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总是给祖父盖挺厚的被子。我怕他焐热了，给他揭起一点被角。祖母在我身边做那种盘花的纽扣，有时候她会看似不经意的、零零星星地问一点深圳的事，我不多说什么，她也便不再细问，她用眼睛的余光看一看我，又怕我发现这种探询式的注视，显出有些小心与谨慎，倒像是自己做了错事似的。
老屋里很静，适合疗伤与思考。我坐在那里，有时候简直就能看见时间从眼前走过去的样子，太阳在窗台那里升起来，升得老高，接下来却很快没了劲头，窗格子那里透进来的光格也是模糊不清、暧昧不明的。时间在凝固中行走，就像褥疮在祖父的背上行走一样，那褥疮在不断扩大，谁都无法阻止这伤口的扩大与蔓延。我和祖父在老屋里，与老屋里的时间一同行走，它有时候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上片刻，接着又被祖父的呻吟声所惊醒。
我在深圳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时间这种东西。它已经融人到每条高速公路、每幢直入云霄的写字楼，甚至天空中的每一片云彩中去，我上班的那个公司里，每个办公室都挂着大钟，它们从来都没有停过，从来都没有慢过。我已经忘记了时间竟然还会有生命与人情味。
我每天都午睡。睡得昏昏沉沉，就像死了一样。祖父也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午睡，他其实也无所谓午睡，他每天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就像婴儿一样。午睡过后，我便起来写一点东西，我想把一个听来的故事写成小说。那是有关“背叛”这个主题的。
故事讲的是，在公园的长発上，有两个老人。他们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有时候能碰上有时候不能碰上。其中一个老人年轻时曾被敌人抓到狱里去，他受了种种折磨，几乎什么折磨都受过了。
他的女友来看他，叫他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能辜负了同志们的期望。他拚命地点头，并且说，只要一想到你我就能挺住了。一天，敌人又把他叫去审问。他们拿出一只木箱，让他打开。他一打开来，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箱正在蠕动着的毛虫。他差点晕了过去，浑身的肌肉都发白抖动了起来。他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怕，蛇、蜈蚣，再凶猛的动物他都不怕，他只怕毛虫。等他清醒过来，女友、爱情，一切的一切，全都飞得烟消云散，他的眼前只有那一箱的毛虫，他终于说了，对敌人说出了一个不是太重要的细节。他停顿了一下，如果这时敌人追问，恐怕他还会说得更多的。说着说着，他从恐惧中渐渐恢复过来，而敌人却也没有再接着追问。
出狱后，他的女友和他分了手，她哭着说，什么革命信
仰，你连发誓说的爱情，说想到我就能挺过去都做不到！他没有分辩，既然已经叛变了，分辩也是没有用的，他没有说过毛虫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他在寂寞和平静中过着下半生。有时候，他也会想到，毛虫的事，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那就是老王。
在公园里他经常会遇见老王，他们两个经常坐在面对面的两条长凳上。老王也老了，他们两个看见，有时打一下招呼，有时不打招呼。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老王说的，老王也清楚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但是谁也没有讲明。他知道老王的境遇也并不好，老伴死了，儿子对他不好。而他自己因为老王的告密，一辈子就给毁了，但是一辈子没给毁掉的人，在“文革”中的境遇却仍然很不好，所以这样想想，他又并不是太恨老王。时光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有一天，他对面长発上空了，空了几天，有人告诉他说老王死了，就在前几天，突然地死了。
我一直想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但在表达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地方出现了障碍，那仍然是关于“背叛”这个词的。那里面彷佛存在隐情。在“背叛”这个具有相当原则性的词语背后，突然出现了人性这个中性词，并且涌现出大量的令人猝不及防的生存境况。出卖成了情有可原，成了生存与活下去的依据。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表现这种生存状况的两难，把它归之于善、恶，还是把它推向更为深邃莫测的人生大背景？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