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三十年代住上海虹口区，那时是日租界。他取“租界”两字的各一半，用来做书名。至于“亭”字，是否含有亭子间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近读他收在且介亭书里的杂文，居然就一个题目，从195年的4月14日持续到这年的9月1日，半年时间，一口气写了七论“文人相轻”的文章。这在他的著作中，如此专注于一个话题，是比较少有的现象，足见这个题目的可谈性。
一谈起文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先想到“文人相轻”这四个字。这也是对古往今来的文坛状况，一个比较接近于准确的描写。文人爱犯酸，王渔洋就管文人曰酸丁。这些人十有八九，瞧不起同行，真正不道人长短者，百不及一，这是事实，不能怪曹丕将它总结出来，而成为疵病文人的口柄。
细加考较，任何时代的所谓文坛，总是由少数大师级的文人，和多数非大师级文人组成。在后一类作家中，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者，尤其是热衷于自恋和积极于排他。也就是曹丕所说的“谓己为贤”，最爱生事的一群。文坛由于有这些人，才热闹，才有戏好看，才生出派别，才恩恩怨怨不解，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松嘴。
这七篇文章，汪洋恣肆，鞭辟入里，对三十年代海上文坛，进行了无情的剖析。现在从《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里，了解到文章背景和始末概况，知道事情是由于林语堂先生引起的。他对于当时文学运动中出现的论争，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律抹杀之日“文人相轻”。把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是非，统归于“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的简单结论中，然后各打四十大板，“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显然是偏颇而且带有高高在上的审判官语气，鲁迅先生自然要反弹的。
但是，如果撇开当时中国社会的革命与非革命之争，撇开当时文学运动的左翼与右翼之争，若仅就文学谈文学的话，一些作家在那里“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因此，林语堂先生的描述，要是用在这些人身上，应该说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他将这种“文人相轻”的诟病，追探到心理角度，“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不能不说是真知卓见。林先生所说“取媚于世”，其目的，很简单，就是猎取虚荣。由于深感自己创作实力，已经衰弱，已经不振，已经不可能获得想要的名声，有吞象之心，无缚鸡之力，总眼红别人洛阳纸贵，不承认自己才尽江郎，于是，只好以相轻之道，把比他强的同行一笔抹杀，然后“谓己为贤”，来找心理平衡了。
宋代王巩的笔记《闻见近录》里，记载了一段有关苏东坡的文字，倒有些启发。他说：“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众人曰：苏轼真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止。”
李定，字资深，在安徽寿州做地方官时，苏轼到颍州看望弟弟苏辙，路过那里，也爱舞文弄墨的他，设筵招待。“使君惜别催歌管，村巷惊呼聚狻猴”，就记叙了这次唱和雅事。后来，此人攀附上王安石，调到中枢，成为御史，就成一个上蹿下跳的小人。向宋神宗上书检举揭发苏轼的，有他一个。苏轼押到开封，是他来鞫审这个案子的。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一心想把苏轼整死。这样一个心毒手辣的文化恶棍，而且还是一个母死不报丁忧，被视为败类的人，在大庭广众问承认苏东坡是“天下奇才”，所以王巩才感慨，“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其实他不了解，如果李定志在文坛，那就必然要较短长，能不能持此公论，恐怕就要打问号了。
所以，惟文人好相轻，也是事实。但是，如果短是真短，长是真长，以长轻短，也是活该，无可厚非。但这其间，有的并无所长，而轻人之短；有的以其所短，而轻人之长；有的长短不识，而信口雌黄；有的矮子看戏，而随人短长。这些撇着嘴，把别人轻得一无是处的勇士，他们在对着镜子照自己尊容时，像《红楼梦》里的贾瑞，不看自审自省的那一面，而总是看自溺**的那一面，结果自然是贻人笑柄，出尽洋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