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的《思痛录》问世，其中写到大跃进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怀来的情况，颇引起过来人的一些思索。
回顾往事，难免嗟叹，但那一年的热火朝天，可以说是五千年历史上都少有的浪漫岁月。老实说，中国人的想像力，不算十分丰沛，但这一年却是亘古未有的驰骋飞扬，达到异常发挥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干，人之能动性超常发挥，是中国五千年史上的第一次。
那时，我已被定“右派”，已属五类，已被劳改，已不成人民一分子，这种全民的想所非想，为所欲为的热潮，似应与我无缘。但我随工程队转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广铁路沿线的炼铁盛况，我为那满天红的盛况，激动得泪水都流出来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一定会为地球上中华大地的几千万只炼钢炉，而吓得心惊胆破。所以，别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每一只炉子，都在把好钢炼成废铁，消耗了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泪，全白搭了。
如果说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右派”载入史册，整人的和被整的，在总人口中终占少数；而1958年的大跃进，则是一个把亿万人都卷进来的运动。行程一路，红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边天都烧得红彤彤的，炉光烛天，热焰熊熊，钢花飞舞，那份狂欢节式的热流，确如那部《红旗歌谣》里的第一首诗写的，中国大地上涌动着“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的声势。1958年的中国人，恨不能一个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哪怕是常识上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学极限的奇迹，也要一一地创造出来。
那本经郭沫若、周扬编定的满是豪言壮语的诗集，如今几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来，也有一点羞答答的感觉。虽然，泡沫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可大呼隆的泡沫文学，则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现在，也难断根，还有乐于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搅肥皂沫。但《我来了》这首民谣，你不能不承认，还是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大跃进时代的狂热色彩。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即使是笑柄，这首诗也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宠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商业炒作之作，恐怕连当笑话的“光荣”也说不上的。
现在，已记不起当时何以一时心血来潮，展开这次浩浩荡荡的全民诗歌运动，而居然成为政府行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敢想敢干的勇气。当时，好像作为指标，每一个县团级单位，要出一个郭沫若。任务下达后，我劳改所在的工程队，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队长，把我叫去，此人说话直率，要我将功补过。“你给我们弄一个郭沫若出来！”我听了以后，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诗人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正如时下长篇小说可以量身订做，命题作文，添加作料，爆炒出锅一样，稍有文学常识者，都会感到滑稽可笑。但戴罪之人，岂敢异议，也就奋力为之。结果，虽造不出大诗人，但给工人老大哥代写了不少顺口溜，四六句，快板诗，一时间里，写诗成了我的正业。于是，我得以脱产，专事诗歌生产的批发业务。
近年来，我偶尔还能写几句白涛式（王蒙语）的打油诗，恐怕是那一时期打下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好笑，上班作诗，下班作诗，吃饭作诗，就差上厕所也要作诗了。然而当时，大家都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每天电话向上级汇报，日产诗歌若干若干。社会的狂热，一旦渲染开来，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挟持着大多数混混沌沌者，搅进泛滥的浊流中去，而且，即使有头脑者，也不可能于赫赫扬扬的声势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从《思痛录》，我们知道韦先生也是后来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纯朴无邪的桃花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