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乡都称“公社”。这个公社的知青散落在山南岭北，总是在赶集时才集中出现于小镇。操一口外地腔的，步态富有弹性的，领口缀有小花边但一脸晒得最黑的，或脚穿白球鞋但身上棉袄最破的，肯定就是知青崽了。他们坚守一种城市的高贵（小花边、白球鞋等），又极力夸张一种乡村的朴实（最黑的脸、最破的棉袄等），贵族与乞丐兼于一身，有一点自我矛盾的意味，似乎不知该把自己如何打扮。
每逢农历三、六、九，农民们来此赶集，交换一些土产品，以货易货，调剂余缺，大多聚集在猪市、牛市以及竹木市。知青们则大多是冲食物而来，见到甜酒，米粉，猪血汤，糍粑，包子，板栗，菱角，杨梅一类必兴奋不已。本地小贩都不大喜欢这些外地人。有人说，这些街痞子太没规矩，用磁铁块暗贴秤砣，一个钱买两个钱的货，太歹毒了。还有人说到更无聊的事：买一个包子，吃完半个后假装失手，把剩下的一半落在油锅里，气得女店主欲哭无泪：“祖宗，你吃包子就吃包子，这一下吸走我二两油呵。”
来自四乡八里的知青在这里混出了几分熟，日后不免有些走动，相聚下下棋或打打球，唱唱《三套车》或《山楂树》什么的，再讲一个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也算是超爽的文化大餐了。马涛所在的一伙来自茶盘砚，在集市上结识了另一伙，一些操纯正北京腔的知青——据说多是外交部子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通过特殊关系落户这里。
天下知青是一家。两拨落难人隔河相望，一接上头便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在小饭店里吃米粉时免不了互相谦让，争相埋单，闹出扭打的模样。“人生呵人生。”“命运不过是一杯苦酒。”“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话都很耳熟，很对味，也很伤感动人，如同江湖上的接头暗号，一听便可引为知己。
“你就是马涛那个点的？”
“你同阎小梅一个队？”
“我早就拜读过你们涛哥的文章。”
“我早就仰慕你们梅姐的诗名。”
“能认识你们，我太高兴了。”
“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听……”
一个少男和一个少女，就这样在邮政所前认识了，互相一阵打量，紧紧地握手，眼睛迸放光芒，立即解下背篓去溪边深谈。他们在柳树林那边会不会擦碰出感情火花，会不会眉来眼去进而谈婚论嫁，也尽在其他伙伴的想象中。不料大家才逛了半个集市，就发现他们怒气冲冲各自归队，情节急转直下。
少女回头大骂了一句：“骗子！”
少男也回头大啐了一口：“什么东西，冒牌货！”
伙伴们后来才发现，也许是相互期望值太高，亲密者其实最容易成为冤家仇寇。他们刚才不过是一个有关俄国电影的细节解读没谈拢，就无不痛感失望，怒不可遏，忍不住喷血相骂——知识的高风险由此可见。读书是好事吗？当然是。但读书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一不小心就在相互挑剔、相互质疑、相互教导之下土崩瓦解，甚至在知识重载之下情绪翻车，翻出一堆有关智商和品德的恶语。
不久后，一场读书人之间的口水仗再度爆发：
“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思》？”
“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
“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
“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
“说说《资本论》吧。”
“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是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
“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
“你是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玛特辽娜的家》？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
“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1984》？”
……
这种对话像打牌，各方都决心压对方一头，四连炸，同花顺，一个个都争相拍出大牌。对方读过的书，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没读过的才应该成为话题，才是缺口、软肋以及决战机会，必须一举发现，狠狠抓住，穷追猛打，打得对方晕头转向。相比之下，关于辩证法、辉格党、汉代土地制度一类辩题，是一些难分高下的死局，说起来比较费事，聪明人最好不去那里纠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还懂一点英文或法文，那么各种版本都抡上来秀一把和搅一把，正事就更没法谈了。
空气中已隐隐弥漫敌意。大概是在知识攻防上打平，擂台争雄难有结果，于是双方的比拼转向更加奇怪的科目：你犁过田？你做过瓦？你烧过砖？你炸过石头？你下过禾种？你阉过猪？你车过水？你会打连耞？你会打土车？你一天能插多少秧？你遭遇过雷击？你一次能挑多重的谷？你打死过银环蛇和猫头蛇？你知道“赶肉”与“炼山”是什么意思？你那棉袄上的补丁有我的多？……如此唇枪舌剑，相当于夸富和炫宝的颠倒版，同样是一种挑衅，一种进犯，一种排行榜竞争，一场争面子和抢风头的往死里打，一种革命和更革命之间的不共戴天，一种英雄和更英雄之间的水火不容。
“骂谁呢？”有人大拍桌子。
有谁开骂了吗？更多的人东张西望，寻找目标。
“道不同，不相与谋！”另一位站起来，气呼呼地拂袖而去，跨出了小饭店门槛，带动了另一些人纷纷起身，吓得几个和事佬左右为难。他们这一次不仅没有争相买单，而且大多成了气包子，脸上挂不住，连“再见”也免了。只有阎小梅跑出来大喊：“谁的草帽？是你们的草帽吧？草帽都不要了？”
后来，河这边有些人骂出了“臭权贵”，河那边有些人骂出了“狗崽子”，扯上各自的家庭背景，就更为意气用事了。其实双方的家长此时都是受到运动冲击的倒霉蛋，但这一方多是地主、资本家、旧职员的故事，那一方多是红色官员的故事，双方的苦情同中有异，好比财主和乞丐都牙痛，但痛得不大一样，事情不宜往深里想。
有人把马涛被捕一事，归因于对方借刀杀人——怀疑依据之一就是马涛在辩论时的傲慢曾把小梅气哭，种下了苦瓜籽。雪上加霜的是，几天后小梅在买粮的路上被碎瓷片割伤脚，一时血流如注，红透了半只草鞋，坐在路边痛得咬牙切齿一头大汗。涛哥恰巧路过这里。他不是没看见她脚下的血草鞋，不是不知道这里偏僻得前不巴村后不巴店，不可思议的是，他只是淡定一笑，“怎么这样不小心？要防止破伤风呵。”
他取下墨镜又戴上墨镜，跨过箩筐和扁担以及血草鞋，竟然一步步走远，一只旅行包在背上晃荡，消失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
“快去卫生院吧。”他最大的恩惠、最深的关切、最温柔的言语，就是回头补上这一句指示。
他以为他是谁？
这也太冷血了吧？连一条路边的狗都对血迹惊慌大叫，但一个人居然没停下来，没蹲下来，没撕破衬衫帮助包扎，甚至没想办法给伤者的伙伴们捎个口信，就这样脸厚如墙地袖手而去。他就不知道流血过多差一点要了小梅的命？即便他是“沉船派”，与“补船派”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他是人，是男人，是一个号称心系世界的男人，如果不懂得怜香惜玉，至少也要知恩图报吧？如果不懂得知恩图报，至少得有一点人之恻隐吧？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没少吃小梅那些人买单的甜酒，米粉，猪血汤……这些就不说了。有一次过河去借粮，他喷完一通理论口水，还受到对方全体的热烈鼓掌。换下来的衣服还是小梅和另一个女知青拿去洗过，小梅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也是优先他挑选。他怎么一转脸就全部人情归零？如果不联系“狗崽子”的阶级背景，这一骇人听闻的事实该如何解释？
一个常打篮球中锋的大个头，小梅的男友，将军的儿子，捎来口信要与马涛约架，一对一，徒手上，血溅五步，生死在天，地点定在河边林子里。要不是双方的和事佬多方劝阻，一场血拼也许难以避免。但事已至此，群体内部的严重分裂无可挽回。
壮志未酬，大业未竟，胡马未灭国先乱，靖康犹耻箕豆煎，呵呵呵，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有一位女知青每想到这一点就暗自流泪。同伙们发现她从此以后沉默不语，茶饭不思，要不是偶然发现她的三首旧体诗和一封遗书，差一点就听任她悲愤万分地投江明志去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一封不知出自何人的告密信，举报马涛的危险言行，算得上警察一看就要血管爆炸的大案情，引来了两台神秘的吉普车。警察直接来自省城，身穿便衣，换掉了警用车牌，大概是不想打草惊蛇，没有直扑茶盘砚抓人，只是在村外较远的路口布控，让一名公社干部去诱马涛入网，其事由是请他去“帮助公社绘制水利地图”。
这一次秘密逮捕，当然是为了撒开一张更大的网。以至村里人都不知情，好一段还给马涛记工分和分口粮，以为他不过是去公社当差了。
没有太多人打听他的归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