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我觉得我们俩挺无厘头的，想到哪儿问到哪儿，这样就会有一些惊喜出来。事实上我们也做功课的，但藏在口袋里，不到最为难的时刻都不用。
鲁豫：一般功课都是偷偷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蔡康永：对，我跟小S不太在事前沟通我们采访时要干吗，所以常常上台才吓一跳。比方说我今年主持金钟奖，我要放一头大象在我的肩膀上，她就会说要放她妈妈在肩膀上，就是那种你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东西，可是就会冒出来一些完全没有讨论过的东西。其实小S总是给我无穷惊喜，因为她总是会迸出些火花来，是没有办法预料到的。
鲁豫：其实当主持人有时候有些问题你是必须要问但又很难启齿的，一开始心理上像瓶颈要突破它，你是怎么突破那个关口的？
蔡康永：我自己觉得，来宾来上我的节目是真的很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不觉得自己可以不礼貌地对待别人；可是我也一定会跟来宾讲好我要问哪些事情，我不会避开哪些问题不问。
鲁豫：你会事先跟人家见面的？
蔡康永：不会，我的制作人会去讲。我的制作人一般会说，如果不能谈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录这个影了。所以来宾如果愿意来，就表示他认同这个标准。我讲这个是指《真情指数》，我觉得他既然敢来，那么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是准备好了要应付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比较好玩的事情恐怕是在他把他那个准备好的“标准答案”丢出来之后，你是要停止呢？还是要锲而不舍地继续钻下去？
我自己问问题的方法有的时候是靠死缠烂打，比如要是我现在问一下，而来宾显得很为难，并讲了一个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答案想要把它避过去，我就会在心里面记下来他这个问题没有答，然后过了五分钟我就会再提出来问。有的时候因为他也觉得被你问了好几遍不好意思，借口也用光了，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被问昏头了就讲出来了。我在做《真情指数》的时候，是一直看着我的来宾的。我自己有问过朋友们，一个人若是一直被人家用眼睛直视着、盯着，大概四十五分钟之后就会头昏了，就开始精神涣散了，所以我就习惯一直盯着人家。
鲁豫：作为一个传媒人，你是一直特别保护自己生活的吗？
《康熙来了》是一个转变，《康熙来了》之前，蔡康永：你可以看到大家比较把我当另类的人，比如《两代电力公司》和《真情指数》，在台湾都绝对不是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它只是很有话题而已。但那个时候的蔡康永就被媒体当成一个异类，似乎你就是文化圈的人，而你不小心到电视圈来做了两个节目而已，所以那时没有什么人会窥探你的生活，也对你的八卦没有兴趣。可是《康熙来了》之后，记者们完全不愿意把我再当成原来那个自由自在的人，似乎是“你已经踩到战场里来了，那你就得接受炮火”。他们就开始以同样的规矩对待我，我开始时候很不习惯，因为原来我真的爱干嘛就干嘛，我在节目里面做很多好玩儿的事情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妥。可是《康熙来了》之后，就会被检查得比较厉害，而且就会开始被跟拍。
鲁豫：开始挖你的故事？有狗仔队跟着你？
蔡康永：都会有。
鲁豫：他们一般都怎么跟你？
蔡康永：我不太能发现，我常常第二天看到报纸都没有料到那个时刻被拍到，真的。因为我生活很无聊所以也无所谓，拍到的都是无聊的画面，就没有那种醉倒在街头或者正在马路上上厕所这种事情。
在演艺圈炙手可热的蔡康永，他的性取向也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他第一次承认自己的性取向是在参加李敖主持的一个节目中。
蔡康永的男朋友叫刘坤龙，现在在一所大学担任英文老师，在一次蔡康永的书展中，男友的照片公开发布在展览的海报上。为了避免被人认出，还用了曲家瑞这个名字，没想到还是被媒体的朋友发现了。这个男友的故事也同样被蔡康永写进了散文集《那些男孩教我的事》中。
活得挺真实、挺透明的。鲁豫：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我觉得在台湾那样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环境里面，能那样做是挺勇敢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