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书街（45）
四十五、传说中的王天官
既是改革家又是政治家，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又是玩弄权柄的政客，《明实录》中对张居正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了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他的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那个以"刚正不阿，清正廉明"著称的清官海瑞（1514-1587）对张居正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更有史学家评论，当上内阁首辅以后，张居正举荐任用的官吏，都是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小人。不知这其中有没有来自夷陵（宜昌）的王篆（公元1519-160年）？
在宜昌的相关史料中，出自宜昌的那位翰林院修编"勇于任事，恪尽职守"的王篆之所以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赏识和信任。是因为身居高位的张居正为了推行"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明史o张居正传》）的主张，以达到"朝清政肃"的改革目的，就需要一批服从自己、拥戴自己的方针政策、并能在贯彻执行中不仅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还得强力推行排除干扰、打击政敌的重要使命的官员。所以，那个出自夷陵，自幼聪颖，足智多谋，有过多地为官的基层经验，又有着京城众多人脉，还能够一方面清正廉洁，一方面巧妙敛财；对政敌铁面无私，对朋党难得糊涂，还有些八面玲珑的王篆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由于张居正的赏识，原来不过就是一名巡城小史的王篆在逐渐成为张居正的智囊、心腹和红人的同时，万历八年（公元1581年）先被提升为刑部（公安部）侍郎（副部长），接着又改任吏部的左侍郎（吏部尚书的第一副手，古称"少宰"），吏部掌管全国官员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居六部之首，位置可谓重中之重。吏部尚书又与《周礼》中的天官冢宰相当，故又称为天官，所以，在宜昌，王篆又被俗称为王天官。
在宜昌的史料中，做了吏部侍郎的王篆，正而不谲，整顿吏治，捷如风雷，清廉卓异；与厉行改革、实现抱负的张居正相交更笃，相知更深，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在《少宰王篆寿序》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江陵（张居正为江陵人）故私公（指王篆）边饷马政，吏治民隐，无疑不问，无断不成。江陵故私公，部院督抚缺者，必曰某某可；再继之，必曰某某可，各书衣袖中而后已"。
据史料记载，王篆是有史以来，宜昌走出去的最高官员；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尊称其为王天官，地方士绅和文人雅士也将他奉为"先贤名流"。有专家学者考证出，宜昌对王篆的尊崇始于清代。那部刻印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年）的《东湖县志》这样叙述："王篆，字绍芳，嘉靖乙卯举人，壬戌成进士。初知吉水县事，历官两京都御史，晋位少宰。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夙有铁御史之号。张居正柄政日，以天下才推之，殁犹荐以自代。神宗书其名于御屏。居正败，篆亦坐废。然犹拔奇士于单寒，准条编以画一。闲居无事，惟日以书史自娱。一时碑版文章，多出其手。"
和许多历史资料一样，这段溢美之词被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出版的《宜昌府志》和同治年间续修的《东湖县志》照录。直到今天，这段文字仍被不断翻译、采信，如《宜昌先贤名流》对王篆有着这样的介绍："王篆为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名播朝野0余年，号称'铁御史'。"并说"王篆虽然被诬革职，但他心*坦荡，不以名利为意。他对于那些出身低微家族不望的学子奇士，极力向上荐拔，对吏部制度和赋税法进行整理，希望有用于朝政有利于人民。闲居无事的时候，每日诵读书经史自以为乐。由于他学识渊博，书法精工，'一时碑版文章，多出其手。'"
而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夷陵地名考》中，除了增加搜集到的数则有关王天官的传说，同样也赞扬王篆自幼读书刻苦、在朝廷为官清正、爱民如子。
回眸中书街（46）
四十六、王篆的形象
在谢国先的《地方传说的形象塑造与国家历史的人物评价--以明代宜昌人王篆为例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就形象塑造而言，明代宜昌人王篆（王天官）在《东湖县志》和宜昌民间传说中是一个清正为官、爱民如子的正直官员，但是，就国家历史的人物评价而言，《明史》中的王篆却是一个卖身投靠、见风使舵的卑佞小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地方传说和国家历史评论人物的立场、视角和目的都不相同。"
在宜昌地方志中，保留了王篆八十岁寿辰时，夷陵进士雷思霈（翰林院检讨）所作的《少宰王篆寿序》，文中称赞王篆："国朝以来，楚无登太宰者，即佐太宰而总而官专且久者，亦不多得。惟公以少司寇移少宰最专且久┄┄余不敢侈言他事，而惟道公所以报国，乃天所以寿公者，今天下后世知公后耳。"
《明史张居正列传》中，也可见张居正与王篆交好："居正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黏御屏。"而与王篆大致同代的沈德符（公元1578-164年）在《万历野获编》中直接称王篆为张居正的鹰犬："江陵（张居正）初得柄亦矫矫自任，丙子已前，其设施尽自可观，自为刘台所纠，而渐用王阳城、王夷陵（王篆）等入幕，阳城以掌铨司斥陟，夷陵以少宰为鹰犬，迨夺情诸事起，而提防尽裂矣。夷陵之忍毒，不如汪荣和，而卑佞过之矣。"
在宜昌的史料中，王篆被描写成为官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名播朝野的铁御史：三十余年，虽在吏部任职，但"对军国官府大事，凡其所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时任宰相的张居正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一贯很信任王篆："对边饷马政、吏治民隐"等治国之事，总乐于咨询王篆："无疑不问，不断不成。当然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还是张居正还把王篆作为天下英才推荐给朝廷，而明神宗还把王篆的名字写在御屏之上，
在《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中记载："王篆为考功，诬孚远党拱，谪两淮盐运司判官。"而在《明史列传第一百四》中，也有这样一段写到张居正与王篆："黄凤翔，字鸣周，晋江人。隆庆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教习内书堂，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之。《世宗实录》成，进修撰。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杖诸谏者。凤翔不平，诵言于朝，编纂章奏，尽载诸谏疏。及居正二子会试，示意，凤翔峻却之。当主南畿试，以王篆欲私其子，复谢不往。屡迁南京国子祭酒。"
说的是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其中长子敬修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参加会试落第，张居正很生气；三年后他的仲子嗣修却高中榜眼（一甲第二）。史料中说，张嗣修参加殿试时，其父张居正要求回避，作为殿试主考官的万历皇帝却说自己是皇帝："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而且说了句大实话："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于是，再过了三年，也就是万历八年（公元1581年），六年前落第的张家老大敬修和老三懋修一起参加会试，双双成为进士，而且老三还是新科状元。虽然有皇帝的照应，有部下的奉承，但在张居正当权时，如此高密度地让自己的儿子中进士，而且名次靠前，天下士子当然会忿忿不平。可也止不住一些人趁机吹捧。比如一副对联写的是："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说的就是张家的盛况，而王篆的儿子也在自己父亲的关照下，自然鸡犬升天，高中*榜。
神宗朱翊钧当然会是真心诚意地"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居正的长子敬修进士及第授礼部主事、次子嗣修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三子懋修状元及第、四子简修承荫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五子允修承荫为尚宝司司丞，惟六子静修年纪尚幼未授职司。所以，当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公元158年）去世时，京城内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张公若不身亡，四官定作探花郎。"这是因为第二年又将是天下举子会试京都的年头，不出意料，张居正的四子简修也将会高中科甲，只是由于他的遽然去世，张家诸子的青云直上之路才嘎然而止。至于后来查抄张家、捶打鞭笞其家人之举，那已是另外一件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