。大概是我见面时伸手邀握，让她颇不习惯，便在日记里讥讽：陶干部呵陶干部，怎么不加上一句“近来工作和学习怎么样？”那一天，她的手机没电了，借我的手机用一用。我见她喋喋不休，忍不住插了一句：“国际长途很贵的，你快点说。”这就更惹来她的愤怒。她在日记里毒舌如刀：还以为这家伙仙风道骨，原来也是大俗物一个。几年不见，怎么都成这样呵？我要是再在电话里多说几句，不会把他急出脑溢血？……
说实话，她说的这事我几无印象。好吧，就算有这事，就算我小气，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吧？犯得着她来耿耿于怀痛下恶语？她以为她是哪根葱？她以为自己的睫毛还能搅翻一个世界？她以为天下男人都该像郭长子那样任劳任怨？都该像伊万那样召之即来大干快上无偿奉献活脱脱就是一台机器？
她凭什么还要把这样的日记捎来给我添堵？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可能说那样的蠢话。我肯定不会那样小气。但我这一不白之冤没处说。
好吧，这只越活越瘦的干鸭子爱说不说，我不在乎。
她与伊万在国内待了两个月，据说打听了一下丝绸、茶叶、工艺品的出口货源，便返回了国外。后来，从她捎回的日记来看，这是她最后的一次回国。她的整个后半辈子漂泊在十几个国家，打过**种黑工，包括当理发师、当驯狗师、做裁缝、在餐馆导客、开花店、当保姆、出租录像带等。她是否参加过一个叫“世纪之光”的疑似邪教组织，查无实证。她是否参加过哥伦比亚的一个反政府游击队，还遭遇过一次车祸，同样查无实证。“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我记得这是她多年前说过的话。
但“伊万”这个名字似乎也不是高高大山那边最后的一个，后来也消失在她的日记里，由一个代号为“D”的取而代之——到底是她的同居者，还是她的朋友，抑或她的客户或老板，不大清楚。在国外见过她三两次的大甲对D这个代号也一无所知。
D是华人无疑，也一定比她年长不少。因为照日记里的说法，他当过国民党的兵，是最后一批坐船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就算当时是童子兵，现在也该是大叔级，比小安子大十几岁吧。他曾经回忆，船离三亚港时，遭岸上的炮火猛击，差一点丢了自己的小命。不过开炮的不是共军，是国军中那些上不了船的，大概不甘心自己被遗弃，一时气不过，便调转炮口猛开了一通火。
D叔后来在南非教过好些年的油画，做过园艺，也做过生意，长期漂泊的日子里不免怀旧思乡。当时南非还施行种族隔离制度，公交车上有白人专区，设在车厢前半截，有时那里空了一片座位，有色人种也不得僭入。这一天，他照例往车后边钻，与一群黑人挤成了肉酱。不知什么时候，一位白人满脸笑容地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先生，你好，你可以到前面就坐了。”
他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对方进一步解释：“先生，你难道没看今天的报纸？”
他从对方手里接过英文报纸，这才发现头版新闻标题赫然入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他发现司机和其他几位白人也看着他，摆摆头，扬扬眉，示意他坐到前面去。他这才明白原子弹爆炸了，中国就是核大国了，从今以后他这张黄面孔就成了高等乘客，从今以后所有的华裔也可以让人高看一眼——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何其简明，何其坚硬，也何其势利。只是那些微笑的邀请者不明白，试爆原子弹的那个红色中国其实与他没关系，甚至是他多年来的敌人。他们还分辨不出不同的中国人。
“That’snotmycountry（那不是我的国家）！”他慌慌地大喊了一句。
满车人都惊诧无比地看着他。
“你不是中国人？”有人问他。
“让我下车，下车——”
他没有上前入座，而是走下车去，离开这一个他觉得进退两难无所容身的车厢，一种他没法面对的等级选择。一张报纸在他手中抖动，说不清的泪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他既为中国人感到屈辱，也为失败的自己感到屈辱，觉得自己走在开普敦临海大道上的双腿沉重如铁，一时不知该往哪里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