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7月，一位法国作家被法庭以诽谤罪，判处徒刑。就在宣判的当天，他跨海逃亡，在英伦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这位作家，就是左拉（EmileZola1840—190），作家被弄到对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在今天的先锋文学圈子里，这是个已经少有人谈起的名字。
左拉逝世，距今不足百年，读他那些曾经辉煌一时作品者，已寥若晨星。想到时下一些作家，认为自己已经传世；或一些捧家，认为某些作品已经经典，都是不怕大风扇了舌头的过甚之词。
文学的不朽，是由坐在书斋里的几个人，交头接耳就能决定的吗？050年以后的读者喜欢读什么文学作品，能以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为标准吗？我们到饭店请客的最起码的礼貌，总是要把菜单递给客人，请他点菜吧？如果一个主观的主人按他的好恶决定了几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诺曼地那种臭不可闻的奶酪，非强迫你吃的话，你会欣然地坐在那里吗？
左拉一生的目标是追赶巴尔扎克，直到他最后死于煤气泄漏，由二十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他的类似《人间喜剧》式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法国作家巴比塞说过：“在左拉眼里，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我们时代的武器’，如同悲剧是十七世纪的武器，诗歌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武器一样，他说：‘长篇小说的灵活框子可以把全部知识的总和都包容进来’，‘长篇小说——这是随心所欲的东西’。”
这位长篇小说领域中进行过写作实验的大师，时下，持现代派观点和只不过标榜新潮的作者或读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的文学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谁，他曾写过些什么，现在忽然提到了他，和从箱子底下翻出来的四个吊兜的涤卡中山服，国防绿的洗得褪色的军便服一样，至少有种老古董感觉，背时的感觉，这大概是不会说错的。
文学是个市场，和服装一样，流行什么，滞销什么，是个使神经脆弱的作家，像没头的苍蝇东碰西撞，足以忙得五内俱焚的问题。有的作家，财源滚滚，炒作成瘾，有的作家，枯守寒窑，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这种不平衡，大概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随便举个例，同是外国作家，同是在名字中间有个“拉”字的，那境遇也是黄泉碧落，上下迥异。譬如那位杜拉，譬如那位昆德拉，其吃香走红的程度，可就大大地让左拉感到惭愧。杜拉因为和张爱玲一样，由于在前不久香消玉殒的缘故，突然走俏。不但她的书好销起来，连由香港演员饰演男主角的《情人》VCD，也卖得不错。至于昆德拉，那更是一直被敬若神明，受到众人顶礼膜拜的。甚至拉美文学，只不过沾一个“拉”字的光，也在文学市场上被看好。因为流行和时尚，有一股裹胁愚盲的力量，会诱使那些轻信者、追随者，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老赶”之辈，会不由自主地趋之若鹜。其实，拉美作家中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相当“柴”的。最近召开的国际西班牙语大会，巴尔加斯·略萨不就指责一些作家在使用垃圾语言吗？因此，杜拉也好，昆德拉也好，狂捧嗜痂者，固大有人在，持相异评价者，也大有人在的。
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被煽动，和中国人之喜欢看热闹，喜欢一窝蜂，喜欢大呼隆，喜欢起哄架秧子有关。
清末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一夜之问，京城津门，神坛遍地，磕头烧香，扶清灭洋。那些信徒坚信大师兄所言，念了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哪怕后来在武清县，在垡头镇的交火中，证明了敌不过洋枪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击毙，倒地不起，还不承认符咒不灵，声言系死者不够心诚所致。所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则统计数字，说中国每天有六千万人在如火如荼地大练气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其实是缩小的说法，包括我认识的几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几位走火人魔的编辑，说现在神州大地上流行着当代义和团癔病综合症，不算过分。于是，我想，拉美文学，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着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托，有的是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只不过矮子看戏，人云亦云，众人说东，不敢说西的从众心理的惯势罢了。（未完待续）